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基本上被关在学校外”的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教育领域采取了重要措施，制定“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教育方针，试图改变长久以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为社会中上层服务、摒弃工农大众的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把发展工农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文教工作的首要任务。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是为了要解决今天工人与农民对文化上的要求，并且要为将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必要的准备。”随着“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基础教育开始深入城乡基层，在适龄儿童就学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年长失学或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工农干部亦被作为重点对象，以实现文化翻身为目标的工农补偿教育被纳入教育改革体制重要内容，国家出台了-系列有针对性的招生政策，并开创性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育实践，工农速成中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尝试。其以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相当于高小毕业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为招收对象，用3至4年时间完成6年的中学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教育，为学员能升入高等学校深造、培养新中国各种高级建设人才服务。工农速成中学作为新兴办学方式，从1950年4月开始招生到1958年最后一批学员毕业，虽存续时间仅有8年左右，但作为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领导教育的勇敢尝试，在新中国教育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惜的是，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叙述多偏重笼统、简单的定性分析，特别是仅讨论其性质属性问题，有研究者将之归为“在新民主义教育的政策指导下，在‘教育面向工农’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学习苏联的一种产物”，有研究者将其称为“高校预科性质”，还有将其定位为“对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的一种特殊培养”，众说纷纭。有鉴于此，本研究借助第一手档案资料，把工农速成中学放在更为宏观背景下，对其入学标准、教学安排以及升学政策三方面进行考察，梳理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张力，分析这种张力对工农速成中学走向的影响。

一、偏重工农出身与革命经验的入学标准

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向工农开门”的重要教育实践。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优先保障工农大众的教育权，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在会议总结报告中，将目光集聚高等教育领域，并向各办学机构发出呼吁，要把工农干部培养成新型知识分子：“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另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我们要求全国的部队、机关、团体和学校都尽可能地为青年工农，首先是为多年参加革命斗争的青年和成年工农干部，办这样的速成中学。这批工农干部乃是我们祖国最宝贵的财产，我们必须负责将他们培养成为知识分子，培养他们负担建设任务。”这次会议从政治高度提出党和国家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意义。

会后，教育部联合北京市文教局积极筹办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为了保证办学方向和教学质量，教育部从东北、河北、山东等老解放区选调一批有革命经验和多年教学经验的干部入京，组建学校领导班子，东北实验学校校长胡朝芝就是其中之一，被调入北京担任该校校长。经过数月筹备、报名和招生考试，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录取新生120名，于1950年4月正式挂牌开学，其办学经验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

为加快工农干部的文化提升进度，教育部非常重视工农速成中学的建设和招生工作。1950年5月，钱俊瑞在《人民教育》上撰文，号召“我们的一切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要以中国人民大学为榜样，逐渐地但是坚决地吸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工农青年与工农干部入学，并且给他们特别的关照，应该计划在这些学校里尽可能地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或工农补习班。它们应该在各方面作准备以便在3年或4年之后，吸收大批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进他们的学校，担任起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光荣任务”。1950年6月1日，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现在起就应该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以便及时地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针下，我们的一部分高等学校应该立即作各项准备，在自己的学校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升入高等学校的预备班”。强调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是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的一个好办法。同年9月，教育部联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再次重申工农速成中学的政治意义，“工农速成中学则是专为培养工农干部以及优秀的工农青年，准备将来升入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培养成高级建设人才为目的。这一种学校所收的学员，对他们的要求比较严格，一定要有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要有上进的志趣，有长期学习的决心能修完高等学校课程的人方合格。这种学校与文化补习学校的差别，主要是在升学”，指出工农速成中学是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个重要步骤，“不办这类学校，不办好这类学校，工农出身的人就无法在短时期走进高等学校的门。”工农速成中学为工农出身的人进入高等学校开辟了一条特殊通道。同年12月14日，政务院专门就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对象作出说明：“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但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中，他们很少有受系统的文化教育的机会。为了认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明确规定设立3年制的工农速成中学予以补救，学生由各机关、工厂和学校有计划地抽调或选送，入学条件为“参加革命工作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具有相当于高级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年龄统一为18至35岁，身体健康者”。显而易见，工农出身与革命经验是入学的关键条件。

在招生过程中，随着实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工农速成中学的入学条件也在进行适当调整。1951年2月，教育部颁发《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其中第三条对入学条件中的资格作了微调，凡年在18-35岁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文化水平、身体健康,满足其一者即可：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3年以上者；非工农家庭出身,本人又非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5年以上者；厂、矿山、农场等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工龄在3年以上者。经过革命工作5年以上的锻炼，可以作为非工农出身干部的弥补条件。1952年为了配合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三反”“五反”斗争的需要，8月9日教育部下发的《工农速成中学招生的通知》中规定，1952年的招生工作除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之外,还可以招收优秀农村青年干部、青年店员和工人，年龄上限设定为30岁，专门规定公私营商店的青年店员工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表现积极、能坚持长期学习,并有基层工会签订证明即可报考。1953年7月，高教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招生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在农业增产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如增产模范，政治思想先进，身体健康,年龄在18周岁至30周岁之间，拥有高小毕业文化程度，被评选为模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证明和选送者”，8月1日，内务部下发《荣校学员投考工农速成中学的规定》，对在朝鲜战争和其他国内剿匪作战中作出贡献的伤残军人(三等或较轻等残疾)入学提供了制度性规定，“军龄在3年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者”，经本人申请，学校领导审查合格后，由省(署)民政部教育厅批准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者被录取入学。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对该年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对象作了专门强调，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必须争取多招产业工人，特别是劳动模范。在招收革命军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时，首先应吸收有多年革命锻炼的，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工农干部入学,但优秀的警卫员、通讯员也应根据条件适 当吸收。各地应切实掌握将品质优秀、身体健康,有高校毕业文化程度并具有长期培养条件者录取入学。”从入学条件看，革命工作年限是第一位的,考核的关键是他们的政治觉悟，党和国家要将一批具备一定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经验、政治觉悟高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等，通过速成的办法，培养成新型知识分子。

为了更有利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升学，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高校于1950年开展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实验，如北京大学采取与私立文治中学合作办学的办法，迅速解决校舍问题，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实行“向工农开门”方针，该年招收了一批优秀的工农干部。经过近两年实验，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举措。1951年11月19日，教育部颁发《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根据苏联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先进经验，以及我们二年来在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试办经验，证明工农速成中学由高等学校附设，作为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不但可以逐渐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成分，使高等学校确实面向工农开门，而且可使速成中学实施重点分类的教学计划，更容易与高等学校课程密切衔接，同时在设备及教学方面，亦可得到高等学校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因而有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好基础的科学知识，保证速成任务的完成”，教育部决定各地独立设置的工农速成中学要有计划的移归高等学校附设，所有财务、人事等工作，由高等学校有关处、科统一掌管，从制度上将工农速成中学划入“高校预备学校”。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按照教育部要求，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据1953年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情况统计，“三校共有学生1095人，其中党员668人，团员303人，党团员合占学生总数的88%。学生都是参加革命工作3年以上的，工龄5-10年的占一半以上。学生入学前大部分是机关、部队的通讯员、收发员、电务员等”。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1954年江苏6所工农速成中学招收的2350名新生中，“有很多是工厂里的劳动模范、战斗中的功臣和优秀的机关工作者”。在国家制度力量的倾斜下，文化基础较差的工农干部、优秀青年店员、工人、农民凭借“出身加革命经验”条件优势，开始成规模的出现在国家为他们单独设立的直通大学的工农速成中学里。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决定将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人民日报》，1952年7月23日第1版）

二、“速成教育”的制度设计

按照制度设计，工农速成中学要在3年的修业年限完成普通中学6年的基本课程，缩短一半时间，采取“速成”的方式，使仅有高小毕业程度的工农干部掌握必要知识，顺利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从其教学计划看，每学年以40周计算，国文3学年总时数为1080学时，包括计算、代数、几何和三角在内的数学总时数为800学时，地理、历史各为160学时、240学时。与普通中学6年教育计划相比，压缩一半有余。而且，在实际教学中，各校可以自行调整甚至制订教学计划，各科授课时数还有所删减，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为例，两所学校教学计划均是1952年暑假前自行制订，“领导上片面求速，而不注重质量。不深入了解学生实际情况，按主观要求订了计划。如初中的代数授课时数，东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为100小时，清华为60小时。算术东北为200小时，清华为100小时。授课时间少了，但有的课程内容并不精简，有的凭自己看法随意删减，以后发现删得不对又得返工”，出现了“速而不成”的现象。为救此弊，1952年教育部颁布《工农速成中学分类教学计划》，指出“为迅速培养国家建设干部和保证教学质量，我部决定将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一律定为3年，并制定分类教学计划”，将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计划分为三类，根据不同的升学系别，规定相应的重点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安排，有重点地进行教学，以保证速成教学的效果。这三类教学计划的划分，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优先发展文、理、医、农等重点学科的战略部署相一致的。改革的出发点虽好，但积重难返，在短时间内甚难奏效。即便教学效果较好的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二年级的代数考试不及格率也高达52%，况且不少学生还存在随学随忘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工农速成中学学员文化程度不齐、有的基础太差有直接关系。“语文还有过去自学的一点基础，数学则连加减乘除都不会。按此程度要在3年内赶完中小学八九年的课程，确实使得师生都感到困难，而且由于班上程度不齐，更增加教师教课的困难”。教育部规定新生必须具有高小毕业的程度，但在实际招生过程中，各校将政治筛选放在首位，对学生知识水平并没有严格把关，有的只有小学三四年级的程度，有的没有上过学，如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4年招收的190名新生中，仅有30%的学员文化程度相当于高小毕业，高达70%的学员文化程度不达标。尽管教师努力摸索各种教学方法，但教学质量依然难以得到大幅提升。

凭借“出身优势”被抽调和选拔到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员，多数是抱着“不能辜负党的信任”“学好文化、建设祖国”的信念来上学的，他们用极大的学习热情和坚定的意志力，利用节假日和周末来加班加点，奋力追赶，但与普通中学的学生相比，工农速成中学的学员文化知识底子差，家庭负担重，在争分夺秒的氛围中去追赶学习进度，教育速成的效果可想而知，而且由于学习生活过于紧张，学员的精神压力很大，健康问题堪忧，教育速成的效果又打了折扣。

三、“留有余地”的升学政策

党和国家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目的，是为了给工农干部提供升入各种高等学校所需的渠道，培养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新型工农知识分子。“工农速成中学是为了培养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使成为各种高级专门人才，使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坚强骨干。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根本之图，是使中国工业化的有力保证”。1952年，教育部要求有条件的高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并纳入高校管理体系，工农速成中学成为精英大学学生的必然生源。

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第一届学员毕业，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考试及升学报考应行注意事项的通知》，工农速成中学学员要通过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和地理八门课程，考试合格者准予毕业并发放毕业证书，学生在重点课程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需留级，不能毕业，只有拿到毕业证书的学生才能参加当年的高校招生考试。考虑到学员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贯彻党中央“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政策要求，为工农速成中学学员升学留有余地，考试分数并不是其升入高校的唯一条件。《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三年暑假招考新生的规定》中要求，除报考外国语系科者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外，报考其他专业的考生可以免考外国语，对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考生考试成绩达到所报系科录取标准的优先录取，考生的政治思想情况被纳入考虑范围。

在高等学校实际录取过程中，将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名单抽出来单独排序，对各科成绩进行适当加分，如参加高等学校文史、财经、政法等科的第一类考试的工农速成中学考生，除政治常识外，每门科目平均增加10分，总共增加50分；参加高等学校理科、工科的第二类考试者，每1科目平均增加15分，总共增加60分，然后将其成绩单分类混入一般考生报名单中，“按成绩顺序录取分配”。这种额外的加分政策显然是为工农速成中学学员升学大开方便之门。1955年5月至6月间，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综合考虑工农教育和工农速成中学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情况，特别是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进入高校后的普遍表现，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1955年秋季起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通知还指出：停止招生后，各省、市可将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视其具体情况逐步转为普通中学，在读的一、二年级一律改为四年毕业。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虽被叫停，但当年毕业生升学仍在继续，该年高等教育部召集各高校代表就统一招生和单独招生的问题召开专题座谈会，代表们就是否为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降低录取标准进行热烈讨论，最终高教部为照顾该类考生实际情况，采取单独出题、单独提前录取的方式来保障其升学,为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提供了一条进入高等学校的单独通道。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转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以阶级属性来划分知识分子队伍，“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再次被强调。1958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要求恢复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人民日报》也撰写社论予以积极回应，已停止招生的工农速成中学办学模式被重新提起。在这种背景下，最后一届工农速成中学学员基本上是通过“免试保送”升入大学，如1958年南京大学外文系招收的新生中，有将近70%是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其关键就是保送入学的政策使然。

在“留有余地”升学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工农速成中学的大多数毕业生顺利升入高等学校。以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为例，第一届毕业生中59人升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经济计划系、合作系、对内贸易系、对外贸易系、法律系、俄文系；有21人升入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以及其他高等学校；5人考入留苏预备班。随着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高等学校中工农成份及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951-1952学年，全国高等学校工农成份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19.08%，到1956-1957学年，工农成份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上升至34.1%。工农速成中学在有限时间内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工农干部，并通过特殊的升学渠道，快速增加了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工农成分，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制定的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初见成效。

（《三年来的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8日第3版）

四、结论

工农速成中学作为过渡时期一项特殊的成人教育形式，在最初的制度设计时，就将政治工作融入教育之中，“我们一开始就要深切认识到这一教育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把握住这一教育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才能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既是一项落实“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文化教育举措，提升了一大批工农干部的知识文化水平；又是落实一项政治任务，完成了工农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塑造，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和必要的条件。

1950年4月30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先后讲话。《人民日报》给予专门报道：“钱俊瑞副部长在讲话中指出：文化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后来被剥削阶级夺了去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今天中国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身了，经济上亦开始翻身，文化上也必须翻身。如果文化上不翻身，则政治、经济上的翻身还不能巩固。文化上翻身是要把文化交还劳动人民，与劳动生产结合，使工农掌握文化、掌握理论，加强斗争和建设工作。他号召学员们努力学习，将来进大学，毕业后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最忠实的知识分子，终身为工农服务。”工农速成中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为一大批急需提升学历层次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退役军人和青年农民升入高等学校提供了契机，激发了工农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以及建设新社会的决心，增加了他们“当家作主”的主人翁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担当感。

学制作为教育制度化的“国家意志”，既是保证教育事业有序发展的外部强制性力量，同时也是该项教育事业社会认可度的重要表征。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将工农速成中学纳入正规学校系统，类属中等教育的乙类，招收有工作经验且具有小学毕业同等水平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教授中学同等程度的教育，毕业后经过考试升入各种高等学校。这就从制度和政策上保证了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和发展，体现出党和国家充分保障工农干部接受教育机会的魄力。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速成中学的制度安排，突破了未列入学制的苏联模式和旧中国的教育经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办教育”的改革逻辑，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事业的实际需求，积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办教育之路。

简单地讲，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工农干部的补偿教育，设计的初衷是希望用速成的方式来完成教育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高校生源均存较大缺口,应届毕业生人数小于高校招生人数的现实状况，为工农速成中学学员作为高校招生的一个来源提供了可行性。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干部急需教育提升、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党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国家面貌、尽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望，使“速成教育成为制度设计的必然。但是，速成教育的必要性并不能与教育速成的可能性直接划等号，原本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成人的学习心理、学习能力，是否能承受3年内完成6年的学习任务是关键。虽然工农速成中学的绝大多数学生抱着革命热情、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感召下发愤图强，用自己的坚强意志去攻克学业堡垒，但由于基础较差，不少学生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作为有着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教育事业，应遵循教育的循序渐进原则。工农速成中学的“速成”尝试，诠释了成人教育办学的特殊性和艰巨性。

工农速成中学虽因各种原因被停办，但留下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随着一批批工农干部经过3年的速成教育，顺利深入高等学校学习，中国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在短时间从单一转变成多样,工人和农民通过政治翻身实现了文化翻身，毕业后直接进入新中国各种高级建设人才队伍，直接改变了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员群体的学历层次。中国共产党“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方针在教育实践中落地扎根，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中国教育面貌为之一变。随着工农出身干部文化知识水平的大幅提升，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巩固和执政能力提高的社会意义更为深远。

（作者：周慧梅，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30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