教学小组，是当前国内各高校中“教研室”这一基本组织形式的前身，最初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侯外庐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发起设立的。教学小组的设立，初衷在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校历史教师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进行重新阐释，既是高校历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重要改革举措，也适应了当时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需要。从１９５０年开始，各教学小组在历史系成立后，以集体备课、小组听课、师生座谈以及辅导课等形式开展日常教学活动，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得到教育部认可的高校教学改革典型案例，其经验被向全国高校推广。本文试就教学小组设立的背景、运行机制、活动效果与社会影响等方面略作讨论，以对其在新中国建立后高校教学改革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历史教学小组的成立、构成与运行机制

自从１９１２年改名为北京（北平）高等师范学校以后，北师大逐步开始确立现代大学体制，在各种教学活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因素，其中的“教员研究室”，可视为后来教学组织的雏形，“由主任或专任教员轮值主管，备学生之疑问，及研究学术之趋势”。而在历史系设立教学小组，则始于侯外庐先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时期。这一教学组织因何设立？胡建华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是教师们感到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至于为什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以及为什么是设立教学小组的方式，胡先生并未论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直接促使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系设立教学小组的，应该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所设立的互助学习小组，当时担任侯外庐先生助手的刘淑娟对此事曾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教学小组之所以能够设立，除了侯外庐先生的大力推动之外，一些新加入历史系的教师有提高教学水平的愿望，在校学生对新知识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动作用。“刚解放时，同学否定了旧的东西，要求学习新理论的情绪极高，对于很多教师表示不满，而教师自己也苦于不能掌握新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感到苦闷，对前途缺乏信心。”究其原因， “除掉教学上的技术因素外，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研究史料，则是根本原因。”

（侯外庐）

新中国成立伊始，改造师生的思想便成为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１９４９ 年１２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大学课程改革的重点是加强“革命的政治学习”，其中最关键的则是“打通教员思想”。而在历史教学中，一个迫切任务就是“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思想和体系，建立起中国通史教学的新体系和新思想”。因此，侯外庐先生推动设立的教学小组，虽然初衷是为教学改革服务，但就其实质来说，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需要，亦即要使历史系教师“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研究史料”。

据北师大现存教务档案，当时的历史系共设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四个教学小组，它们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学年的第二学期开始正式运行，在一年时间内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通史教学小组是四个教学小组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通史的教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学内容也不完整，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中的中国通史教学也基本上是空白， 因此“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刚成立时的工作完全处于摸索状态。小组由白寿彝、陆懋德、张云波、陈述和刘淑娟五人组成，其中白寿彝担任组长， 陆懋德为副组长。教学小组所确定的教学法被称为“小组教学法”。据现存教务档案以及刘淑娟、何兹全、杨钊、龚书铎等先生的回忆， 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运作方式和具体做法大略可分以下几方面。

首先，审查、讨论并通过教学大纲。主讲教师把所讲授课程的内容、重点和进度提交给教学小组审查，通过集体讨论和反复研究，丰富完善教学内容，并确定教材取舍。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保证教学内容和质量，二是为了改变教育理念与方法，逐步消除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旧传统，促进教师的思想进步。当然，教学小组的运行，也不是一开始就能顺畅无碍的，对于集体讨论的方式，大家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也会担心当面提意见会伤及感情。对此问题，侯外庐先生耐心引导，使老师们理解了建立教学小组的宗旨，以及新时期建立教师之间新关系的必要性。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学小组的工作开始有了进展。小组内有了学术讨论，对于不同的学术见解，比如奴隶社会问题等，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既缩小了分歧，也没出现“伤感情”的情况。

其次，小组听课制度。为真正了解教学小组工作的效果，侯外庐先生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了解同学们对相关课程的反映情况。随后，侯外庐、白寿彝等动员小组内各位授课教师互相听课，取长补短。于是，教师的授课讲稿基本做到了年年修改，如何兹全先生任教的魏晋南北朝史这一阶段的讲稿，几年积累下来竟有一尺多高。总的来说，小组听课制度的施行，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互相学习，同时也有利于相关课程的紧密衔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更换主讲教师带来的不适应，广大学生受益良多。

再次，师生座谈。在教学小组创立初期，侯外庐先生先后两次组织“教学总结座谈会”， 主要包括问题解答与讨论、教学情况检查并提意见、大会检讨等环节。这两次座谈会，侯外庐先生都亲自参加， 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相对于此前师生长久不相往来的情况来说，这种形式的座谈会确实有创新，也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广大师生思想进步的表现，也是大家共同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

最后，辅导课制度。针对学生知识结构和读书理解方面存在的缺陷，教学小组规定教师在固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辅导，后来又将辅导课列入课程表。

与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相比，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在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该小组成立时，还没有专门的授课教师，主要成员包括王真、张云非、刘立凯和缪楚黄四人， 王真任组长。四人都是北师大从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聘请的，而非北师大全职教师，显然这与近现代史课的特殊性以及新形势下在思想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有直接关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的运作方式大体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在教材准备方面，小组成员共同搜集材料、集体研究后再共同确定教材取舍；在听课制度方面，以一人讲授为主，其他人随堂旁听，并在课后提出修改意见，不断补充修正授课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采用“批判式教学法”，亦即“在指定参考书时，除指定观点正确的外，并有意地指定二三种反动的书籍”。通过阅读、讨论、批判，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

世界通史教学小组刚成立时，成员只有罗志甫和李飞生两位教授，两人基本只是在教学提纲上交换意见。后来又有马特、穆广文两人加入小组，并与中国通史小组一样配备一名助教协助工作。尽管小组有所扩大，在讨论提纲、制定教学计划上也有所进步，但总体上发挥作用比较有限。

中国史学史教学小组，由陈述担任组长，主要成员包括白寿彝、侯外庐两位先生以及一名助教。由于白寿彝和侯外庐两位先生主要忙于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相关事务，再加上中国史学史是个新兴的学科，相关的教学活动并没有真正开展。

二、各种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其成效

北师大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第一次师生座谈研讨活动，受到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篇长文，详细介绍了此次师生座谈会的情况。“白寿彝教授致词后，即进行讨论。讨论的问题是由同学互助小组漫谈提出再经过教学小组整理，分为四组。讨论时，首由教学小组的先生解答，然后让同学提出疑问、辩驳，展开争论，态度严肃认真，一点不放松。”值得注意的是，有学生在讨论中“指出先生还没有完全深入的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看问题”，有小组则向教学小组建议说“应该多用科学方法分析过的唯物观的史料”。除了讨论学术问题之外，“在检讨教学情形时，史二、史三的班代表都直率的诚意的批评了教学小组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于学生们的批评，白寿彝先生表示完全接受，“教授们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丢掉了过去一般教授的自高自大的架子，使人深深的预感到教学进步和教授改造的光辉的前途！”这场座谈会的成功召开，为此后教学小组各种活动的开展树立了一个可以效法的样板。

（白寿彝）

由此次座谈会来看，无论是教学小组中的教师，还是参加座谈的学生，都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其实从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在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组织的这次座谈会之前，思想领域中的相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了。以担任教学小组组长的白寿彝先生来说，其思想领域的转变为此次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白至德先生后来曾回忆说：

当时，教学中的一个迫切任务是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教学思想和体系，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教学思想和体系。这是一件从来没有作过，但十分重要的教学任务。当时的教师在解放伊始， 刚刚接受新思想，又刚刚开始初学马克思和毛主席著作，面对这新的教学任务，兴奋之余便是更多的困扰与思虑，大家都处在初级阶段。父亲率先主讲中国通史并逐渐探索、开拓和实践新的教学工作。这是父亲开始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并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对于历史教学与中国通史的整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

由白至德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设立，是为适应建立“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教学思想和体系”与“建立起新的中国通史教学思想和体系”的需要，更是为适应加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高校中的地位的需要。这一设想，侯外庐先生在提出设立教学小组之初就已经成型，白寿彝先生则是此一设想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应该说，此次座谈会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目标。正如《光明日报》援引陈述先生所言：“这是通过业务学习并有政治教育意义的会，使我们的思想提高了一步。”也正如该报评论所说：“这是师生共同依靠群众集体力量解决学习问题、改进教学使走向集体教集体学的一个方式， 这是改造师生思想、使能进一步的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的新方向。”

在侯外庐先生的组织领导之下，类似的以教学为主题的座谈会又进行过一次。而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和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还组织过多次不同内容的座谈会。此项活动，前两次由侯外庐先生主讲，“主旨在根据马恩论中国的理论，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历代的土地所有问题与社会制度，指出阶级斗争的实际内容，求与社会发展史结合；并批判对于历来土地问题的不正确看法”；还计划“每两周开会一次，由教师们轮流报告，然后大家提出意见进行讨论， 以便有计划、有系统地建立正确的基本观点， 批判各种不正确的理论”。显然，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组织的这些座谈会，就是为了实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史料、批判事物这一目标，由此促进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的紧密结合。因此，座谈会上讨论的具体内容，也大都与这一主题直接相关。

通过集体研讨，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在较短的时间内拟定了比较成熟的教学大纲。白寿彝先生于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９日所作大纲“附记”中，对大纲的形成过程作了简要说明：首先， 以上年度讲稿为基础，经过修订，形成草稿；然后，提交教学小组例会进行讨论，再由小组内的侯外庐、陈述、陆懋德提出书面签注意见，张云波提出口头意见，白寿彝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  修订成稿后，侯外庐、张云波又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才形成“讲授总目”。从大纲的拟定过程来看，基本上实现了教学小组集体备课研讨的设想。而大纲中所设定的教学目的，可以大体分成两大块：一方面， 通过讲授， 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熟悉祖国的过去， 熟悉祖国人民的伟大，更好地开展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前途的信心”。这份教学大纲中关于中国通史教学目的的表述，已经具备了基本而明确的框架，体现出与１９４９年以前不同的特点，并被国内各高校沿用与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中气氛相对热烈的座谈、研讨活动相比，其他几个教学小组的类似活动虽然要少一些，但也各有特点，《光明日报》还报道过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的讨论活动：

在各单元结束时，并根据需要布置讨论会或检讨会。讨论会前，首先由先生发下大纲及参考资料，使同学从原始材料分析着手，然后，配合互助小组漫谈，互相督促作发言大纲，进行分组讨论，这样就使同学把比较零碎的见解变得更有条理更有系统。对不正确的看法又有批判和纠正的机会。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的讨论会，程序比较清楚合理。而由于讨论内容是会前就由小组的相关教师确定下来并散发了大纲和参考资料的，讨论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之所以如此， 与近代史教学小组的人员组成有直接关系：组长王真先生１９４７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任教育研究室、党史资料室编辑，研究方向主攻中国近现代史，  并在北师大讲授中国近代史等相关课程。其他成员也基本都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机构任职的机关干部， 既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又具有利用历 史唯物论进行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党史研究的优势， 政治理论素养比较高， 而且能比较好地处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在四个教学小组中，中国通史小组成立最早，开展师生交流活动最多，随着组织与制度的健全，小组例会基本上实现了常规化。从１９５０年３月到６ 月初，小组共组织过１１ 次例会。与大范围的师生座谈会、讨论会相比，小组例会参加的人数少，主要是教学小组的教师和各个班级的学习干事。例会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常规化的，主要包括：修正每一单元的教学提纲；讨论研究同学提出的问题；搜集同学对于教学各方面的意见，如观点、方法、教学进度、参考书等问题；组织领导与检查学生学习；指导四年级同学实习小组试教。在例会上，教师经常“学习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学生提出的问题；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团结全体教师，不断的总结经验，推动教学”。

除了座谈会、小组例会之外，还有针对学生的专门辅导活动。通过两次教学总结座谈会上的学生发言，侯外庐先生看出尽管学生都很努力，也很用功地钻研问题，但是还没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在阅读古文和选择史料方面还有明显的不足，需要教师进行具体的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辅导制度也因此开始建立。当年在北师大历史系读书的龚书铎先生后来也曾回忆起接受教师辅导的情况：

在规定的时间里，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辅导，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包括如何阅读古文和分析史料等。侯先生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白先生对此也很重视。白先生当时给我们班讲明清史，除去讲课外，学生要做作业，其中有古文标点断句。我记得班上印发过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当时是刻蜡版油印的，不像现在这么清晰， 都没有标点。白先生给我的卷子做了批改，打了个A-。这份卷子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丢失了。

通过这种制度化的辅导，历史系教师和学生接触的机会比以前明显增多了,师生关系更加密切。由于学生能够得到教师的个别辅导，学生学习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了。

从１９５０年３月到６月的短短三个月时间中，《光明日报》对北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改革连续做了五次报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集体教学受到欢迎》（３月３１日）、《开展师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介绍北师大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召开的师生座谈会》（５月７日）、《改进中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关于历史系教学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参考资料之一》（６月３日）、《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践》（６月７日）、《师大历史系的集体教学实习制》（６月１０日）。一个师范类高校基础教学单位的教学小组改革竟然受到如此重视，显然大有深意。作为教学小组重要组织者的白寿彝先生曾对教学小组的作用进行评价：

首先，应该指出，历史课的集体教学完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在中国通史的教学上，这种需要尤显得迫切。老实说，这些年来，学中国史的朋友们都还在断代研究、专史研究、专题研究的阶段上，谁也还不能把整个的中国史，上下数千年， 自经济、政治以至于文化中的各门类，都理出一个相当清楚的头绪来；更加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处理中国史料，这对于我们这批开始学习理论的教师，更是一件艰巨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集体教学，依师大历史系中国史教学小组近三个月来的经验看，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上面这段话来看，白寿彝先生对教学小组、集体教学的作用和效果在总体上是比较认可的，而这也是基于他对此前北师大中国通史课程教学总体情况的清醒认识。一方面，从事通史课程教学的教师，其学术研究范围都是有限的，一般没有能力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精深的研究与把握；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通史的教学，也需要相关教师积极学习这些理论。总体而言，尽管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北师大历史系的教学小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国内高校教学改革探索中的典型代表。

三、教学小组改革在国内高校的推广及其影响

侯外庐在离开北师大、出任西北大学校长之后，继续在西北大学推行以教学小组、教研组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并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重视，其在北师大和西北大学的改革经验也被教育部推荐给全国其他高校。１９５０年９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高校教师应该“努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及研究工作，应就各项主要课程，组织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师实行互助，改进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随后， 国内各高校纷纷设立教学小组和教研组，并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继北师大之后，清华大学历史系也在政务院发文推广之前于１９５０年夏设立了教学小组。以中国通史小组来说，其主要做法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就通史中所涉及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教学方法进行经验交流，草拟并讨论各历史阶段讲授提纲，还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两校教学讨论会，每月交流教学经验。二是由专业教师作专题报告并讨论。随着教学研讨活动的深入，１９５１ 年， 清华大学历史系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与中国近代史教学小组合并。与最早进行教学小组探索与实践的北师大历史系相比，清华大学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运行具有自己的特色， 而其与北京大学的联合研讨活动，也是值得重视的创新之举。

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学组织，也是１９５０年夏之后开始成立的，而且是教研组和教学小组两种形式并存：因中国通史课程教师人数较多，故成立教研组； 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等则成立教学小组。中国通史教研组在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度第二学期的工作总结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具体工作方式：第一， 集体讨论教学提纲与讲稿内容，规定每周六上午开展讨论活动， 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实与改进教材内容；第二，针对教研组刚成立时教学活动流于形式的状况，逐步完善集体听课制度；第三，为了改变原来学生问老师答的单调、不全面等问题， 开展学生辅导制度，主要包括教师指导下的集体自学、课堂讨论与教师点评、一年级新生“生活检讨会”、组织学生互助组等形式。至于存在的问题， 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认为各教学小组的“形式化”倾向比较突出，“实际上都是一些形式，为了应付教务处而设立的”。虽然学生与教师是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但这一评价确实暴露出教学小组等教学组织在开展教学活动中的缺陷与不足。

除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之外，华东师范大学在吕思勉先生调入后也组织了中国通史等教学小组，编写了《中国通史教学大纲》等材料，吕先生并言：“华东教育部高等教育处为谋文法学院基本课程的改革，特组织中国通史教学小组，进行集体研讨。１９５２ 年１月１２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诸君都主张先试拟几个教学大纲，以作讨论的依据。不佞在解放以后， 是未曾讲授过中国通史的，但对于这一科的教学，却有一些意见，谨陈其说，以求同组诸君及海内贤达之赐教。”概而言之，多数京外高校设立教学小组的时间要晚一些，显然是教育部将北师大经验推广以进行教学改革的产物。

由于侯外庐、白寿彝等先生的重视与身体力行，北师大历史系的教学小组在短期内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迅速被推广到国内多所高校，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意义，并对以后国内高校教学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因时间短促，其在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也值得重视和分析。

首先，北师大历史系各教学小组的成立，其出发点是适应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教学内容与知识体系的需要，而教学小组成立后的确起到了这一作用。处于新旧意识形态更替中的学生群体也对当时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提出了质疑，客观上对这一改革起了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历史系主任的侯外庐先生借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互助学习小组的经验与做法，创造性地将党组织活动与学习的方式引入到历史系中，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学习与研讨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系师生的共同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历史系教学小组的成立与运作，“对推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旧的史学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国内高校的推广，也可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先声。

其次，历史系教学小组的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师生交流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并推动了教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在全国高校历史教学改革中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总体上说， 各教学小组的教学活动，既有小组内部教师之间的沟通协作，也有师生之间就课程本身以及部分热点理论问题的交流讨论。前者改变了以往授课教师往往各自为政、互不交流的局面，后者则促进了课程内容的改变与体系化，课程教学中的理论性、学术性，使青年教师群体迅速成为本专业的骨干力量。在教学方法上，白寿彝先生重视集体教学、鼓励学生参与，还在《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副刊发表文章，对史学研究、历史教育、历史教学、历史教材的编写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于指导当时的历史教育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再次，教学小组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也为此后教学组织的改进与教研室的设立积累了经验。各教学小组的设立与运行，对于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学效果的改善、师生交流的促进无疑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如组织相对松散、教师队伍构成不尽合理、小组活动时间难 以保证且有形式主义现象、各小组活动差别较大、有的老师没有全力配合等问题。何兹全先生曾谈到 写上课讲稿带来的影响：对教师来说，造成“讲稿日益多，学问日益少”的局面；对学生来说，造成“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都忘记”的局面。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制约了教学小组的运作。因此，教学小组在运行一年之后，在教育部的推动下， 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教学组织——教学研究指导组（教研室），便开始取代教学小组，逐步成为北师大历史系乃至全国高校教学组织的基本形式。

总体而言，一个时代的教育理念与政策必然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高校教学组织的发展变化也大致反映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思路。北师大历史系教学小组的设立与运行，也是当时高等教育领域内政治理念对历史教学产生影响的表现，是对高校历史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改革的初步探索，顺应了高校历史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进程进行重新阐释、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的客观需要。当前，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类课程教学中，要“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就当前全国高校历史类专业教学的实际来看，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或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溯流追源，使学生深刻理解国家内外政策的合理性，增强国家认同，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渗透，如何组织教师理性对待，并通过专业教学坚定学生的政治方向，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面对逐步深入的人才市场化改革，如何加强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的沟通与合作，完善协同育人机制，通过专业教学与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实现专业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各高校现有教学组织有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增强协作意识、加强团队建设，进而推动教学组织自身的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于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发轫于北师大的教学组织改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组织与运作方式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作者：刘伟，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