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内迁西南组成西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内迁西北组成西北联大。西南联大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西北联大先后分设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等五所国立院校。对于国民政府为何将京津相关高校加以区别组合并分迁西南和西北,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学科设置的不同。内迁西北后，西北联大对开发西北产生了高度自觉,其学科发生了以西北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集体转向,主动承担起西北开发的重大使命。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民政府贯彻西北开发并影响至今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西北开发及其所需之高等教育与学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国内开发西北的浪潮日渐高涨，西北开发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选择。1930年7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专门制定《西北建设计划》。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更受到国人的重视,“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东南则警号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1934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考察西北时也指出“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是一个整个国家的问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的区域地位进一步凸显，开发西北更加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1942年，蒋介石亲赴西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视察,随后就西北开发问题发表讲话称:“如果我们说西南各省是我们现在抗战的根据地，那么，西北各省就是我们将来建国最重要的基础”。当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

（西北联大城固校址）

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和专门人才在区域上存在严重的“东强西弱”的“畸形”布局,此一问题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设计很不相称，逐渐引起国人越来越多的注意和批评。1935年11月，杨一峰等32人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出议案称:“查我国兴学数十年,于国立大学之设置,对地域分布向未重视。据教育部最近统计,全国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共十八校,而北平一城即占其五，上海一市即占其六，院系重叠,效率低减，畸形发展,识者病之……惟西北数省广袤万里，迄今无一国立大学……开发西北之呼声高唱入云，而实际工作仍未曾着手。溯其往事,深用慨叹,故宜从速设置国立西北大学,培植服务西北之人才，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不仅使全国高等教育获平均发展已也。”1936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亦提议: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效渐显，惟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青新等省,人口总数2000万以上，乃竟无一大学作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人已对西北做了大量调查并形成比较深刻的认识，对西北高等教育所应重点发展的学科及重点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构想。他们认为,作为“我国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农地至广,矿产至丰,实为吾国蕴藏值富源”，但因现代工矿、农林、畜牧等科技的严重滞后，以往之“土法开掘,未收成效”，以至于“各地之矿产、多未开采;农田水利，未能尽事,以致货弃于地,生活艰苦，成-般之景象”,而“男女目不识丁，虽祈祷禳灾,而疫病横行”等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水平的落后，又进-步限制了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因此，1932年,时任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的戴季陶指出，西北地区兴办大学应当坚持“以理科为中心，而农林、矿、工、医各实科为之血脉四支”的基本原则。1933年,赵堕在谈及边疆教育问题时,同样认为“其目的在培养边疆之科学人才与实业专家,以应付边疆社会之需要,增进边民经济之生产，故以先办理、农、工、商、医五科为要”。时任甘肃省建设厅长的刘汝播也指出，“在西北各地应多设研究实用科学之专门学校”,“当有研究实用科学之专门人才”,西北开发才能“收起效果”。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呼吁西北应以“首先发展技术教育,促进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入手，尽快培养高级技术人材,特别是医学类、畜牧兽医类等人才。针对西北文化教育落后问题,时人提出西北各地中小学教育及社会教育与民族教育等也应重点加强，呼吁“无论何种教育,非有相当师资,无法实施”，西北教育发展“惟师范学校,先有增设之必要”。

可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开发西北的浪潮中,国人不仅对当时高等教育及专门人才“东强西弱”畸形布局的反省逐步深入，而且明确阐明了西北开发所需的高等教育应当重点发展理、工、农、医、师范等学科的基本原则。

二、从学科设置看西北联大的西迁及分设

西南联大是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为主干组成的。抗战全面爆发前,北京大学共设文、理、法等3院14系,其中文科8个,理科6个，并无工、农、医、师范等学科。清华大学共设文、理、法、工等4院16系,其中文科7个,理科6个,工科3个,并设9个文理研究所,没有农、医、师范等学科。南开大学共设文、理、商等3院13系(含1个预科),其中文科7个,理科4个,工科1个(电工系),医学预科1个,并无农、师范等学科。可见,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院校的学科主要集中于文、理、法等,工科较弱,医学仅有一个预科,更无农、师范等学科。西南联大共有文、理、法商、工、师范5院26系,新增化工和航空工程两系的工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航空工程、化学工程)都是工科领域的一般性学科,与西北矿产、畜牧、农林等的开发与建设有着相当距离;而新设的师范学院,是在教育部1938年7月颁布《师范学院规程》后于全国兴起的创办与改进师范学院的浪潮中建立的。

（西北联大组织结构图）

内迁西北组成西北联大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的学科设置与此有着明显不同。抗战全面爆发前,北平大学共设女子文理、法商、农、工、医等5院20系(医学院不分系,含2个专修科),其中文科8个,理科3个,农科5个,工科4个,医科不分系,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综合大学之一。北平师范大学共设文(4个系)、理(5个系)、教育(2个系)等3院11系,是全国最早和实力雄厚的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分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3系,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是全国 创建最早、实力雄厚的工科大学。西北联大的学科设置基本延续了三所院校的原有学科,分设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等6院23系(医学院不分系)。

很显然,在西北开发浪潮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所呼吁的西北高等教育应重点发展的理、工、农、医、师范等学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十分缺乏，如果把它们迁入西北组成联合大学,虽然可以弥补当时高等教育东弱西强”的“畸形”布局,但其所具有的学科并不能充分契合于西北开发的国家战略;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 工学院及其所组成的西北联大则一应俱全，而且其不少学科特别是诸如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矿冶工程系、纺织工程系等农工各科,还体现出鲜明的西北地域特色。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其组成的西南联大相比,西北开发更需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及其所组成的西北联大在理、工、农、医、师范等方面的学 科优势。因此,国民政府坚持认为,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内迁西北组成的西北联大“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其实,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应开发西北之需,政府当局已有将部分沿海特色高校内迁西北的动议，除国民政府作出将北平师范大学内迁西北的努力外,当时还有政府人士向行政院提议,将综合实力雄厚的北平大学或工科实力雄厚的北洋工学院内迁西北，“以为西北大学之基本”。抗战的全面爆发，为国民政府贯彻京津相关高校内迁西北的国家战略提供了直接动因。正如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所指出的:过去“各校地域之分布,与院系之编制,既未能普遍合理,又未尽适合需要。自抗战军兴,各校多迁移后.....实有积极改进之必要。”

对于西北联大分设为国立西北五校,同样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深谋远虑。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其在回忆录的“专科以上学校的西迁与增设”一节中明确指出:国民政府“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也曾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通盘计划“将大学的文、理、法3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尤其是考虑到“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民国著名教育学家姜琦同样深刻指出:“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亦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事实上,国立西北五校分设后，西北高等教育的学科规模和实力不仅没有得到缩小和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三、从学科转向看西北联大开发西北的使命自觉

内迁西北后，西北联大对开发西北形成了高度的使命自觉,认为“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更宜熟察地方情形，准备协助地方政府，开发资源，兴建西北”。西北联大子体五校同样认识到，西北地区“不特为支持抗战之根据地，且为争取胜利复兴国族之原动力”，应“汇集专家意见以全力促进西北建设;凡关于农牧之改良，林矿之开发，荒地之垦殖,交通之发展,乃至工业水利之振兴,贸易及合作事业之推广,皆为研究探讨之范围。尤注意于社会动态之调查统计,并提供具体改革建设方案,以为政府及社会人士参考资 料”。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各校的学科也发生了一种集体转向:几乎各学科都以西北问题为研究对象,并围绕西北开发展开了大量实践活动,为建设西北做了富有成效且意义深远的大量工作,其中许多成果在各自领域具有开拓地位。

其一,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振兴。西北联大校歌说“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对传承振兴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作了高度概括。联大子体各校也形成共识:“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使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依托西北人文资源,联大及其子体各校在西北和中华文化的发掘整理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黎锦熙编纂多部陕西地方志，提出系统的现代方志学研究理论,开创现代新型方志先声。历史系对汉代张骞墓进行有史以来的首次考古发掘,并提出保护方案,先后赴陕、甘、青、新、藏及川康地区进行文化和民族调查,发表大量考察报告。黄文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依据所得文物论证楼兰、龟兹、于阗、焉考高昌等古城古国地理与文化变迁,对西北文化地理和西域文明交往研究做出突出贡献,填补诸多学术空白。王子云带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在豫、陕、青、甘等搜集的1000余件文物并作出科学研究,开中国艺术考古研究先河。西北大学还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以科学方法发掘和发扬中华文化。

（1939年3月，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对汉张骞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并提出了保护维修方案。）

其二，对发展西北科技、开发西北自然资源做了大量研究和实践。地质学、地理学领域有张伯声的《陕西砂金》,殷祖英的《新疆及额济纳地理考察报告》《从地理上认识西北》,王钧衡的《甘肃境内黄河航运的地理根据》,卢惠如、黄绍鸣的《南郑商业地理之研究》,郁士元的《沔(勉)县煤矿区之地质》等;生物学、气候学领域有刘慎鄂、薜贻源的《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殷祖英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等;工程学领域有胡庶华的《对于西北区工程学术推广事业之展望》,李书田的《协助陕甘宁表四省推进工业职业教育实施办法》等。它们均是西北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联大及其子体各校还前后赴陕南调查金矿、煤矿,并代为计划开采事宜;负责设计、监修西安机场的全部扩充工程;勘探、规划、监修商洛、咸榆、汉白等公路;承担陕南城区测量及市政工程的建设规划;成立“工程学术推广部”,办理各种技术训练班,改进可以就地铸造的汽车零部件、改进西北土产纺织产业;利用西北土产研制战争和生活急需的各种化工产品等。国立西北大学还联合国立西北工学院建立西北科学研究室,“藉以约集专家,从事于西北建设问题之研究”，以“赞助政府早日完成建设西北大计”;与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甘、宁、青、新、蒙各省实地考察”。

其三,积极改进西北农林生产及医疗卫生水平。联大农学院设在沔县(今陕西勉县)武侯祠,正是要利用汉水从事农业和灌溉研究,并承担陕西渭水五门堰灌溉区测量及扩充改进计划。同时重视西北农作物栽培育种,西北家畜品种改良,西北兽医培训，西北造林、护林、森林利用等,先后育成棉花、小麦、谷子、大豆、玉米、高粱、马铃薯等优良品种22种，并以农业推广处、改良作物品种繁殖场等开展卓有成效的农业技术推广,举办多次农产品展览会及农民训练班、新旧农事讨论会、农民夜校等,辅导扶风、武功两县 成立170个棉麦生产合作社和265个信用合作社，体现了“重视结合西北实际，为西北的农、林、园艺等事业服务”的办学宗旨。为了便于民众诊病，联大决定将医学院设于南.郑居民聚居区。医学院徐佐夏、王同观还组织抗日宣传队,自西安出发,经宝鸡、凤县、褒城抵南郑,为各地群众诊病并普及医疗卫生知识。西北医学院还办理妇婴卫生讲习所”，“并于春假期间将学生编为数队在今汉中市新民、灵泉二乡作卫生宣传,施种牛痘,并作死亡出生调查统计及陕南地方病调查,以为改良地方卫生之准备”。

其四，自觉承担“发展整个西北教育之责任”。西北联大先后承担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甚至包括河南和内蒙)职业学校的辅导，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师范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教育的研究与推广,选拔毕业生充实边省学校教员，以及西北联合招生、联合考试、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学术社团的主持和实施等一系列文化教育重 责,成为西北教育的主导力量。正所谓:“负起西北各省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联大还组织考察团赴甘青两省考察,“以为计划发展本大学及西北教育之根据”;向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提交议案,建议由教育部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设计西北教育发展的改进方案,推进“建设西北”的“既定国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北联大基本实现了国民政府发展西北高等教育的战略设想，奠定了战后西北开发的高等教育基础，影响至今。与西南联大的几乎全部北归(仅在西南留下昆明师范学院)不同，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部分师生回迁复校外，西北联大在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等五所国立院校,使西北地区迅速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一流的高等院校,西北地区从此一改高等教育严重落后的现状而拥有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西北联大及子体各校不仅基本实现了国民政府改变当时高等教育“东弱西强”畸形布局的国家战略，而且奠定了此后西北诸高校在农林、工程、地质、生物、考古、历史、民族、教育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和西北开发的高等教育基础。

四、余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认识和启示:第一，20世纪上半叶,开发西北上升为关系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战略高度。今天，对于迈入伟大复兴征程的中华民族，西北大开发和西部大开发尚需继续深入推进。第二,祖国辽阔西北需要一批一流的高等院校,特别是与西北人文与自然资源紧密结合的高等教育学科群,以为西北大开发提供稳固的人才保证、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第三，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其组成的西南联大相比,西北开发更需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及其所组成的西北联大在理、工、农、医、师范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这三所院校内迁西北组成西北联大,并将西北联大分设为五所国立西北院校而将其永久留在西北,是国民政府贯彻西北开发战略所采取的深谋远虑的重大举措。第四,能否促进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一所大学能否成为一流大学，也与它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国家、区域乃至世界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所应发挥的作用密切相关。大学应当紧密依托国家和区域资源,敏锐瞄准国家战略和学术前沿,在国家、区域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谋求错位发展,努力培养和巩固自身学科优势,不断探索学科强校、质量强校、特色强校的发展模式。

（作者：曹振明，来源：《科学经济社会》，2014年第3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