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在晚年力作《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正式提出“中国民俗学派”的概念，并很快得到国内高校和中国民俗学会的认同，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对这种少见的默契，我们通常叫作“水到渠成”。之所以有这种社会效果，我想有几个原因：一是民俗学虽然来自西方，但钟先生做的是中国学问。他的民俗学研究、教育事业和社会活动几乎贯穿了２０世纪，与其他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相比，他的投入时间最长、信念坚定不移、学术成就卓著。外国同仁很早就称他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他一听了之，但在我国的确没有第二人能比，将他的名字与“中国民俗学派”连在一起没有争议。第二，这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提出的概念，面对当时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可逆转之势，能体现出他对中国优秀民俗文化健康发展的深刻文化自信。

（钟敬文）

什么是“中国民俗学派”？钟先生本人已作了界定：

所谓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是一种中国学派，外国人也就这样看我们。但在过去，从学术意识上来说，我们没有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在文字上，我们也从来没有提出过我们要建立中国学派，或者不曾明确地说过，我们是中国学派。

中国的民俗学与外国理论能不能接轨？对这个问题，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认真加以考虑。大体上说，中外民俗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彼此也越来越欢迎，但说到不同文化的接轨，就要考虑接轨的对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以及对她的学术研究，要跟外国的理论接轨，这比起一般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对外接轨，是肯定有其特定的地方的。就民俗学本身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轨，但是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轨，但在我们看来，又说不定点子上。这种差异，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习惯和学术发展史的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从原则上说，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全球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不是把我们自己给化掉，是应该根据我们的需要，去吸收分类文化中的先进的东西，来壮大我们自己。如果反过来，把自己的精华给化为乌有，那就成了悲剧。

我谈到钟先生有跨文化的视野，可以回看他在此书中与海外汉学界和国内同仁的一段谈话：

中国这个古国，民俗资料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既有为中国所特有的，也有为世界人民所共有的。研究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与权利，同时也是各国汉学家的责任与权利。近年来这方面的学界情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孔子死了两三千年了，但他的《论语》在世界文化人的眼里的地位是何等之高，这是大家知道的。前面我说过，文化这东西，不能用很浅薄的眼光去评价它，一定要看到它的深层。

作为中国民俗学者，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大清楚，那就难怪别人说外行话了。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深思。

（钟敬文）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出版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季羡林、金开诚、王宁、童庆炳、程正民、张恩和、何九盈、程毅中、赵诚、连树声、陶立璠、程蔷和周星等数位国内著名学者与会，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谢维和教授主持会议。与会专家讨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民族基础现代条件、社会意义、国际水准及其在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中的功能等，对钟先生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历史担当和前瞻思考给予了高度评价。限于篇幅，以下摘引季羡林和金开诚两位学者的谈话，他们一个从事外国文化研究，一个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从内外观的角度，指出钟先生建设“中国民俗学派”在世界环境中的文化地位和学术价值。

季羡林：说几点意见，是外行话，但可能对内行有好处。第一，国外每隔几年就成立一个学派，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了解一些，感觉外国的好些学派好像庄子说的“蟪蛄不知春秋”，往往是还没了解情况就没了。我们的研究不比哪国差，为什么没有学派？中国学术界应该有勇气、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学派。第二，我在欧洲呆过多年，看到他们的大学里大都有人类学系，有的还有人类学博物馆。当时我有一个猜想：像非洲、南太平洋群岛、印第安等民族的民俗，过去在欧美学者的眼中，可能并不认为是文化。从前欧洲人把自己看成是天之骄子，有文化；别人的民俗是不登大雅之堂，不被他们看成是文化。我在德国住过十年，看见他们的民俗比较单纯，印象最深的是老放假。中国学者要研究的中国民俗太多了，还不止是汉族的民俗，五十多个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第三，方法论。钟老著作中很多地方讲方法论，我很赞成。我认为中西文化区别很大，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是分析的；东方正相反，是综合的。综合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最近看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讲２０世纪是分析的世纪，也有人提出２１世纪可能是“夸克封闭”的世纪，“夸克封闭’就是物质不可再分了下去了。这个还没有结论。但我要说的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研究学问，是否可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应像钟老那样，注意方法。

金开诚：中国民俗学学派，实际上已经存在了，现在升上这面旗帜，意义重大。它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民俗学学派建立了！它也向国内宣告，“学派”二字，在中断了半世纪之后，又在学术界提倡起来了！中国可能是最早有学派国家之一。其中成就最大的、源远流长的，是儒家和道家。但是在最近五十年间，学派没有了，知识界讳谈学派。其中有政治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民主科学的道路上快速前进，很多学者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是没有学派，为什么？照我看，这就．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原因了。钟老现在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无论从学术上或是从精神文明建设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由钟老来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也是名至实归。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研究民俗学要了解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独特的概括。钟老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钟老也非常爱护年轻学者，年轻学者十分尊敬钟老，这就自然形成学派。它有利于团结奋斗，有利于学科建设。

十几年过去了，钟敬文先生、季羡林先生和金开诚先生均已辞世，而“中国民俗学派”尚待研究。她是旗帜，但要经过研究和发展，才能高高飘扬。

我本人与钟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书的关系，已被钟先生写在书里，我也抄在这里：“我的助手董晓萍博士承担了全书的编纂工作，对原讲演稿进行了充实，增加了注释，又补充了附录部分，把我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民俗学发展问题的文章收在里面，这就成了现在的这本小书。”

钟先生是我的导师、恩人、以学术立身的榜样。在他生前，我是他的学生，也给他当了十几年的学术助手。那时他表扬我或批评我，我好像都懂了。等他走了，我才明白，我其实懂得很少。我读的书不够，历练不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人民的了解也不够，所谓的懂全在表皮上。我还不能达到文字自由的地步，而文字不自由也是学问不到家的表现。

我曾协助他编过一些书，整理过不少文章。有些报刊记者和外来学者采访他的稿子，写出来拿给他看，他不满意，就让我重写。等我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说这种文章像他，我们师生大乐，我再署上来访者的姓名，人家说不好意思，他就说联合你们署名吧，我便道“岂敢、岂敢”。我留在他的身边不图虚名，只学他的本事。我给他整理的书不能说不重要，他本人很重视，出版后社会反响也很好，但我自知不足，因为我掌握了局部，还没有掌握整体，就好比会使了几把刀枪，还不能操纵整个武库。

等他走了，我仍然在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写书，不断地寻找中外学问的各处宝藏。我希望我还能看见别的，结果我还是发现了他的不可替代。要研究中国的学问，他是绕不开的。民众学问的大厦是有门框、有灰尘的，他却几乎把每个门框上的灰尘都擦掉了，他还开门进去了。我在他走之后才发现他去过那里，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北极圈的冰站里看见前面的探险者留下的粮食，在南级的考察站里看到一件留着体温的防寒衣，这些对后来者是极为重要的生命资源，我却过了十几年才能真正认识到。这十几年的艰苦磨练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年中，我又走了很多地方，多年下乡进厂，数度出国，涉足了多个领域去比较、去吸收，对同行似乎不会的东西，我会了。感谢王宁教授、程正民教授和张恩和教授，他们始终在教我应该从怎样的高度和深度去看待钟先生教我的好东西。

在钟先生辞世多年之后，我有条件组织编辑《钟敬文全集》。这时重新看他的文章，我已经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本钱，但我仍然发现了一个没有完整认识的他。我翻过了这座山，还要去翻另一座山。翻山是孤独的，但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对研究有着无穷的兴趣。而在渺小的个人之后，始终是祖国、时代、人类与未来，不了解这一点，就永远与钟先生有距离。

回到本书上说，钟先生的“中国民俗学派”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她的建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今天，反思钟先生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背景，考察他在这方面留下的历史资料，思考季羡林先生等的评价，还需要从跨文化的视角，以钟敬文先生探索“中国民俗学派”的长期学术思想发展为脉络，研究他所建设的中国民俗学的形态、性质和特征。

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分析“中国民俗学派”的发展，有三个阶段，都对中国民俗学理论形态和学科建设的方向产生了关键作用：一是２０世纪初的五四时期，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学苏联时期，三是近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钟敬文先生本人是这三个阶段的亲历者。前面已经多次提到，在他的带领下，或者说在他的主要参与下，中国民俗学的根基是中国历史文明中的民间文化，当然不能完全脱离与民间文化交叉互渗的中国上层文化。钟敬文也主张兼收并蓄，放眼世界。这两者合起来是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从来不曾动摇。

（钟敬文）

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钟敬文都借鉴了西方先进学说，还曾吸收了日本民俗学和文化史学的有益成分，用以丰富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中国民俗学派”的建立奠定基础。在这两个阶段中，他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建设民俗学，还曾在多元文化对话框架下开展故事类型个案的研究，站到了国际前沿。他的这个特点和他的具体观点，在“上编”和“中编”各章中已作了分析。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在新中国初期引进苏联理论。当时我国已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已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时期引进苏联理论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以苏联已经构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为学术主导，而不仅仅是以文化学为导向，建设民俗学中的民间文艺学。关于这一阶段学苏联的评价，有很多政治思想上的争论，不过至今缺乏的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与民间文艺学共同建设的利弊得失的研究，其实这是不够的。历史有时不是滞后的，历史有时是以总结过去的方式照耀前路。我国当代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正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下进行，与此同时全球化下多元文化回归和跨文化学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支配，是牵拉，还是互动？不研究，便无法预测，便不能正确地引导。很明显，对全球化时期出现的文化问题，要大力开展文化研究，但只从文化上研究不行，同时将社会意识形态差异作简单化处理也不行，为此我们需要回顾和反思第二阶段苏联理论的影响，进行科学有效的个案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

开展第二阶段的个案研究也有很多困难，在诸多困难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一是缺乏比较系统的学术资料，二是缺乏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我们今天能够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钟先生生前保存了他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撰写和授课的一批“未刊讲义”，今天看，这是他留给后学的幸运。他由于指导我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还给我讲过其中部分手稿的来龙去脉，现在看见这些手稿，我的耳边就能响起他的声音。我就想，什么是方法论呢？在这项研究上，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互文法，那就是如实地介绍钟先生本人撰写的文稿，让广大读者能够准确地了解钟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这一阶段历程中，如何看待学苏联的理论问题，并观察他对当时建设民间文艺学的思考；我的工作则是在整理钟先生每部手稿的同时撰写“编后记”，再后把这批“编后记”交给读者去审读，这样读者能够检查两个“师”与“生”的对话，也能顺便检查我在钟先生身后的学习是否略有进步。

自２０１１年起，获北京师范大学９８５工程项目支持，我忝为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开始组织编纂和出版上面提到的《钟敬文全集》，包括这批讲义，历时五年，已全部完成计划。我们除了做弟子应做的事，也希望能多少弥补对苏联理论与民间文艺学建设的关系缺乏研究的遗憾。

总之，“中国民俗学派”的概念不是空的，而是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大框架内进行优秀民众文化建设，是从文化学研究民俗学。此外，在２０世纪我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进程中，钟先生还要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与民俗学的互构问题，以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文化学与民俗学的关系，这也正是今天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格局竞相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此开展跨文化研究，与仅仅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相比，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认识。这一研究的目标，是让钟敬文先生建立的“中国民俗学派”能够持续地得到阐释和发展。

（作者：董晓萍，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2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