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仕，是个集状元和共产党员为一体的传奇人物。他与黄侃、钱玄同、鲁迅等人均为章太炎的弟子，在音韵学、训诂学、经学研究上有“南黄北吴”之美誉。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国文系、国学系主任、教授，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迄今还引以自豪的人物。1940年，吴承仕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席会议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我党历史上享此殊荣的高级知识分子几无他人！
（吴承仕）
满清王朝科举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状元
当代中国最具权威性和群众基础的辞书——《辞海》对吴承仕作了如下介绍：
吴承仕（１８８１－１９３９）学者。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炳麟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院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以新观点整理古籍较有成绩。１９３３年以后在北平（今北京）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当时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的影响。抗战以后，坚持在天津的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辩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车》、《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的确，吴承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算得上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徽州百科”说他既是清末状元又是共产党员，这种集双重身份于一体的全国仅此一人。百年名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介绍自己校史时总是要提及“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先贤在这里弘文励教”为荣耀。１９８４年２月，北京师范大学专门举行“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大会，并把吴承仕的战友、学生和亲属撰写的文章以及吴承仕逝世后散见于当时报刊、杂志上的悼念文章辑录成文集出版发行。同年３月２７日蒋南翔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一文，对吴承仕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举行隆重的集会纪念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前清的举人（其实是状元，后文再作补充介绍）发展成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这样漫长曲折的战斗历程是举世稀有的。无论从他的学术成就，从他的革命实践来说都值得我们深深尊敬和永远纪念。”“挺挺大节的吴承仕同志，集学者和革命战士的品格于一身，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可以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更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自我改造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学习马克思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
（纪念吴承仕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会场）
历史上的吴承仕自幼饱读经书史籍，天资聪慧博闻强志，涉猎广泛。
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吴承仕诞生在安徽歙县昌溪的一个士大夫家庭。曾祖父吴道隆，字既堂，国学生，诰赠朝仪大夫；祖父吴景桓，字渭来，号泳之，国学生布政司理问，诰封丰征大夫。父亲吴恩绶（１８６７－１９３７），原名绍绶，字印庭，号荫亭邑廩生。
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刚满五岁的吴承仕就被家人送进仓山源私塾读书。由于他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学传统，尤其是国学素养很高的书香门第，他有条件较早的接触中国历代古籍，诸如经史子集、典章名物，文字音韵之类。在私塾启蒙老师张建勋、汪沛仁老先生的循循善诱下，不断积累知识，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零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年仅１８岁的吴承仕和父亲一起参加科考，父子两人同中秀才，吴绍绶为了纪念这次“恩科取中”的机遇特意更名为“恩绶”。民国元年，吴恩绶被公举为歙县第一任县长，因痛恨官场黑暗，旋即挂印长期寓居京都主持“徽州会馆”，并持祖业，从事茶馆经营。
一九零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吴承仕前往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时年仅为１９岁。五年后，即一九零七年四月（清光绪三十三年），吴承仕以举人身份赴北京保和殿参加举贡会考——俗称“殿试”。当时的清朝政府在“戊戌变法”后迫于历史潮流对科举制度作了有限度的改革，停科举改“举贡考职”，即举人可以和进士一道参加朝考，吴承仕朝考一等第一名，时称“朝元”（即“状元”），钦点大理院主事。当时吴承仕年仅２４岁，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吴承仕是满清王朝科举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状元。
别具一格的“谢本师”让天下文豪汗颜
吴承仕担任清廷大理院主事期间，淡泊名利，无意于权势之争，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历代典章制度、三礼名物研究上。四年后（即１９１１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吴承仕并不感到意外的震惊。他在当年参加举人考试时就曾经写下“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坚冰作于覆霜，寻木起于蘖栽”。无法治理的国家也就无法挽救它被推翻的命运，故满清王朝的倾覆“犹朽索之驭六马也，犹巨舰之上急流也”，吴承仕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便出任司法部佥事，但辛亥革命成果旋即被袁世凯窃取，由此演出了恢复帝；制的丑剧，造成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吴承仕原先本想施展抱负，成就一番事业的满腔希望很快就被动乱的时局泯灭殆尽。从这时候起他把精力转移到学术领域，并拜当时著名的大学者、经学家章太炎先生为师。
章太炎先生不仅是知名于海内外的大学者，而且是有很高声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我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其独特的学术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之为“章学”，诸如吴承仕、黄侃、汪东、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这些人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甚至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群体，有人说“民初新文化运动翻不出章太炎的五指山”，“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但是，太炎先生晚年在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上曾一度“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使得不少章门弟子对此感到不满。钱玄同曾致信胡适说：“‘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鲁迅也撰文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周作人的态度更是激烈，他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针对太炎先生在上海讲学表示：“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此后他更仿效当年章太炎对俞樾所为，发表《谢本师》一文宣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
当然，性格特立独行、胸襟宽容大度的章太炎是不会在意学生对自己的批评，而且也显得十分宽容。如钱玄同虽“谈经多主今文，颇与先师相违，而先师不以为牾也”。甚至连曾经“谢本师”的周作人，他也既往不咎，不仅在１９３２年北游时一共赴宴照相，并为其手书条幅，而且还在１９３３年修订《弟子录》时将其补入，充分反映了他宽容大度的胸襟。另外章太炎先生对多持异议的鲁迅也并未淡忘，他在北游时的一次聚会上就问起：“豫才现在如何？”明显流露出一种关切之情。但吴承仕在对待太炎先生的态度上始终执谦恭之礼而未像周作人等人一样表现出一种浅薄之相。两人的交往可以说是从相闻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知；在学术上取长补短，在革命上相互砥砺，师生间情深意厚，足资后学楷模。章太炎先生曾说；“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他一生撰写了不少书札，其中有许多是致其弟子的信函。从后来整理出版的《章太炎书信集》来看收录最多的是“与吴承仕书”，共计８９封，由此可见太炎先生与其弟子吴承仕联系之密切。据１９８２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章炳麟论学集》记载，章太炎先生和吴承仕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当时清政府尚未推翻，吴承仕是清政府大理院主事（吴承仕先生１９岁中举，２４岁举贡会考一等第一名，即清代最后一名状元，可谓朝廷要人），而章太炎先生在当时是清政府宁愿以沪宁铁路主权去换他脑袋的钦犯，但吴承仕已经两次去信向太炎先生请教学术问题，并表达了对太炎先生的推崇之情。吴承仕正式拜章太炎先生为师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这期间，吴承仕任民国政府司法部佥事。当时，章太炎先生以反对袁世凯被幽禁于北京钱粮胡同。１９８４年我外叔公吴鸿迈回忆：“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心情非常暗伤，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鲁迅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祢衡如何？’章答：‘祢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太炎先生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在章太炎先生长达三年的囹圄生活中，吴承仕以司法官身份经常到章太炎先生监禁处探视问候，送衣送饭，真正做到尊师如事亲，两人也经常一起探讨学术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吴承仕每次回家必仔细整理一番，由此表现了吴承仕好学笃实的志向和不畏反动权势的高尚品格，章吴师生情谊也得到忠诚而长久地发展，等洪宪帝垮台，章太炎先生出狱了，一卷精练卓绝的《蓟汉微言》紧跟问世。至此，吴承仕不负严师栽培苦心，终成章门高足。不过章太炎先生对吴承仕依然十分严格，他曾撰写“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赠与吴承仕勉励他不断探索进取。１９２６年，吴承仕的父亲生日，太炎先生特赠寿联示贺，联为“定性岂曾参白足，驻年原不借黄精”，写得极为亲切。
1927年至1930年，太炎先生因发表不满蒋介石言论，遭国民党当局两次通缉，被迫隐居三年，与世相绝，这是他继清政府、袁世凯后的第三次通缉，但吴承仕并没有因为老师落难而远离他，相反他一如既往不断写信慰藉老师，并特意撰写了《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路线》在自己创办的赤色刊物《盍旦》上发表，旨在消除人们对章太炎先生冠以“复古”的偏见，文章强调：“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由于前者，他认识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于后者，他认识当局某种借口是摧残救国运动的工具而敢于揭破它。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二十六日发表谈话：‘学生爱国运动，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我们感受着预告暴风雨到来的低气压，觉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当‘救国’‘祸国’两词可以随人幡弄的现阶段，尤有重大的意义”，“这证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张和对于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枝节的，是必至的而非偶发的”。
从１９２４年开始，吴承仕先后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此时的吴承仕已经是国内学术界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了，但他依旧执师礼甚恭。曾几何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五四”斗士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而被他们统统一脚踢开。毋庸讳言，“天地君亲师”固然不对，但一味的数典忘祖，大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似乎也不见得全对。吴承仕始终非常推崇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认为太炎先生“对于语言文字、经学、诸子学有绝大开发、绝大贡献”，所以晚年自己虽年过四十，仍“钦念本师章君之所喾敕”，其尊师之心非他人可比。据当年中国大学学生王西彦先生回忆，“１９３１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先生来讲学，真可谓前呼后拥，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一讲数小时，这些平日在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传为美谈”。在北京期间，太炎先生还郑重地将他“五四”前后著作七卷交北京弟子们出版，“由在北平的旧日学生出资，交吴检斋总其成”。这部书耗吴承仕二年之力，太炎先生为之动情地说：“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即吴承仕）与玄同力亦疲惫矣”，由此可以看出章太炎先生对吴承仕是何等的信任！
１９３５年冬，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此时的吴承仕先生已是霜鬓鹤发年近花甲，却怀抱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忱积极投入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洪流。“一二·九”当天，吴承仕站在中国大学学生们的行列里去新华门前集会，又和青年们并肩前进，冒着军警们大刀、水龙头的威胁，参加游行示威，反动当局逮捕了学生，他不顾安危，千方百计地奔走营救，他写文章，作演说，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奔走呼号。此时，远在苏州的章太炎十分关心弟子吴承仕的安危，多次写信劝他南来。１９３６年春，章太炎先生从他的弟子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汪旭初（即汪东，系吴承仕同门）处悉，“言足下已允就中央大学之聘甚喜”，便急急致信吴承仕催其早日南下，并希望他“每月来此（苏州）两次”讲学，殷切之情洋溢满纸。但此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吴承仕已经以抗敌济民为己任，再也无心南下苟且偷安。１９３６年３月他给章太炎回复了这样一封信：“先生慈鉴，手谕敬悉，旭初瞩望之殷，劝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后，自当南下。私冀时奉明诲，俾免陨越。如或国难日深，中枢颠陨，托命何所，当不可知，则区区约言，又不足道矣。敬复，即候春安。弟子承仕谨书。二月甘日东北大学休息室中。”太炎先生最终没有盼到吴承仕的到来便于１９３６年６月溘然离世了。吴承仕闻太炎先生疆耗，万分悲恸，因战火密布，无法南下奔丧，便在北京主持了追悼会，并办了太炎先生遗墨展览会，表达了深深哀思。他除了与北京其它章门弟子共致了一幅挽联：“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又单独作了一幅长挽：“隐括刘贾许颖，以阐扬十二经，玄素遗文，始议胡董，终驳皮康，自排满反日以还，式昭攘夷大义。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義农旧物，系狱三年，去食七日，后渔父中山而逝，允推开国元勋”给了老师极公正全面的评价。
吴承仕与先生太炎的关系为今日新型师生关系树立了榜样。过去，史学界一些文章不顾历史事实，说什么章太炎晚年堕落成守旧派了，吴承仕只好“谢本师”了，还有些文章说，“吴承仕在北平进步学生和文化界的声望愈来愈高，然而他的旧日师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纯属无稽之谈。吴承仕晚年的伟大是完全不用别人的低下来烘托的。如果一定要说吴承仕写过“谢本师”的话，那么这可能就是他写给章太炎先生的“谢本师”，一篇让人读了不禁潸然泪下、让天下文豪汗颜的、独一无二的“谢本师”。
用马列观点解读“经学”而璀璨星空
（吴承仕）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等革命烈士，吴承仕闻噩耗不胜悲愤，立刻停餐，以表达对革命烈士的哀悼；并迅即辞去司法部佥事之职。从此，他绝迹仕途，改任教育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仕在退出仕途之后，潜心研究国学，成就卓著，特别是对于经学、小学研究的成就为章太炎先生所称道。同年吴承仕撰写的训释古音文字专著《经籍旧音辨证》出版，太炎先生为其撰写《经籍旧音题辞》，表明对吴承仕学术成就的赞赏。在此期间，吴承仕先后撰写著述150余种，章太炎称这些著作“用功完密”、“洵为精善。”
纵观吴承仕的治学道路，以他三十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吴承仕受业于章太炎先生门下致力于经学研究，后一阶段则是杀出旧的营垒，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列主义观点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并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经籍。章太炎在他晚年所写的《新出三体石考证》中其他人均未提及，唯独引用吴承仕之说，足见吴承仕在老师心目中有着与其他学生不同的地位。
作为一位硕学鸿儒，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实始于３０年代初，最初由他的朋友范文澜介绍他读《共产党宣言》。尔后又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致祥等人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辩证唯物主义教程》、《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努力去寻求真理，从中接受新的思想，汲取力量的源泉。这位钻研古籍几十年蜚声海内的经学家，读这些新书，如读中国的古经典一样，也是眉批旁注，丹黄满目，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由于他认真学习，孜孜以求，再加上他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实际斗争，于是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同时还逐渐地学会了以马列主义观点来治学。
九·一八事变后，吴承仕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积极领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口诛笔伐。还同袁同礼、高步瀛等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全国，严厉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奋起抗日。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创办了《文史》、《盍旦》、《时代文化》等红色刊物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言论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吴承仕执教鞭于北京诸高校十多载，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和中国大学国学系工作，与乃师章太炎先生堪称一代教育大家。他们都讲授国学，但所提倡的国学与国民党当局提倡的国粹完全是两码事有着本质区别。太炎先生所说的国学是指国故学，即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之泛称，这在他所处的年代，是先进的。吴承仕则不以此为满足，又大胆认真地去改造国学系和国文系。１９２６年，吴承仕入主中国大学担任国学系主任，1930年以后，吴承仕对国学系着手进行改造，在他的倡导下，改革了该系的课程设置新增设了社会科学和“新俄文学选读”、“周秦诸子”、“中国通史”等新课程。聘请了吕振羽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黄松龄讲《政治经济学》、李达讲《唯物辩证法》、陈伯达讲《中国哲学史》、曹靖华讲《新俄文学选读》、孙席珍讲《现代文艺思潮》、高滔讲《西洋文学史》等等，大大改变了传统国学系的成分，赋予了国学研究的新生命，使国学研究与时代使命更好地相结合。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在课堂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讲授《三礼》名物，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一二·九”运动后 ，北京师范大学反动教授杨立奎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一起操纵指挥“新学联”、“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加紧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大批进步学生被开除。吴承仕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及反动教授杨立奎等人的丑行。如，吴承仕在《新学生团体的出现》一文中，支持北平师范大学３４０名学生签名否认参加“新学联”。在《袈裟与手枪》一文中揭露反动派“需要袈裟时，就把手枪藏在袈裟下面用袈裟作掩护，不用袈裟时，就用手枪来代替袈裟”。他还针对青年们的思想撰写了《读书与救国》一文，剖析了理论与实践，读书与现实斗争的关系，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方向。１９３６年暑假，中国大学招收新生，吴承仕担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他利用国文试题由国学系出、国学系判这个有利条件，拟好恰当的试题，用来考察学生的政治思想，好的给高分，使他可能考取。因为不管考什么系，国文是主课之一。他针对时局，拟了“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的作文题目。约了他的学生、当时中国大学国学系教师张致祥一同阅卷，一起交换评议，当时许多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开除的进步学生都被录取到中国大学来。这些学生大多相继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并成长为我党优秀的高级干部、革命作家、知名学者，为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吴承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治学还集中表现在他出资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 等进步刊物方面。他创办《文史》，始于１９３４年４月，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钱玄同说过：“《文史》是一个赤色刊物。”事实也是如此。《文史》曾连载过托尔斯泰的《哥萨克》，选登过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许多著名作家和进步青年如沈雁冰、曹靖华、余修（鲁方明）、齐燕铭、张致祥等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鲁迅先生的名篇《儒术》，就是以“唐俟”的笔名发表在《文史》第二期上的。吴承仕先生本人也在《文史》上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正因为《文史》是一个进步刊物所以它只出了４期就被以“查封”论处遭到扼杀。《文史》被封禁后，１９３５年10月，吴承仕又创办了一个以宣传马列主义观点、评论时政为宗旨的刊物《盍旦》（渴望黎明之意）。这份激进刊物自然也不能见容于反动当局，只出了５期，也被迫停刊了。但吴承仕不为当局的淫威所屈服，仍然继续战斗。接着他又和一些同志筹办了《时代文化》，从１９３６年８月到１９３７年１月，《时代文化》一共出版了５期。吴承仕本人除了用马列观点研究经学、礼制、文字学的许多文章发表在这些杂志上面的同时还发表了数十篇时评，给站在爱国斗争第一线的青年们以巨大鼓舞。例如，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中他从讲国语须区别四声说起，以辛辣笔触讽刺国民党的党歌是“无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低到大鼓书蹦蹦戏以下百千倍”，真是竭尽喜怒哀骂之能事。吴承仕曾将这篇文章寄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在复信中提到：“前接《国歌改造运动》数纸，已付导儿（导儿，系太炎先生长子章导当时在大夏大学读书）分赠同学”。由此可见，吴承仕晚年这些活动章太炎是有所了解的，并未反对，甚至予以支持。但是他俩思想上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此时的吴承仕经过马克思主义熏陶与无产阶级战火洗礼的，已从旧学者成长为时代的先进战士，从一位纯以学术研究为己任的经学家，走上马克思主义经学家的道路而璀璨星空！
集状元、党员为一体堪称千古传奇
吴承仕的同门钱玄同曾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是的，“五四”运动前后，吴承仕还在书斋里潜心研修经学，而他的同门钱玄同则是以锐不可当的战士姿态出现。然而曾几何时，钱玄同等同门或退隐，或高升，或变节，而吴承仕却跑上来并且是以五十岁以上的人来参加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牺牲了大学教授的地位亲自来领导青年，为国家民族而奋斗，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期间的一进一退令人深思。由此也足见钱玄同等人紧跟时代前进的毅力和精神赶不上吴承仕，同时也证明了凡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人，他永远是年轻的！
１９３６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一卷三号发表题为《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的文章，宣传“一二·九”以后一年中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宝贵经验。翌年，他又在《时代文化》一卷号发表题为《新学生团体的出现》的文章揭露和批判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右派学生组织“新学联”分裂北平学运的阴谋，密切关注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与北平热血青年们紧密团结，共同战斗。经过多年的锻炼和考验，１９３６年秋，经北平地下党的批准，吴承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与齐燕铭、张致祥同编在一个特别小组。至此，吴承仕由一位饱有学识的清末状元、经学大师一跃而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在我党历史上堪称传奇人物。
１９３７年“五四”运动１８周年纪念之际，吴承仕与张友渔、黄松龄、张申府、纪向峰等进步教授发起组织了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负责起草了《新启蒙学会宣言》，提出“唤醒比较多数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以“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新启蒙学会积极开展民主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反动教授杨立奎再次扮演扼杀进步活动的角色，他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道德新启蒙运动》一文，对启蒙学会进行恶毒的攻击：“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做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样绝伦灭德的枭獍（亦作‘枭镜’。旧说枭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为恶兽，生而食父。），竟然在北平文化教育界发见（现），这还了得！这还了得！！我不看犹自可，越看越生气，几乎把眼睛睁裂！牙根咬碎了！唉！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我希望全国教育界人都赶快起来除此文化界的败类！”把新启蒙运动斥为“灭伦丧德”，极尽其诬蔑诽谤之能事，并通电全国，欲置吴承仕于死地。吴承仕愤然写下《与某人书》，借以揭露杨立奎的丑恶行径。通篇书信语言精彩而不烦琐，文辞犀利而不露锋芒、仪态雍容而充满自信，信中表述了吴承仕不慕荣利，不交权要，勤苦食力，差足自给，清白一生的襟怀。他说：“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探究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后来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同时又指出杨立奎等一伙人依靠特务组织支持而“为小人己之私图”，严词驳斥杨立奎等人“彼辈自有系统，如复兴社、ＣＣ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并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志向：“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从这封信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吴承仕当时处境的艰危险恶又可以看到吴承仕与杨立奎等反动教授作斗争的坚决态度表现了吴承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畏权势，不惧生死的高风亮节。
同年７月７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寇、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吴承仕的名字也被列为缉拿对象。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北平地下党组织精心策划，通过化装的办法安排吴承仕离开北平，前往天津，化名“汪少白”避居在英租界的小白楼。尽管当时吴承仕处境日益艰危，但仍和他的学生、中共党员齐燕铭、张致祥等人在天津坚持抗日救亡工作，为天津的地下抗日刊物《时代周刊》撰写文章传播民族革命的吼声。日寇占领北平后，为了笼络人心，曾经派人到天津企图动员吴承仕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而被断然拒绝。从此，日寇、汉奸对吴承仕更加忌恨，加紧了对他的迫害，吴承仕在天津的处境异常艰难。党中央一直关怀着这位知名的学者、刚毅的老人，在他困居天津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派人辗转至天津，拟接他赴延安，因当时天津突发大水，街可行船，接头人员被堵于城外而未能成行。
１９３９年夏秋之交，吴承仕在天津生活陷入困顿，染伤寒无法治疗，地下党组织设法将他潜送北平协和医院就医，被一名为日寇收买的医生强行灌肠至血暴下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１日在北平逝世，享年５６岁。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后，1940年４月１６日，延安各界为吴承仕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挽联为：“老成凋谢”。周恩来同志的挽联为：“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吴玉章同志的挽联为：“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延安《新中华报》刊登的挽联为“鼓吹革命，颠覆满清，主张保障民权，力争思想自由，倡团结，御外侮，至死精神不懈；忧患国事，酷爱国事，反对黑暗势力，领导学生运动，不屈服，宁牺牲，堪为后世楷模。”这些挽联对吴承仕的一生做了高度的概括和崇高的评价，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作者：李征宙，来源：《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