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师大建校120周年，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积淀了北师大镕古铸今的人文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如此深厚博大的人文传统中萌生、壮大的。北师大作为新文学孕育勃兴的重镇之一，汇聚了众多先贤名师在此立德树人、弘文励教。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北师大在不同的时代节点引领了现代文学的学科潮流，形成了一次次学科发展高峰。从鲁迅、钱玄同、李大钊，到钟敬文、李长之、郭预衡，再到李何林、王富仁等，一代代“北师大人”对现代文学前赴后继的建设和研究，凝聚了中文学科的思想精华，增强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赋予了师大现代文学学科丰厚独特的内涵和底色。北师大生生不息的人文传统流淌至今，衍生出现代文学新的学术传统，在发展中延续着师大人文精神的建构。

    一、弘文励教，镕古铸今：百年师大的人文传统

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伊始，就根植于深厚稳固的国学传统，同时高扬新文学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新潮”与“旧派”并存，“国学”与“新学”共进。自成立起，北师大一直致力于教师培养，在师范教育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也习惯于把北师大说成全国师范大学的领头羊、排头兵，但北师大绝不仅仅是单一的师范教育，其人文底蕴多元、深刻而开放。建校之初，北师大就和五四新文学的浪潮融为一体，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朱自清、俞平伯等新文学的举旗人和建设者都曾在师大任教，梁启超、马裕藻、黎锦熙、朱希祖、刘师培等国学大师也曾在师大授业传道，这足以显示北师大从一开始就有很高的历史站位和学术起点。没有厚重的学术班底，没有过硬的学术水平，如何担当“师范”的重任？北师大人有一句熟悉的话，那就是“百年师大，中文当先；百年中文，师大当先”，在师大众多重点特色学科中，中文何以当先？在全国高校的中文学科点中，师大何以当先？首先是创建优先，历史悠久。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前身可追溯至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国文系，中文学科与北师大同步孕育，它始终伴随着北师大的百年征程。再者是水平领先，贡献突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高师时期的国文系既汇聚了一批新文学干将，又延揽了一众文史名家坐镇，已然是群英荟萃。新中国成立后，北师大又迎来了众多学术巨擎、知名作家，师资力量空前雄厚。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名师名家任教师大，他们在北师大的中文学科平台形成了一个个代代相承的学术群落。通常提到北师大，就会想到启功先生所题的著名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但较少提及的是，郭预衡先生还为文学院题过院训，那就是“弘文励教，镕古铸今”。百多年来，北师大正是以“弘文励教”的方式，实现对“镕古铸今”人文传统的接续、传承与发展，形成了根抵扎实的人文传统，内蕴丰厚的人文底蕴，深沉宏阔的人文情怀。

北师大深厚绵长的人文传统，直接孕育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如何以深厚的学养践行经世致用的学术原则和学术理想，如何将学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变革，更切实地改造国人的精神和思想，是北师大学者永恒的关切和使命。以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为例，钱玄同、黎锦熙等语言文字学家推动、引领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文字革新运动，发挥了关键作用。1913年，钱玄同开始到北高师任教，执教20余年。在此期间，钱玄同在提倡白话文、统一国音、改革文字、改革戏剧等方面均贡献突出。1918年，钱玄同与蔡元培、林语堂、赵元任、胡适、黎锦熙、王璞、刘半农等知名学者共同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32年公布了《国音常用字汇》。国语注音的探讨历时多年，凝结了专家大量的才智和心血。此外，钱玄同还是最早推动“简化字运动”和“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学者。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大力提倡简体字。1934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经教育部批准同意后，委托钱玄同主持编选《简体字谱》。钱玄同、黎锦熙等人不仅切实投身到各种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还将文字改革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在课堂上积极推广新字母和简化字，撰写了大量相关的语法教材。黎锦熙在北高师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新著国语教学法》、《新著国语文法》（均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新国文教学法》（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

（1935年8月由黎锦熙、钱玄同等编撰，钱玄同手书的第一批简化汉字表，经教育部批准后公布实行）

北师大中文学科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革命”不仅是北师大的文学传统、学术传统，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底色。北师大学子在师长们关切社会现实的学术理念的感染和鼓舞下走向伟大的革命事业。1919年秋，李大钊在北高师、女高师开设了“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伦理学”等课程，利用课堂和课余时间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指引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据女高师国文部的学生程俊英、罗静轩回忆：“李大钊老师担任《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这使我们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李大钊是北师大的兼课教师，虽然课时并不多，但深受学生的喜爱和推崇，对他们的思想品行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图南在回忆李大钊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像他这样一位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苦心孤谐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是我们一些年轻人景仰的先辈……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此外，鲁迅也积极参与并支持革命运动，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亲拟《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教育部明令停办女师大后，鲁迅等教师帮助学生另觅校舍，继续学业。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女师大学生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牺牲。惨案发生后，日文刊物《北京周报》上曾有这样的记述：“在这个混乱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女学生之刚健。凡是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壮阔进程中，北师大师生以新文学的建设参与思想革命，同时以亲身实践投入社会革命大潮，这种甘于为革命奉献的务实精神，在木铎弦歌里薪火相传。

北师大高度注重课程建设，遵循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丰富性。高师国文系建系之初，本专业教师就多次商讨课程安排，“到1919年更形成制度，规定每年1月、2月和10月、11月各召开一次研究会，总结经验，修订课程。”高师国文系课程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国文系的设置目标上，那就是以“造就中等学校的国文科教师，并且培养学生用历史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今各体作品，解决今后国文的新趋向之能力”为宗旨。高师的学系课程“与普通大学大异其趣”，“他校或专研文学，或偏重国故，举一专籍可成学科，提一问题便设讲座。本校则语言文字、新旧文学、国故思想、教学方法，师资所重，尽列必修。推之各系课程，皆务使系统化以植其基，又必使能教育化以广其用，提高而不堕入偏枯，普及而不流于浅率。”课目既不偏重国学或新学，又兼顾语言学与文学，注重培养学生过硬的国文专业素养，不同年级之间的课程又形成了逐年深入的纵深感和立体感，课程设置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北师大所授课程，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历程，又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和文艺思想，视野十分宏阔。1923年10月，鲁迅应北京女高师校长许寿裳之聘正式到北京女高师兼任国文系讲师，到1926年8月离京南下为止从未间断。在此期间，鲁迅开设“小说史”和“文艺理论”两门课。在女高师开授“小说史”前，该课程已在北大和北高师广受欢迎。鲁迅的小说史，既注重文史流变的梳理与辨难，同时立足于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针砭古今，引导学生无论是看小说还是看世事，“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师大的很多学生，诸如程俊英、苏雪林、王世瑛、冯沅君、庐隐、许广平、陆晶清等组成的“女高师文学群体”，可以说是在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影响下走上了新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一时期，国文系的一些课程已经初具新文学学科研究的意识，比如朱自清在每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讲授的课程“中国新文学研究”，据学生张清常回忆：“这个时间上课，在当时的‘大学堂’里是很稀奇的。平时就常有人缺课，何况在星期六下午……出人意料的是选课听讲的特别多，只好安排在礼堂上课。一个学年从头到尾都是座无虚席……”朱自清声名远扬、教学认真严谨，其自身又是新文学的践行者，课堂内容自然丰富多彩，不同凡响。

（1923年女高师校长许寿裳颁发给鲁迅的聘书）

此外，北师大以自由灵活的聘任机制，营造了开阔包容的办学空间。北师大聘请教师严格遵守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只要有真学问、真本领，无论新学还是旧派，都兼容并包。据程俊英回忆，她们在女子师范国文专修科就读期间，曾上书校长，请求撤换宣扬“男主外，女主内”封建滥调的班主任戴礼和传播桐城义法陈套的国文教师陈树声，在学生的一致努力下，北大哲学系毕业生陈中凡担任国文系教师，还将北大的李大钊、胡适、刘师培、黄侃、周作人、林损等诸多名师聘请到师大兼课，这为师大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革命气息和朴学之风”。兼职教师的聘任制度，活跃了国文系的学术氛围，实现了北平高校之间学术资源的充分流通。从高师时期在师大任教的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到今天在北师大驻校的莫言、余华、苏童、欧阳江河、西川等作家、诗人，北师大“驻校作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依托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学校通过灵活自由的聘任机制和开阔包容的办学空间，进一步打造出一个集创作、研究、学术交流于一体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平台。2021年，北师大成立鲁迅研究中心，在鲁迅研究方面，展示了明显的新姿态：一是把鲁迅放置于世界文明的视角下加以研究，尤其注意鲁迅在世界文化中的形象与地位；二是集中对鲁迅语言的研究，包括鲁迅文学语言与鲁迅翻译语言，这是回到鲁迅自身的一个重要推进；三是把鲁迅与当代语文教育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鲁迅与语文教育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心积极推动鲁迅与当代教育发展的热点问题相融合与促进。这三大方面的推进使得北师大鲁迅研究传统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继续深化，走向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北师大的现代文学汇聚凝结着北师大中文学科深厚的精粹。北师大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仅有叶丁易、李何林、杨占升、郭志刚、张恩和、黄会林、王得宽、蔡清富、朱金顺、刘锡庆、李岫、王富仁、任洪渊、蓝棣之等；还有钟敬文、李长之、郭预衡、黄药眠、穆木天、彭慧、郑敏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北师大现代文学学科极其宝贵、得天独厚的资源和学脉，这是北师大独一无二的特色。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本身就是现代散文作家，是“语丝社”的成员之一，同时他还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内的鲁迅研究已经起步，当时收集报刊研究文章成册的，前后有三本书：台静农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钟敬文的《鲁迅在广东》、李何林的《鲁迅论》。20世纪70年代，因教学和注释《集外集》的需要，钟敬文又撰写了一批研究鲁迅的文章，后收集为《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间，他又主编了《鲁迅在杭州》，与《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广州》、《鲁迅在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南京》共同构成《鲁迅生平史料丛抄》。李长之作为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古代文人的传记批评方面卓有成就，而1936年出版的《鲁迅批判》则一举奠定了他在鲁迅研究界的地位。为什么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李长之，要进行“鲁迅批判”？

实际上，从古代文人传记批评到《鲁迅批判》，这并不是李长之文学批评与研究方向的突转，而是有着一条贯穿于内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探寻李白浪漫恣肆之下的“超人的痛苦”，还是追踪司马迁的遭际和性情对创作的影响，都是从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都是在尽力挖掘文本中流露出的“人格形相”。透视鲁迅人格精神的本质，分析人格与创作风格的关系，调动研究主体对鲁迅创作的艺术直觉和情感体悟，成为李长之“批判”的根本方法。在当时看来，《鲁迅批判》中的某些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强烈的首创性，虽然不免有所争议，但却是敏锐的、独到的，沉淀到今天，更是深刻的、经典的。不仅是李长之，古代散文研究大家郭预衡的鲁迅研究也别具一格、掷地有声。郭预衡研究鲁迅的时间很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他晚年，长达五十余年。郭预衡的鲁迅研究聚焦“学人鲁迅”的贡献，集中探讨鲁迅在古代文学、文学史及文艺遗产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并把鲁迅的文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古代文学研究之中，形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相互滋养、彼此开掘的深层互动。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北师大文学院的很多教师，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背景是非常丰富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既是现代文学的创作者和参与者，同时又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建设者、研究者，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跨学科”的性质。比如，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本身是著名的现代诗人，诗集《黄花岗上》、《英雄颂》，长诗《桂林的撤退》等都是其代表性诗作，同时又有小说集《暗影》、《再见》；早期创造社的成员、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穆木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任北师大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又在全国高校中文系中最先设立儿童文学教研室，并担任了首任教研室主任；穆木天的夫人彭慧是“左联”的成员之一，自1932年发表《米》，就走上了小说创作道路，同时她又是著名的翻译家，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著有《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诗人郑敏，享年102岁，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九叶派”诗人，她的诗歌创作本身就是新诗的重要收获，其诗歌中的解构主义特质为现代诗歌多元化风格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郑敏又是北师大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教授，致力于中西方诗歌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研究、诗歌翻译。以上所述专家学者，既是现代文学的在场者、见证人，是现代文学独特的资源，同时他们还对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与现代文学学科浑然天成，这是北师大中文学科与众不同的历史积蕴。北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正是在这样丰厚健硕的底蕴和资源中形成并发展、枝繁叶茂的。

    二、上承传统，下启后学：作为精神纽带的鲁迅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场域决定了它与生俱来与时代社会紧密关联。时至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真正的学科自觉时期，开放的社会环境激活了蛰伏已久的学术兴趣，唤醒了久违的学术热情，北师大现代文学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李何林在北师大再创现代文学学科的新局面，随之形成了北大、中国社科院、北师大所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个格局对北师大现代文学在全国形成引领地位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李和林）

李何林作为新文学发展的亲历者，以炙热的生命体验进人鲁迅研究，以矢志不渝的治学态度深耕现代文学，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敢为人先的学术精神，成就了“李何林鲁迅研究”特殊的地位和分量。在王瑶、唐弢这代学者当中，李何林有其独特的革命经历和人生体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李何林便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霍丘“文字暴动”。暴动失败后，李何林来到北平，加人鲁迅组织发起的未名社，自此，李何林的思想坚定不移地与鲁迅站在一起。独特的革命经历决定了李何林对鲁迅的认识非常透彻准确，对鲁迅的情感无比坚定热烈，处理与鲁迅相关问题的方式也是格外的果断明确。在20世纪30年代，李何林就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总结“革命文学论争”的专著《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30年代末就著述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贡献了最初的史料集和理论著述；50年代，李何林撰写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等重要论著，在出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期间，领导和主编了《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四卷本）、《鲁迅研究资料》和《鲁迅研究动态》，并耗费巨大心血组织编纂了《鲁迅大辞典》。李何林的这些学术成果深刻系统地阐发了鲁迅精神，对鲁迅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贡献。李何林以鲁迅研究为起点，又以鲁迅研究为终结，一生执着地阐释鲁迅，李何林对待鲁迅研究矢志不渝的态度与他对革命的信仰是一脉相承的。李何林以革命者的信念和热忧投身鲁迅研究，这样的双重身份和深厚资历使得北师大的现代文学得以站在很高的历史位置。李何林作为“上承传统、下启后学”的一代学者，不仅更切近地了解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掌故，体验了新文学新文化发展的历史浪潮，既“在场”又“旁观”的身份使李何林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有着更客观、更深人的认识和反思。

李何林鲁迅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一种执着地捍卫鲁迅、保卫鲁迅的精神，有自己坚定不移的学术立场。这样的态度决定了李何林坚守的是一条更专深、更寂寞、更艰难的学术道路。从20世纪20年代坚定地追随鲁迅思想起，李何林每遇对鲁迅的曲解和设骂，都不顾个人利害，不余遗力，全力辩护，挺身而出。正如王得后所言，李何林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以鲁迅的爱憎为爱增；融学问与信仰于一身，夙兴夜寐，力行不衰。”李何林与鲁迅所处同一时代，但李何林没有见过鲁迅，没有接受过鲁迅的提点和馈赠，“他与鲁迅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而又各自走着自己的路”，李何林所投入的鲁迅研究工作都属于“铺路”性质，他不去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做新的理论开掘，不附加新鲜时髦的论调，而只是阐释作品本身，用注释和史实，摆出鲁迅自己的话，一如李何林和鲁迅的关系，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保持客观审视的距离，但这种朴素和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李何林的鲁迅研究有自已的“偏至”，但他始终欢迎和容纳所有有益于探究鲁迅思想的研究成果，没有李何林宽广的胸怀，就不可能有王富仁鲁迅研究里程碑式的贡献。1982年，王富仁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师从李何林，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在王富仁的学术道路上，李何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在于他们之间实现了鲁迅研究的某种延续，更重要的是对于李何林和王富仁来说，研究鲁迅、坚守鲁迅，已经远远超乎于简单的师承关系，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传承和精神传承。虽然两代人的学术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鲁迅始终是连接两代学人关系的精神纽带，在精神导向和研究方法上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突破了以往鲁迅研究的框架，李何林全力支持论文顺利通过，予以高度评价，并在“评语”最后特别声明：“这是主要由于作者多年独立钻研业务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导师的作用是很小的；这是实情，不是谦虚。”李何林以最有力的行动，延续了鲁迅对青年的帮扶与爱护之情，以一颗真诚信仰鲁迅的心，去欢迎和容纳所有有益于探究鲁迅思想的研究成果，以“自我燃烧”式的热情去奉献，这本身就是一种“鲁迅式”的伟大。从李何林到王富仁，他们的学术生涯都始终紧紧围绕着鲁迅，正如我们是由鲁迅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李何林和王富仁的研究路径体现了严谨踏实、质朴坚韧的治学品格。一个学科的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不辞辛劳的奋斗史，更是薪火相传、不改初衷的精神史。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位博士，王富仁“思想鲁迅”的提出，形成了自已突破性、里程碑式的贡献，继而成为北师大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又一座高峰。王富仁所提出的思想革命”的镜子，是与“政治革命”这面镜子的对话，王富仁从未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剥离开来，相反，他是在“思想革命”的维度去重新思考“政治革命”的问题，是以“思想革命”的深度去重新挖掘“政治革命”背后的意涵，两面镜子合在一起才能看见鲁迅作品的全貌。从鲁迅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思想镜子”在深入理解鲁迅小说时更为重要。“思想鲁迅”的提出，不仅是王富仁个人学术研究的高峰，而且还是整个鲁迅研究界的重大突破，从“思想鲁迅”才能回到鲁迅，“回到鲁迅”是20世纪80年代不断被提起的话题，怎样回到鲁迅？回到什么样的鲁迅？回到鲁迅的哪些方面？成为鲁迅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王富仁给出的答案是，回到思想家的鲁迅，而不是回到那个爱下馆子、爱看电影的日常鲁迅。王富仁关注的是“作为思想家鲁迅的整体性”，这是王富仁鲁迅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

（王富仁在发言）

王富仁的学术研究始终坚守现代文学的“现代”价值，始终发扬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底色与深刻内涵。王富仁对“现代”有着深刻的解读，他认为现代是与传统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它“是在社会历史时间的维度上建立起来的，是与古典性、经典性、传统性等代表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产生并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事物的性质相对举的”。王富仁并不否认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关系，也不否定旧体诗词与新诗之间的历史联系。但这不代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更不代表现代作家继续写旧体诗词，我们就要将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一味地拓宽现代文学的研究边界，只是在冲击这个边界，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现代文学原有框架得以立足的根基和特质。王富仁之所以呼吁要固守住现代文学的研究边界，实际上是在守住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意义，是在张扬现代文学的学科自信。抱定立足于当下的学术理念。王富仁进一步提出“新国学”的学术构想，在《“新国学”论纲》中，王富仁明确指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作出的新的定义。”“新国学”究竟“新”在何处？那就是把以往只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国学”内涵延伸到了现当代。王富仁认为，“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中国现代学院文化”，都应纳入到"国学"的范畴中，这是“新国学”最核心的观点。王富仁“新国学”构想的本质内涵，就是强调现代文学，甚至当代文学，都应该逐步构成中华民族的学术传统。“新国学”的设想，提供了一种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启示当代学者及时梳理和更新本民族现有学术资源，彰显了王富仁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前瞻性眼光和全局意识。

    三、观乎人文，持重创新：北师大现代文学的学术使命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始终抱持着超越个体生命有限存在、有限价值的人文关怀，肩负着不断深化学科境界的学术使命，践行着对中华文化、人类文明的探索与献身精神。北师大中文学科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在厚重稳健、开拓进取的学风熏陶中，已经形成诸多既承续传统又独树一帜的学科特质，几代学人的传承与创新，合力促成了北师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多重特色。

一是以教学带动科研，这集中体现在以文学史教材、编年史著作引领学科发展的高地，把学科建设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融为一体上。科研工作的灵感来源离不开教学实践，而科研的一切成果又理所应当地转化为教学资源。科研教学紧密结合、齐头并进，集中表现在注重文学史教材的建设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文学学科先后出版了李何林等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1951年，新建设杂志社)以及叶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作家出版社）。其中叶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与北京大学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武汉大学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并列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三部文学史著作，成为全国高校通用的新文学史教材，这为北师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叶丁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师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材编写，不仅有其自身的传统，更将这种传统延续并融入进全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事业中。北师大的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王德宽等都参与了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改革开放后，学科点的多名教师又参与了十院校共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五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撰稿工作。随后，又迎来了朱金顺主编、王富仁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到90年代，“三个年代数字的等差排列，巧合而有序地反映了本学科点重视教材建设的一贯思路。”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学科骨干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文学史经典教材，再创了学科点科研教学的双重辉煌。《中国现代文学史》（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6年再版）成为很多高校的指定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2015年再版）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师大通过教材建设这一重要方式联结了科研与教学，逐步贯通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格局。近年来，学科点不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成果颇丰，而且不断拓展，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编年史著作。共11卷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201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历述了五十余年间的文学史实、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历史风貌，展现了文学事件相互联系、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丛书历时五年编写完成，学术性、资料性、研究性兼备，并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此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1949-2009）》（2012年，山东文艺出版社)以历史实录为基本方法、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纵贯大陆、港澳台六十年历史，全面梳理了1949至2008年六十年文学的发展进程，承载了当代文学研究迈向历史性与经典性的决心和努力。

二是学科内部呈现持重稳定的风格，始终保持各种文体研究的均衡发展，始终坚守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路线。学科点特别注重梳理特定文体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201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将古代散文史与现当代散文史贯通起来，对中国古今散文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荣获第十二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百年中国戏剧史》（2014年，湖南艺术出版社)通过总揽中国戏剧艺术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戏剧这一文学形态与演出形态的演进与社会、经济、思想及文化变迁的深层互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北师大现当代文学在文学研究最基本的环节，就是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始终有独特的贡献。比如李何林、王富仁、金宏达的鲁迅研究，张恩和的郭沫若研究，李岫的茅盾研究，郭志刚的孙犁研究，蔡清富的冯雪峰研究，朱金顺对朱自清的研究，黄会林对夏衍的研究，以及新一批骨干教师对曹禺、李劼人、莫言、余华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北师大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开辟出一条以作家作品研究为旗帜和基点的研究理路，在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张恩和在《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198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中提出的“作为巨大文化现象的鲁迅和郭沫若”这一观点，彰显了其宏阔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张恩和本人也在人格境界与治学境界的高度统一中，实现了与鲁迅精神的接续与贯通。李岫的茅盾研究开拓了现代文学的国际视阈，《茅盾研究在国外》包含苏、德、捷、法、西、英、美、希腊、日、蒙、越、朝、泰等14国学者从1931年至1983年关于茅盾研究的论文及资料，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编书过程中第一次译介到中国。此外，书中还囊括了国外茅盾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作家作品研究，如何了解世界研究动态，如何走向世界前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

三是注重资料建设与史料研究。资料建设和史料研究一方面是展开学术研究的根本，同时资料工作又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注重资料的搜集汇总和史料的考据调查对于挖掘新的学术增长点，树立严谨踏实的朴实学风具有重要意义。1959年，杨占升带领北师大现代文学教学改革小组汇编了国内第一部大型参考书《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3卷本，共5册），堪称现代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基础工程。1979年，北师大与北大、首师大共同编辑了18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197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其中北师大编辑了共5册的“运动史料”。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的马良春曾建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1983年，北师大的朱金顺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时就率先开设了“新文学史料学”，这是高校首次开设史料学研究专题课。朱金顺的史料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专项作家的资料整合。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该作迎难而上，是在艰难中孕育的宝贵心血，彰显了老一辈学者敢于正面强攻学术难题的勇气和决心。二是现代文学整体的史料考证，特别是初版本研究，为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安放了第一块基石。朱金顺在考据、校正、清理大量新文学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新文学史料的成就和经验，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新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和体系。其《新文学资料引论》及时地总结了新文学研究在版本、目录、考据、校勘和资料搜求方面的成就，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加以阐述和归纳，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开拓性、示范性价值。北师大现当代文学学科资料建设和史料研究，并不为考据而考据，为资料而资料，并非深陷于芜杂琐碎的史料中不能自拔，而是在整合和筛选中确立新文学史料的经典性，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彰显了师大学者的功底、眼光和勇气。

四是始终关注文学的当下性，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顺应并引领着时代潮流。近年来，学科承担了一系列切合国家发展战略，紧随当代文化热点的重要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不仅对社会时代发展和国家重大政策给予了及时的回应，还包含着极富启示性的研究方法和极具当下意义的研究视角。首先是谱系学的研究思路，“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学研究”、“京味文化的谱系研究”都是自觉运用谱系学的重要成果。再者是以区域文学贯通的“大文学观”研究视角，真正做到了把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历史梳理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又如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历史文化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研究”，深入考察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学形象及其演变，有助于挖掘并整合北京的文学资源，唤醒古都北京的当代活力。北师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在文学热点中开掘新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格局，开拓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视野和高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研究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的空间，不仅聚焦于莫言创作的研究，更揭示了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与变革创新，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是对中国作家如何走出去，如何与世界文学对话的研究。这些成果体现了北师大现当代文学学科对文学当下价值的坚守，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迎来120年校庆。在每一个历史段落中，北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仅投身扎实的文学建设与思想建设，更传承着先贤名师沉稳内敛、淳厚朴实的师大精神。师大国文系作为新文学孕育勃兴的历史现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学史和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孕育积淀的人文传统流淌到了现代文学学科，既形成了北师大现代文学的深厚学统，又在持重创新的精神牵引下，引领着不同时代的学术前沿。中文学科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更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以不断创新、敢为人先的新时代精神，深刻参与着百年中国的人文传统、学术传统与革命传统的建构，彰显着全国顶尖师范院校对中国文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自觉担当！

（作者：刘勇 解楚冰，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