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源远流长,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研究著作。它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论述了学校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以及教师、学生和师生关系等重要内容。但对现代教育学的研究,我国起步比较晚,还是在清末民初时从西方传入的。教育学科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民国期间;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三个历史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对教育学科的发展都起着引领作用。

     一、教育学科的发源地

我国最早开设教育学科是在清末,是从西方教育理论借鉴过来的,但是经过了日本“二传手”。 1901年王国维翻译的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是传入我国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自成立之初,就积极引进国外的教育学课程。学校最早是聘请日本服部宇之吉担任教育学教师,由范源镰担任翻译,课程内容主要是介绍德国赫尔巴特传统教育学派的理论。民国时期北师大开始设立教育专修科,聘请了德国学者为教员,以学习德国的教育理论为主。1920年,北师大建立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开设了24门课程,有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哲学、美 学、社会学等。主讲教师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如胡适讲哲学、蔡元培讲美学、王文培讲教育学、陈大齐讲心理学等,学生毕业授予教育学士学位。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我国早期教育学家康绍言、常道直、 薛鸿志、殷祖英等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从此开始,北师大名符其实地是中国教育学科的发源地。

（1927年教育研究科毕业生和教师合影）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又从美国引进了杜威现代教育学派的理论。1919年到1921年,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在华讲学,曾在北师大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学生常道直根据他的课堂笔记翻译整理出《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其他欧美学者也纷纷来到中国。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l)、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P.Monroe)先后于1920年、 1921年来华,宣传他们的教育思想,对北师大教育学科的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2年北师大成立了教育研究所,由校长李蒸任所长。教育研究所开展了教育研究,培养了教育理论人才,并编写出版了各科教科书,促进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

     二、苏联教育理论的集散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教育界开始学习苏维埃教育学。一方面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的教育理论著作,另一方面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北师大教育系成立了翻译室,李子卓、赵玮、陈帼眉都是当时翻译室成员。北师大从1950年就请来了苏联幼儿教育专家戈林娜来校讲 学并作为教育部的顾问来工作。学校先后聘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给各系师生讲学,其中教育系就请了八位。为了传播苏联教育理论,学校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当代著名教育家潘懋元、 邵达成等就是大学进修班学员;我校王策三,东北师大王逢贤、梁忠义,华中师大王道俊等则是研究班研究生。他们直接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时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主要课本。1956年,苏联出版了凯洛夫新编的《教育学》,也是由北师大朱智贤、邵鹤亭、陈友松、李子卓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随即翻译出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7年3月出版。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以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育系都并入到北师 大教育系。一下子教育学者群贤毕至,林砺儒、邵鹤亭、邰爽秋、张怀、邱椿、瞿菊农、董渭川、陈友松、朱智贤以及王焕勋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教育界的名人,北师大更加成为教育理论界的重镇。可惜因为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没有能发挥这些老一辈学者的作用,但大家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是非常用心和认真的。王焕勋教授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较早接受马克思教育思想,在学习苏联教育理论过程中,撰写《教育上的三个概念:教育、教学、教养》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解读了苏联教育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概念。1956年,我和周蕖从苏联学习回来,正值全国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热潮。我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教育译报》上连续翻译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赞科夫有关发展教育实验的总结报告“论教育与发展的问题”,就是由我和周蕖翻译出来的。

（林砺儒）

苏联教育不仅在理论上影响到我国的教育学科建设,而且对教育实践也有过重大影响。1953年, 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一课。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了“上好一堂课”的要求。《人民教育》为此发表了短评。从此“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 不仅对语文教学,而且对各科教学都产生了影响,也影响到教学论的研究。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当时学习苏联教育理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苏联教育强调基础教育阶段要系统学习各学科知识体系,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对于改造旧学校、稳定学校教学秩 序、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所谓“双基”成为我国一段时间基础教育教学的主要任务。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苏联教育理论中一些刻板的教育观念就明显地表现出不足。这既有时代变迁的影响,也有对教育认识的深化。

从1956年开始,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在王焕勋、黄济的领导下,开始编写我们自己的教育学教科书。先是编纂了一册学习资料,供学生学习,继而编写了一部《教育学讲义》,1957年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师范院校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1年北师大教育系裁撤翻译室,改为外国教育研究室。这是现在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前身。此后我们开始关注欧美各国的教育动态。1964年2月,教育部决定,北京师范大学适当充实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的力量,收集、整理、编译外国教育的情报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同年5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北师大成立了外国教育 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和美国经济研究室。1965年,这四个研究室合并为外国问题研究所。同时,根据中宣部的要求,由外国教育研究室主编《外国教育动态》,也就是现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前身。可以说,北师大也是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动向的先行者。

     三、开辟教育科学研究新领域

1978年改革开放,教育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重新开展教育理论的研究,引进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北师大教育系重新组建了课程体系,恢复了教育哲学、比较教育课程,新建了教育管理学等课程。1980年,教育部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来北师大讲授比较教育课程,同时举办了大学教师进修班,激发了大家学习比较教育的热情。事后进修班的老师们组织起来,在老一辈教育家王承绪、朱勃教授的指导下于1982年编写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比较教育课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今已出版第五版。1982年,受教育部的委托,北师大教育系编写出版了供中等师范学校使用的《教育学》、《心理学》。这部《教育学》虽然没有摆脱苏联教育学的体系框架,但第一次提出“现代教育”的概念和“学生是教育主体”的观点,引起了教育界的讨论,并逐渐被大家接受。教育系开设了教育哲学课程,由黄济教授主讲。黄济教授潜心研究,研究成果《教育哲学通论》于1998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的奠基之作。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79年教育系就开始筹备建立特殊教育专业,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986年开始招生,这是我国第一个特殊教育本科专业。

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北师大在华北教育干部培训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教育管理学院,这也是我国第一所教育管理学院。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缺乏科学的决策, 只是凭经验规划教育、管理学校。教育管理学院成立后,引进国外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开展学习研究、培养研究生,在教育系增设了教育管理专业,为我国教育管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1979年,北师大把外国教育研究室扩建成外国教育研究所。1995年,该所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开展了对发达国家教育的比较研究,引进了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各国教育的经验;研究各国教育政策;曾为我国学位制度和师范教育的建设提供咨询。1986年,北师大比较教育学科被教育部列为重点学科;1999年,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是比较教育学科唯一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980年,《外国教育动态》恢复出版并在国内公开发行;1993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增加了篇幅,扩充了内容,提高了质量。北师大已然成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重镇。

1979年,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相继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开展了课程论与学科教学论的研究,并进行了中小学“五四”学制的实验,编写了“五四”教材,2009年更名为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为我国新课程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是我国最早把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机构,2004年更名为教育技术学院。40多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学院除了不断深入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研究,还特别重视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开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未来教育的研究,一直处于教育技术学科的前沿。

2009年,北师大整合教育学科的所有部门成立了教育学部,下设六个研究院、六个研究所、两个系,还有十几个交叉平台,几乎涵盖了教育学科的全部领域。学部还拥有《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学报》、《教师教育研究》和《中国教师》等高水平的教育学期刊。教育学部承担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重要职责,成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

北师大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向外开放的学校之一,较早地与国外交流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 开始就与日本、美国互派留学生。80年代最大的一个教育合作项目是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互派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进修生,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项目执行结果是我国派出22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到多伦多大学进修一年;加拿大派出15名研究生来华学习三个月。我国学成回来的这些研究生和教师都成为教育学界的骨干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干部,为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进入21世纪以后,北师大教育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迅速提升,与国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学校不仅聘请了外国专家来校任教,还经常邀请外国学者来校讲演,举办各学科的专业国际会议。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在北师大召开了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界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2011年,教育学部开始举办国际研究生班,招收五大洲的学生,至今已有来自74个国家的377名学生毕业。截止2020年,教育学部已与38个国家的120家学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赴外讲学访学达到886人次,国际高端学者来华讲学 341 场;在 90 种国际期刊上发表外文论文273篇,出版各种外文著作42部;通过创办四种英文期刊,设立“国际顶尖教育学院联盟”秘书处,举办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等57个高端国际学术会议,近百名学者在各类国际学术组织中任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

     五、砥砺前行，为建设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而努力

中国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到2035年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责无旁贷地要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它科学地解决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和教育的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动摇。 第二,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中国教育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 是它的核心基础。中国文化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源泉,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教育传统对现代中国教育的影响,要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中国历来重视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合乎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例如教育兴邦、尊师重教、德育为先、严谨治学、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理念,《论语》、《学记》、《师说》等典籍以及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教育箴言,都属于典型的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因此,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要把中国优秀教育传统作为研究对象,推陈出新,把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第三,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要以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教育问题为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用短短的20年时间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已经超越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教育工作者创造了新鲜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实践已经走在教育理论的前面,更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去总结提升。同时,要向外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积极参加全球教育治理。

120年来,北师大为中国教育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要认识到,我们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任重而道远。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砥砺前行,为建设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而努力。

（作者：顾明远，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