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产物，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属于罗马教廷的北京辅仁大学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从陆续出版的多种中外文学术期刊来看,该校的外籍教士和中国学者为此做出了诸多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份刊物《辅仁学志》和《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已有若干具体研究，与之相比，学界对《辅仁英文学志》(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的考察存在极大不足。该刊物最初介绍学校创办情形与学术研究状况，在本笃会(Order of Saint Benedict)神父奥图尔(George Barry O'Toole,1886-1944)、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神父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1878-1936)的先后主持下，逐渐发展为国际性的学术期刊，形成中西学者共同合作的专业群体及交流网络,并初见《华裔学志》的雏形。与辅仁大学的研究取向一致，发表在《辅仁英文学志》的研究文章总体上侧重中西交通和中国基督教史,域内和域外学者就此议题形成一系列的学术性对话，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在这所天主教大学的早期实践。

（北平辅仁大学主楼）

一、殊途同归:辅仁学术理念的雏形

辅仁大学由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马相伯、英敛之倡议并创办，并得到当时极仰慕中国艺术文化的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的大力支持。特殊的背景与出身使这所天主教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始终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西交流，而非宗教及单方面的西学输入。这种学术理念的发轫可见于1912年马相伯与英敛之联名发表的《上教皇请兴学书》，即请罗马教廷派遣“高才硕德之教士来华,创设大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介绍世界新知识，以示公教之公”。

在教廷明确回应之前，1913年英敛之先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办辅仁社,“备古今书籍数百种”，专收天主教青年子弟讲授国学。1925年，辅仁大学时名“北京公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成立之初即在《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提到:“今本会创设大学于北京，一本斯旨,不避烦赘，更申言之，即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最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舍短取长,不使偏胜,此物此志也。”以此明其中西交流之旨。联系英敛之、马相伯在民国初年的兴学论说，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

与天主教人士进修中国文史的理念不同，早先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的陈垣和沈兼士更注重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从中提升中国学者的研究地位。据郑天挺回忆，1921年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就听陈垣讲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辅仁大学成立后，陈垣夺回汉学中心的决心更为迫切。沈兼士也有类似表述:“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这种论断饱含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也带有西方和日本汉学冲击下对本土学术自省的意味。1931年,沈兼士又对辅仁师生说:“东邻的日人,及远处西洋的欧洲人,于此种学问，且早有独到的研究;我国本乡土的事情,倒远不如外人知道的详细，这岂不是大羞辱!”同样受到西方学者的冲击与启发,张星烺称其十多年辛勤治学的动力是有慨于中国学术落后，“中国史地，西洋人且来代吾清理"的现状。对于以陈垣为中心的学者群体而言，整理和研究中国古物典籍，“于世界学术中争一立脚地”，是辅仁学术理想中的应有之义。

（陈垣）

以往的研究认为，马相伯、英敛之和陈垣共同的学术取向是介绍和引进西学，并重视和发展国学。这固然不错，但仅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言说，往往忽视这所天主教大学的教会背景以及西方传教士对于辅仁大学早期发展的贡献和影响。

明末以降，中西文化的沟通与来华传教士密不可分。《上教皇请兴学书》中便多次提及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学术传教的先例，视“专籍学问”为传播福音的重要传统。但是,在“礼仪之争”后，这种传教方法逐渐被抛弃。及至20世纪20年代，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带来的挑战，并随着教宗本笃十五世通牒《夫至大》(Maximum llud)的颁布——强调传教士职分“当精熟传教处国语国文”“传教异地者，将致身超渡其人民也，自当有所讲求有所精研”，回天主教会进行了传教政策的调整。在外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由冲突到调和、适应的过程中，原本从属于传教事业的学术工作又逐渐受到外籍教士的重视。

自其初创，辅仁大学便成为天主教会打破东西方间隔藩篱、践行学术传教理念的一个试验场。1920年下半年,美国本笃会圣文森院(Saint Vincent Archabbey)的奥图尔博士来华考察，与英敛之会面，“二人所谈对于公教兴学之事,极相契合”。随后，圣文森院接受罗马教廷传信部的委托，筹资创办辅仁大学。不过,本笃会直到1909年才进入中国内地，圣文森院的中国使命直到1920年奥图尔的中国之行才正式展开。对缺乏中国传教经验的本笃会士来说，既要达成传教任务,又要化解介入中国社会文化的紧张态势，进而参与本土文化的创造，殊非易事。

（奥图尔）

在参与学校筹办之时，本笃会就表明其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及对中国事务的兴趣。《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提到修会传统时说:“本笃会诞生于一千四百年前，当欧亚诸国变迁纷扰时代,北欧蛮族南侵罗马,致希腊拉丁文化澌灭殆尽,故于不变变通两端兼收并蓄，乃惟卒赖以延绵而保存之。”在该会修士看来,“文化澌灭"的情形也发生在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学经典因清王朝的崩解而失去保护，又受到连年军阀战争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传统学术的价值与新思潮相比更趋末流。当此中西新旧文化激烈冲突之际，唯有本笃会修士能借鉴中世纪早期修会保存希腊、罗马古籍的历史经验,协助中国学者收集和整理文献，使中华民族强大而古老的精神得以传延。教廷方面也对本笃会的文化使命寄予厚望。1929年11月13日刚恒毅在辅仁大学演讲时表示，“这座大学愿意作高深文化的工具，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金言，愿对中国的复兴有所贡献。”

除了借助传统资源以外，本笃会圣文森院立于现实,宣称其修士不是简单地把天主教的宗教、文化和教育理念强加于中国人。与此相反,他们视自己为这片新土地上的定居者，有义务学习这里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念。奥图尔指出忽视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是愚昧的，并承诺他们不仅不把美国国家主义(American nationalism)凌驾于中国人之上,还应该“尽力使他们在中国创办的大学和教会成为本土化机构”。为达成此目标，他们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沉浸于传统文化的讲习中。作为后来者,美国本笃会士一方面延续以往耶稣会传教士风格,另一方面又有意淡化传教者，尤其是“文化侵略”参与者的身份。这既是策略性的，也有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的因素。

中国学者对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外籍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兴趣殊途而同归。尽管言说立场有别，但都致力于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良好成分。正是在此基础上，双方都表现出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强烈愿望,中西文化交流的办学宗旨得以确立。1927年，《辅仁大学组织大纲》中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为该校方针。在此办学方针下，辅仁大学陆续出版多种中外文学术期刊，《辅仁英文学志》就是最早将这一方针付诸实践的刊物。

二、由浅渐深:《辅仁英文学志》的展开历程

1926年9月，在辅仁大学开办一年以后,第一期《辅仁英文学志》正式印行，计划每半年出刊。负责刊物编辑和发行工作的正是积极参与学校筹办事务的奥图尔。1912年他在罗马宗座传信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taUrbaniana)获得神学博士学位，1917年开始在本笃会圣文森神学院教授哲学,此间他已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并鼓励圣文森院的学生为中国传教事业服务。随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习生物学，1925年1月完成《一个反进化论的个案》(The Case against Evolution)一书的修订及出版工作。3月,他便住进辅仁大学,成为首任校长兼外国文科主任,完全投入到学校建设之中。奥图尔以校长身份兼任《辅仁英文学志》主编，可见这份刊物在创办之初与校方联系紧密。

刊物最初的发行地设在美国本笃会圣文森院，目标读者群是美国教友。编者在第一期开篇提到:“学志出版以作为交流的媒介，面向那些慷慨地为最强大而古老的东方人开创文化传教事业的人们”，即北京公教大学教友会(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该会之所以成立,并为远东的天主教事业提供财政支援，也缘于奥图尔的积极奔走。1926年1月，他重返美国,拜访其他教区的本笃会修院，并成立北京公教大学教友会。按照规定，每位教友每年至少要捐助1000美元，或发展其他的教友参与此项事业。回为及时沟通两地信息，《辅仁英文学志》在美国出版后即向各位教友免费发放，为扩大影响还向美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寄送。

早期的《辅仁英文学志》紧密配合各项校务工作，反映大学的创办情形。第一期介绍了教友会机构、大学部门和院系设置，描述现有建筑和场地，与大学建设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以后各期也包含上述内容,并补充了学校建筑插图、人物合影等资料。这些向美国教友描述辅仁大学发展轨迹的文章，“告知他们过往的成绩和将来的事业，描述这个将要被基督教化的陌生却充满魅力的文明，翻译和发表一些有趣且由大学研究人员所发现的档案文献。总之,分享他们的经历、成绩、问题和计划。”为反映大学的学术面貌，该刊物也发表辅仁大学教员所写的研究性文章，但正如“Bulletin”(布告)一词所示，奥图尔最初仅把刊物作为学校信息的发布渠道，推进学术交流和研究之意并不明显。

由于辅仁大学的教会背景，《辅仁英文学志》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体现大学在传教事业中的地位以及校方对传教问题的关注。例如，高福德(Francis Clougherty,1895-1980)的《中国教育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和邢锡礼(Sylvester Healy,1891-1979)的《论高等教育对中国传教事业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Catholic Missions of China")都在论证创办公教大学对于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有效性。陆征祥的《教会与中国国家、社会的关系》("The Relations of the Church with the Nation and with Society in China")则围绕传教士的文化适应问题展开。陆征祥曾为民国外交总长、内阁总理，1927年进入比利时本笃会圣安德鲁修道院，长期而丰富的外交、政治经验使其对传教问题的看法颇受教内人士重视。就传教任务而言，《辅仁英文学志》是外籍教士吸收中国资讯的重要来源,传阅这类文章有助于他们更快地进入角色，也使辅仁大学作为天主教在中国北部传教事业的典范得以传播。

（陈垣、奥图尔与辅仁大学毕业生合影）

进一步来说，《辅仁英文学志》符合把汉学研究与传教任务相结合的潮流。由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许多西方学者对各地的人种、语言和风俗抱有兴趣，寻求宗教目标和文化学、人类学研究的结合成为可能。美国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1928年12月12日评论:“任何对中国稍有兴趣的人都不应忽视《辅仁英文学志》第五期。对于这份极佳的出版物，我们不能吝啬赞美之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辅仁英文学志》的影响不再仅限于美国的天主教会，还在中国的主教和教士之间广泛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它获得教友会以外的来自欧洲、亚洲其他国家学者的关注。正如一封信所示，在上海期间的鲍润生也希望把他所写的《对中国的传教与研究》(“Mission und Erforschung Chinas") 发表在《辅仁英文学志》上,但因文章中还有待修改之处，惜未被刊出。

这种成绩的取得，一方面离不开主编奥图尔“渊博的学识和充沛的精力”及“优秀的编辑能力”，这本出版物在三年时间内跻身大学刊物前列，一直保持较高水准。《辅仁英文学志》从第一期开始就刊登学术研究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是欧美学者所热衷的中西关系问题。主编也注意把握当时西方研究中国的态势，掌握欧美和日本汉学家新近发表和出版的论著。另一方面，传教士学者、知名汉学家纷纷到访,开拓了编者的视野,扩展了刊物的格局，也极大提升了其在国际汉学界的知名度。1929年到访辅仁大学的英国教士斯科特(P.M.Scott)把奥图尔《若望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一文发给剑桥的朋友莫尔(A.C.Moule)，后者在1930年的《剑桥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对该文的评论。根据《辅仁英文学志》“大事记”一栏，1931年9月和10月间，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AbbeHenri Breuil,1877-1961)和日本汉学家、明治大学教授佐伯好郎(Paul Y.Saeki,1871-1965)等都曾来校,在《辅仁英文学志》上均有文章发表。1933年1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北平期间参观辅仁大学并参加学校的欢迎宴会。这位“最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的汉学家十分注意和推崇陈垣的研究，1923年他发表在《通报》(T'oung pao)的文章便引用了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的中文史料。

在此影响下，《辅仁英文学志》的作者群逐渐扩大,除本笃会的学者外,还有比利时裔的蒙古学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德国汉学家艾克(Gustav Ecke,1896-1971)、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 ，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1889-1975)等，中国学者则有英千里、陈垣、张星娘等。专业研究者群体及其所组成的交流网络，使《辅仁英文学志》国际化程度提高的同时，学术性也不断增强，学术论文的比重逐渐提高。刊物分量也随之日趋厚重，创刊时每期只有几十页,从第五期开始，每期内容达到100余页。尽管附于末尾的“大事记”保持不变,校闻反而成为附庸。

自1930年10月第七期起，《辅仁英文学志》的出版地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从扉页“北平定府大街辅仁大学印行”(1928-1945,北京称“北平”)的字样可知，编辑、印刷和发行都设在辅仁大学校内。这种出版地点的变化，暗合了中国学者夺回汉学中心的理念，也反映了此时北平作为学术文化中心和汉学研究重镇的地位及初创时期辅仁大学人文荟萃,中西交流活跃的景象。作为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该校于1928年出版了中文学术刊物《辅仁学志》,以校长陈垣为主编，并把“阐发邃古之文明”“共图欧亚合作”的理想,沟通文化的使命彰显在创刊弁言中。

由于校方主管，《辅仁英文学志》的出版命运自然与辅仁大学的浮沉紧密相联。当世界经济危机席卷美国，圣文森院面临巨大财政压力时，主编奥图尔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筹集办学经费上,以致刊物出版工作一度被搁置，最后一期出版时间与之前相隔了整整三年。1933年,因本笃会无力维持大学的运转,教廷遂令圣言会接管辅仁大学。当1934年11月第九期《辅仁英文学志》出版时,奥图尔已经离校,编辑和发行人换成圣言会神父鲍润生。与前任修会相比，圣言会早在1879年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对于推进学术研究、高等教育与传教事业的结合更具经验和优势，与前任编者奥图尔相比，鲍润生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训练更为有素。

对于刊行《辅仁英文学志》，鲍润生如是说:“目前北平是旧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核心点。中西学者共同合作，展望未来东亚研究的成果，殊甚可期。”在鲍润生的主持下，最后一期刊物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如下变化:其一，除前言和大事记介绍过渡时期的辅仁大学以外,几乎所有内容都与汉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相关;其二,并非所有学术性文章都以英文发表，如鲍润生的《屈原的<九歌>》(“Aus den'Neun Liedern'des K'uYuan")、福华德的《满洲研究》("Mandjurica")以德文撰写，田清波的《鄂尔多斯志》("Ordosica")以法文呈现。这是由于“学志越趋国际化，供稿者和读者遍布世界”，文章可以作者母语发表,从中隐约可见《华裔学志》的雏形。

至此，与大学一同成长的《辅仁英文学志》已从一本单薄的为教友和捐助者提供教会大学创办信息的杂志、一本宣扬天主教在华传教理想的刊物,发展成专业化的学术出版物。不过,“对于一份学术性期刊而言,它的形式不太合宜”，在内容和格式上,鲍润生都感到该刊物无法适应他所设想的“学术形势的发展”。《辅仁英文学志》在他接手后仅出版到第九期便停刊，由《华裔学志》取而代之。

三、中西交通:学术研究与对话的题旨

尽管存续时间不长，发行期数不多，《辅仁英文学志》作为校方出版物仍反映了早期辅仁大学的学术水平、教学和研究的普遍取向。在1926年的教学大纲中，文学类课程设有“中国文字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儒家经典课”“著名古典作家作品课”，哲学类有“外来宗教史”“中国佛教史”，还包括历代学者的哲学著作,历史类有“中国文化和文明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地理”等。这份由英敛之、陈垣策划的教学大纲，显示出中西兼习的学术特色,不仅包含国学内容,也注重历史上的中西交通。

中西交通研究是西方汉学家素来擅长的部分，对中国学者却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由于宗教经历和宗教信仰背景，马相伯、英敛之注意对明清天主教文献的收集与整理;陈垣在基督教史研究方面用力更深，并得前者拔识;张星烺曾留学美国和德国，对西方文献目录最为熟悉。他们既是大学及相关院系的创建者，又都有敏锐的学术目光，因此最早在国内开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作为教会大学,辅仁大学还吸引大量兼具传教和学术之职的外籍教土来此服务，并聘请在国外大学任职的教授,或负责该校课程，或来访讲学。他们都是学有专精之士,本身从事人文或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接触的部分深感兴趣。

根据《辅仁英文学志》第六期所列的校方出版物，这一时期辅仁大学出版了大量与中西交通有关的书籍文献，如明末传教土傅汎际(Francis Furtado,1587-1653)和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Logica)、奥图尔在大英博物馆复印的《斯隆抄本》、张星烺编撰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清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翻译的《弥撒经典》等。一些新发现的史料也由辅仁大学影印成册，如《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它们都是大学教员遍访公私收藏，抄录和整理的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及中西关系的重要文献。

从早期教学和出版情形不难发现，自创设之日起，辅仁大学的研究取向就集中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上,并将这两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是校情所致，也是特色所在。《辅仁英文学志》上的学术性文章也主要以中西交通为选题对象，包含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译介、中国基督教研究、宗教建筑与艺术考察等方面，还有传教士根据考察经历描写或研究特定地区的文章。

中国古代文献分散，近代又有大量的外文资料和流失国外的汉文著作，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翻译,是开展学术工作的当务之急。而西方学者或未受系统的汉语文字训练,或因文化隔阂无法充分理解中国文献，故必须与中国学者合作，对后者的翻译工作有所倚重。《辅仁英文学志》收录的英千里的一系列译稿便是例证。英氏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长期担任辅仁大学秘书长及西洋语言文学系主任，在翻译工作中与奥图尔多有合作。发表在第五期的《景教碑新英译》("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storian Tablet")是中国学者对大秦景教碑首次推出的英译本。这块反映在华佛教徒与基督教徒关系的石碑，在中国除一二学者外鲜有研究,在西方汉学界却弓|发持续关注。为补充奥图尔在按语中所说的唐武宗打击聂斯脱里派教徒和佛教徒的直接资料,英千里又翻译了《武宗还俗敕令》("The Secularization Decree of Emperor Wu-Tsung")，并发表于第六期。此外,他在《明朝末代皇帝与天主教》("The Last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atholicity")中将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 带给罗马教宗的中文信件翻译为英文;在《萧洵对元大内宫殿的记录》("Hsiao's Record of the lmperial Places of Khan Baliq")中节译描述汗八里的《故宫遗录》;他还为艾克《福清两石塔》("Two Ashlar Pagodas at Fu-Ch'ing in Southern Fu-Chien")一文选译福清县人、明朝重臣叶向高的诗稿《苍霞草》，并附于文后。

这一时期的学术工作，并未停留在史料的整理和编撰上。随着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进，西方汉学与传统国学汇融，中国天主教史成为一门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从《明 朝末代皇帝与天主教》这篇兼具翻译和研究性质的文章来看，《辅仁英文学志》自第一期起便把目光投向中国天主教史,以后几乎每一期都有相关文章发表。文章的作者多为天主教徒，他们便于搜集和发现教会收藏的档案文献，以教内人士的眼光从事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也有独到之处。奥图尔的《中国早期基督教漫谈》("Random Notes on Early Christianity in China”)讨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并试图从西方文献记载中找出比聂斯脱里派更早到达中国的基督教徒。编者希望由此形成系列文章，特致信印度宗座询问相关情况，得到马德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Madras)经济学教授、叙利亚基督教徒托马斯(P.J.Thomas) 的答复。奥图尔的另-篇文章《若望孟高维诺》探讨中国首位主教孟 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247-1328)的事迹,分为孟高维诺的出生、入天主教方济会、奉教皇之命前往中国、向东旅行的经过并抵达广东沿海、与可汗的会面以及在汗 八里城传教等。与此相近的还有高福德的《马可波罗时代的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介绍另外三位方济各会士卢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约1215-1270)、柏朗嘉宾(John of Plan de' Carpini,1182-1252)、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1286-1331)的中国行记，评论他们的价值与不足。裴化 行的《明末哲学运动从何时开始》("Whence the Philosophic Move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Ming?")则探究耶稣会士对明末江南儒士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影响问题。

参与这场学术性对话的，还有陈垣、张星烺二位中国学者。陈垣为寻求天主教文献，曾到京师图书馆翻检其目录，从中发现摩尼教的教经残卷,后随《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发表于《国学季刊》。冯承钧称“其搜集材料,用力颇勤，以之与沙畹、伯希和二氏所辑之汉文材料相对照,亦多相类”，评价极高。《辅仁英文学志》选取了其中的《摩尼教始通中国》和《元明时代摩尼教》两章译为英文,以京师图书馆的残经、何乔远《闽书》对摩尼生卒及流传中国年代的记载等前人未发现的史料,作为摩尼教传入中国 的力证。张星烺的《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原载《辅仁学志》第一期，在考证昆仑奴之来源地时，以《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与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相合,断定昆仑国即非洲，在论述阿拉伯人贩运黑奴时主要使用白洛克尔曼(C. Brockelmann)的《回教古今史》("Der Islam von Seinen Anfangen bis zur Gegenuart")的记述,证以唐人小说，“东西记载，互为印证”，体现了张星娘对于中西不同体裁的史料的掌握程度,和对教内与教外典籍互证的研究方法。

建造融合中西风格的校园建筑也是大学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议题。为此，《辅仁英文学志》编发了一系列与宗教建筑艺术有关的文章，如翻译刚恒毅致二位外籍神父的信件,题为《传教事业所需要的中式基督教建筑》("The Need of a SinoChristian Architecture for Our Catholic Missions")，从艺术、宗教、历史和实用四个维度,对中式基督教建筑的基本原则提出要求。比利时本笃会修士格里森(Adelbert Gresnigt,1877-1956) 的两篇文章《论中国的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和《对中国建筑的省思》("Reflections on Chinese Architecture")介绍了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以及在教堂建筑中表现这些特征的方法。他将此方法落实到辅仁大学的建筑和景观设计中，形成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风格。以《辅仁英文学志》为交流媒介，新的中式与基督教式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中得到运用。正如刚恒毅在1929年的演讲中所表明的那样，辅仁大学“对古老艺术与古老中国文化的重视，可在建筑风格上找到印证”。在中国古建筑研究方面,还登载了艾克的《中国建筑的男女像柱》(“Atlantes and Caryatides in Chinese Architecture")和《福清两石塔》,这两篇文章都利用了他在厦门大学任教员期间，在福建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的图文资料。

通过实地考察搜集资料的方法与传教士游记性质的文章有相近之处，《辅仁英文学志》就有不少此类文章。盈亨利(James H.Ingram, 1858-1934)曾任杨家坪苦修会医币，在那里他发现了“遗失”在文献记载中的部族，并撰文介绍这些聚集在北京西部山区人群的历史来源、地理环境、社会组织情况。又如辅仁大学英文系教授伊德风(lIdephonse Brandstetter,1870-1945)依据其游历见闻写成《特拉比斯特派修士的朝圣之行》(“A Pilgrimage to the Trappist Monastery of Yang Chia Ping")、《宣化府之行适逢祝圣仪式》(“A Journey to Hsuan-Hua-Fu on Occasion of the Consecration of Bishop Peter Ch'eng")等文。由于福传的需要，传教士们来往于中国各地，工作之暇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寻得那些已经湮没无闻的族群的踪迹。得益于实地考察,他们对当地的民族、语言及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田清波在鄂尔多斯长达20年的传教时间里,搜集了大量蒙古地区的方言、民间文学和人类学资料。1926年来到辅仁大学时，他立即组织和出版关于蒙古学的研究著作，又应约撰写了《甘肃的蒙古族人和他们的语言》("The Mongols of Kansu and Their Language")及《鄂尔多斯志》等文章。这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考察研究也为中国学者做了示范。

从发表于《辅仁英文学志》的文章来看，在中西交通的题旨之下，既有如大秦景教碑、马可波罗时代的传教士等西方汉学研究中的经典问题，故能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对话，也有如鄂尔多斯蒙古人种学这类尚未被探索的领域，故能带动新的学术增长点。以刊物为学术传播平台,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材料和成果，可以互相借鉴参考,遂使辅仁大学逐渐成为中西交流与对话的学术重镇,并在现代学术版图中据有一席之地。

结语

20世纪以来，大学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场所，出版物为学术传播和进步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由于大学研究兴趣和目标相近，又注意搜集相似的文献，有利于研究人员之间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奥图尔任《辅仁英文学志》主编期间就得到了英千里的诸多帮助。通过中西教员的合作，《辅仁英文学志》逐渐成为中西学术交流的载体，并由校内扩展到校外，获得海外汉学研究人员的关注。辅仁大学创立之初的学术活动,特别是汉学研究领域诸多构想和计划，如奥图尔1924年致英敛之信中所说“我们希望北京公教大学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贮藏所，一个保护和向外传播的中心”，都在这份刊物中得到初步实践。

《辅仁英文学志》的发展历程也表明汉学研究对于中国传教事业的重要性。中西交通这一历史论题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一论题下，众多神职人员包括来自其他教会者，皆成为刊物的投稿人。类似这样的传教士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合作方式，使天主教内外讲学、研究之风日盛，也有利于天主教士与中国人士在学校教育、福传等工作上的合作。现代西方教会中的知识精英在此实践过程中获得沟通中西文化的可能性,也如他们的前辈利玛窦一样,“被中国人视为导师并获得中国人的友谊”。

有了早期中西交流的经验，1935年，陈垣对于辅仁大学作为一所天主教机构的目标提出如下指示:“一、运用最新的西方方法论使中国的史料系统化;二、编辑和翻译工具书以促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工作;三、了解汉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现，透过海外出版和发行来促进国际学术合作。”这些主张在奥图尔时期的《辅仁英文学志》已有所开展，也 是后来鲍润生等人创办《华裔学志》的准则。作为后继刊物，《华裔学志》继续依托于辅仁大学,加强中西方学者的沟通合作,在主题的明确性、编排的系统性上均超越前者,使早期学术理念得以延续和发扬,其出版也增进了辅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

（作者：李乐，来源：《国际汉学》2020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