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在宗教史研究上成就空前，在元史研究上超越前人，而且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卓有建树，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诸多领域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开创性成就，泽惠后人。特别是他敦品励学、自强不息的刻苦治学精神与谦逊审慎、求是寻真的优良学风影响了一代代学人，播雨杏坛，绛帐春风７０年，化育出一大批文史英才，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段令人称羡的佳话。

勤学自励 卓然大家

陈垣（１８８０-１９７１），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幼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后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创办《时事画报》，并加入同盟会，鼓吹建立共和制，成为“革命报人”，并一度行医。辛亥革命后，当选民国众议院议员，迁居北京，弃医从政，其间曾以度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长。陈垣因目睹国事日非，军阀混战，派系倾轧，毅然辞职，转入文化教育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他历时１０年，无间寒暑，将《四库全书》３６０００多册全部读完，成为近世第一位通读 《四库全书》的学者。从１９１３年起，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执教。从１９２６年起，出任辅仁大学校长，执掌校政４５年之久。他还先后担任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陈垣）

难能可贵的是，陈垣是弃医治史，经过坚忍不拔的刻苦自学而终成以代史学大师的。他治史的经历曲折感人：自幼勤奋好学的陈垣，对死板的私塾教学和八股制十分厌弃，而对历史钟爱有加。１２岁时，他偶然发现了张之洞撰写的《书目答问》，书中介绍读书版本、治学门径，使陈垣眼界大开，从此他根据书中开列的经、史、子、集书目按图索骥，细心研读，从而开阔了视野，掌握了目录学的门径，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并悟出了治学之道。他又根据《四库简明目录》、《四库总目提要》阅读史籍，了解古今学术流别，打下了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１９１７年，经过长期积累，陈垣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元也里可温考》，考证出元代基督教的情形。文中通过广泛的史料和精详的分析，廓清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知晓的元代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的真相，并澄清了元代也里可温东来的途径、戒律、人数、有名人物以及其与景教的异同，及其在元代受到朝廷尊崇与遭遇异教摧残的史实等等，堪称一部元代基督教简史。这篇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论文使人耳目一新，从而赢得中外学者如潮好评，使陈垣一鸣惊人。从此，他的史学研究著述接踵问世，其后发表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写明代以后犹太教在华传布情况；《火袄教入中国考》，写火袄教自南北朝时从波斯传入中土，历经隋唐至宋代由产生到衰微的过程；《摩尼教入中国考》，写摩尼教从唐代传至中国和在中国传布的情况。此３篇与《元也里可温教考》被合称为“古教四考”，开拓了民国学术界古代宗教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学术领域，开创了２０世纪“古教研究”的绝学。在元史研究上，１９２３年精心撰写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体现了陈垣深厚的元史功底和史学家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洞察力。这部书阐述了元代西域各族人来华吸收并传播中华文化，留下大量华文著作的史实，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专题性质和实证研究的文化史著作，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此外，他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撰写了《元典章校补》、《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等一系列文章，大有裨益于元史研究。

（陈垣手写“陈门四学”小条）

陈垣编制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姐妹篇，二书相辅相成，开中国近代历表编制的创举。他在致力古宗教研究中时常遇到中西回历对比造成的极大不便，因此下决心“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五易其稿，四经寒暑，终于完成了这两部为中西回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准确可靠换算的工具书，颇便学林，后来成为点校“二十四史”必不可少的人手一编之书。此二书既有开创之功，又是奠基之作，为历史年代学辟出了一条新路，使近代史研究由传统走上科学。陈垣还根据前人和自己多年校勘的经验，撰成《校勘学释例》，首次提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４种方法，为学界广泛接受，被誉为“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书，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他的《史讳举例》搜集了历史上种种避讳现象，归纳为８２例，“是对中国避讳制度史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从而使对避讳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陈垣的学生翁独健回忆：在为学生讲课时谈到汉学研究，陈老说“今天的汉学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陈垣主政辅仁大学期间，重视与国际汉学界联系，以他命名并任编委的《华裔学志》为平台，推动中外学者交流合作，成绩斐然。国际汉学界顶级人物如法国伯希和对陈垣推崇备至，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著名汉学家桑原骘藏也对陈垣的学术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尤为有价值之学者”。

抗日战争期间，陈垣栖居京华，目睹时艰，坚持操守，拒不出任伪职。困处枯城之中，他杜门谢客，发愤著述，寄志抒怀，发扬舍身取义的传统美德，以傲骨撑天地的大无畏精神，先后撰成７部学术著作，以学术抗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被称为“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均为针对时局抗敌斥奸有感而发的“抗日史著”，以史为鉴，褒扬忠贞、贬斥奸逆，意在表彰历史上抗节不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此作为他的“报国之道”。历时３年而成的《通鉴胡注表微》更凝聚了陈垣的大量心血，体现了他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书中对宋元时期史学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进行笺注的《通鉴胡注》进行辨析。胡三省是一位南宋爱国史学家，宋亡不仕，心怀亡国之痛，竭尽３０年心力，完成对《资治通鉴》的校勘注释，虽家境困乏，迭经兵燹，文注稿散佚而不心灰，再次发奋著述，终成此书。战乱中，为避免注稿再遭劫灰，避居浙东鄞县袁氏家中作教席的胡三省，将摘录注稿暂存袁氏东轩石窖之中，书稿得以幸存。清初学者全祖望特撰《胡梅涧藏书窖记》以记其事。但数百年来，有关胡三省的事迹乏人问津。陈垣著述的《通鉴胡注表微》，意在阐发胡注中隐含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书中通过对胡三省生平抱负和学术精神的阐扬，体现了陈垣经世致用的思想，书中倾注了他对祖国前途的忧患，对前方浴血抗敌将士的敬慕和对日寇汉奸的切齿痛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是陈垣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被称为“学识记里碑＂式的代表作。

桃李门墙 蔚然称盛

陈垣不仅是有开创性贡献的史学大师，而且乐育英才，执教数十载，诲人不倦，金针度人，不遗余力地造就了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影响了几代学人，如史念海、赵光贤、单士元、郭预衡、刘乃和、蔡尚思、史树青、容肇祖、陈述、苏晋仁、姚从吾、郑天挺、王重民、孙楷第、台静农、翁独健、冯承钧、牟润孙、邓广铭、白寿彝……还有不少私塾弟子，如方豪、杨志玖，可谓桃李浓华，绯英满树。定居北京后，陈垣曾先后七度搬迁，八易其地，书斋均以“励耘”为名。二字中蕴含深意，因其父名田，号励耘，陈垣曾为友人湘潭宁氏一幅家藏清人手卷《锄耕图》题诗云：“两世论交话有因，湘潭烟树记前闻。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他把书斋命名为“励耘书屋”，意在自勉，要求自己治学要像农夫劳作一样，深耕细作，业精于勤，不可稍怠，也寄托了对父辈的怀念之情。而“励耘”二字，恰是陈垣一生勤奋治史、笔耕不辍的生动写照。

（陈垣在励耘书屋）

陈垣坚持辅仁大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宗旨办学，终于使这所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国学教育与研究的重镇。为了培养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型人才，陈垣特别注重基础课程的设置，尤其重视国文和断代史、专题史的教学。陈垣除坚持自己授课外，还遴选了学有专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前来执教。他认为，国文尤为重要，作为大学新生的必修课，要求学生两周作文一次，由教师讲评，选取优秀作文在墙板专栏上贴出，供同学观摩切磋，名为“以文会友”。陈垣还亲自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据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回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初，他考入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在一次作业中，他把文中的“本”字下面带了一个钩，年过六旬的陈垣先生在批改时打了一个叉，在上面批注：“‘本’无钩＂。发作业时，陈垣老师告诉他，“本”的根必须直着下去，不能曲着长，否则就难以成活，所以不能有钩。老师的巧譬善导、循循善诱使来新夏终生铭记。陈垣开设过许多课程，如史学名著选读、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清代史学考证法等。在史料搜集上，他提出要做到“竭泽而渔”。如“史源学实习’课，每次为学生布置做练习、写考释，陈垣都事先写出一篇文章，事后或印发或张贴，以为示范，成为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典范。牟润孙教授回忆，他研究《通鉴》时按照陈垣老师传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认识到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对史料的采择剪裁，也掌握了司马光对史料的取舍标准。其后，他在台湾、香港等地教书，将此法传授给许多学生，使其深受沾溉，正所谓“泽被后世，非一代也。

传薪播火 春华秋实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一些大学转赴内地办学，许多教员纷纷南下，人员星散，辅仁大学中有的就职他处，有的不幸弃世。由于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可以不悬挂日伪旗，日文不作必修课，陈垣坚持留在北平，身边常有４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教师随侍恩师左右，聆其教诲，承其謦欬，得其亲炙，时人有“陈门四翰林”的美誉，他们是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

１９３９年，陈垣搬到京城厂桥兴化寺街５号（今西城区兴华胡同１３号），这里是他人生最后３２年的寓所。此处为辅仁大学学生宿舍，被截改成一个独立的四合院，呈两进庭院，外院有三大间宽敞的南房作为书房兼会客室。余、柴、周、启４位陈垣的高足常常一起趋谒聆教，向老师问学请益，被人谐称为“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清代紫禁城乾清门右阶下一排平房，因地处乾清宫南而得名。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上谕在翰林院中选博学善书的饱学之士二人，御前供奉，入值侍班，以备顾问，讲究文义，缮写密旨。入选者称之为“南书房行走”，又称“南书房翰林”，荣耀非常。因余、柴、周、启４人常来此拜晤恩师，研讨学问，谈古论今，娓娓不倦，时人遂有“陈门四翰林＂之谓。而这４位青年终成大才。

余逊（１９０５－？），字让之，秦汉史专家。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文史学家余嘉锡之子。１９２６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陈垣在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得知他承绪家学，其来有自。父余嘉锡（１８８３－１９５５），生于书香之家，幼承庭训，１８岁时中举，是主考官、史学家柯劭忞录取的得意门生，有“湖南才子”之称。余嘉锡博通经史，遭父丧后离开仕途，转而从事教育。他精研《四库全书》，数十年如一日，劬学之殷，令人感佩。陈垣思贤若渴，约见其人。二人晤谈，相见恨晚，他们有共同的治学经历，都是受益于《书目答问》启发，进而对《四库全书》深入探研，沉酣寝馈其中，颇有创获。二人灵犀相通，从此结交，陈垣对余嘉锡多方汲引，延聘他到辅仁大学，后任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博观约取，萃一生之精力，积数十年之功，完成８０万字《四库提要辩证》一书，是第一个对《四库全书总目提案》中的乖错违失纠谬正误的学者。余氏著作宏富，先后有《目录学发微》、《余嘉锡论学杂著》、《世说新语笺疏》、《古书通例》等问世。

抗战后北平沦陷，余嘉锡深怀国破家亡之痛，发愤著述，以《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文刊于《辅仁学志》，借古喻今，以忠义故事振醒国魂人心，发扬不屈的民族精神。１９４８年，他与陈垣均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二人比邻而居，一条胡同出了两位院士，传为美谈。余逊有乃父之风，博闻强识，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撰著了《余氏高中本国史》，出版后风行一时，深受陈垣器重。毕业后一度入史语所工作，后被陈垣罗致到辅仁大学，讲授秦汉史和中国通史。在讲授《史记高祖本纪》时，他引述原文，在３面黑板上背诵原文，书写千余字，无一字讹误，足见其功力深厚。讲课时，余逊从不带书或讲稿，而是语发连珠，滔滔不绝，旁征博引，学生乐而忘倦。后在北大任教，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曾任胡适秘书。１９４９年前后移居台湾，惜其享年不永，因患高血压，英年猝逝，未能大展奇才。

柴德赓（１９０８－１９７０），字青峰，浙江诸暨人。５岁入私塾，勤奋好学。１１岁能读《古文观止》。幼年时受历史老师蔡东藩熏陶，热爱文史，以国文根基深厚、功底扎实，被同学称为“柴秀才”。蔡东藩学问渊博，著有多卷本《历代通俗演义》，至今畅印不衰。受其影响，柴德赓走上治史之路，１９２９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试卷被陈垣拔识为第一。因家境清贫，得到陈垣暗中资助，并极力推荐他的论文发表，加以奖掖。又介绍他在辅仁大学附中教语文，以解决其生活困难。他坚持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在陈垣的指导下，长期从事史学研究，成为陈垣的得意门生和学术传人。毕业后经陈垣推荐，柴德赓先在辅仁大学附中任教，１９３６年受聘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抗日军兴，北平沦陷，出于对卖国贼曹汝霖任辅仁大学董事长的愤恨，他举家南迁，颠沛流离，在四川白沙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兼图书馆馆长。１９４６年，返回北平，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１９５５年，响应支援兄弟院校号召，奉调苏州，任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５年期间，经教育部借调，他曾协助陈垣点校新旧《五代史》

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他的住处与陈垣很近，有向恩师请益解惑之便。柴德赓是陈垣身边第一个能与老师研讨历史问题的学生辈年轻人。师生二人研讨学问，往往移晷忘倦，夤夜不散。兴致高了，索性移凳到励耘书屋的书库中检索群籍。有时师生二人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夜谈”。他与陈垣关系极深，继承了陈垣从目录学入手的治学经验，考核精辟，论述有据，著有《史学丛考》。如书中《谢三宾考》一文，对晚节不保、两次降清的谢三宾的家世与生平事迹作了全面考证与论述，予以批判，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民族气节，此文发表于１９４３年，搜集史料之广，考辩论题之精，乃至反复修订成文的认真，处处体现陈垣的治学精神。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在北京各高校开设史学名著选读、史学名著评论，新中国成立后，这两门课改为历史文选和历史要籍介绍，是历史学的必修课。柴德赛追随陈垣多年，继承陈垣讲课风格，仰承师训，谨守不逾，他讲授这两门课内容充实，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谈笑风生，受到学生欢迎。后整理成书，名《史籍举要》。他常告诫学生，要学会使用工具书，要懂目录学知识，要打好古汉语基础，要熟读二三百篇古文……

柴德赓极具才华，文采、口才、书法均为人所称道，启功评说他“精于文史，敏于词章，书法潇洒流畅”。陈垣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刘乃和（与柴德赓被人称为陈老身边的“金童玉女”），曾对其再传弟子转述陈垣对柴德赓书法的评价：“陈老评柴先生：聪明极了，字也好，太漂亮了。当时柴先生的字比启（功）先生好。”１９５６年，在民进的一次大会上，柴德赓作了一个《“百花齐放”中论“一花独不放”》的发言，所论的“一花”，指书法而言。他认为，“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化、科学、艺术各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气象，但书法艺术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他呼吁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悠久传统的“书法”。他的发言被当年１０月５日《人民日报》刊发，柴德赓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呼吁重视书法的第一人。

此外，柴德赓还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共８册，３２０万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苏州大学举办“柴德赓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百年青峰》一书，来自全国各地的柴德赓生前好友、学生齐聚一堂，深切缅怀这位卓有建树的史学家。

周祖谟（１９１４－１９９５），字燕孙，著名语言学家，是余嘉锡的乘龙快婿。１９３２年，周祖谟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与北大中文系。清华国文试题中有史学大师陈寅恪出的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祖谟对以“胡适之”，深为陈氏所赏。他被清华、北大同时录取，周祖谟选择了北大，从沈兼士、罗常培等名师攻读。大二时发表《说文解字之传本》，名播一时，北大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问业。１９３９年起在辅仁大学讲授国文课，８年之中，生活清苦，他与青年学子共忧乐，以砥砺名节相劝勉，篝灯夜半，为学生批改作业，撰写讲稿，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常谒见陈垣，执卷问学，论列史籍，得闻绪论，获益匪浅。论文请陈垣审阅，常获嘉勉，时有批示，对老师和蔼的仪容与温良的风范终生难忘。

（周祖谟）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祖谟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自１９５０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１９７９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１年被批准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同年１２月被国务院聘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他长期从事汉语史、文字、音韵、训诂学、中国古代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的教学与研究，尤致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成果丰硕，著有《问学集》、撰有《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汉语词汇讲话》等，在《谈治学方法》一文中，他提出治学要有根基，为学要有次第，要靠寸积铢累，注意从搜集材料入手，进一步参互比证，确系经验之谈。他勤于钻研，慎于著述，厚积薄发，谨遵乃师剥笋抽茧、竭泽而渔的治学方法，校核勘比，治学严谨，穷原竟委，从不妄下断语。他为学生讲授《现代汉语》和工具书使用法，条理清晰，抑扬顿挫，举例证常常在两三个以上；板书娟秀整齐，连旧式国语拼音字母都写得十分漂亮，并带头书写规范的简化字，为培养造就新一代语文工作者和科研人才付出艰辛劳动，许多语言界学者均出其门下。

启功（１９１２－２００５），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满族宗室后裔，早年丧父，在祖父关爱下读书。１０岁时祖父也弃世，家道中落。在祖父门生的接济下，茹苦守孀的寡母与未出嫁的姑姑将他抚养成人。中学未毕业，启功不得不辍学谋生以养家糊口。１９３３年，经祖父辈的老世交傅增湘之介，拿着他的作业晋见陈垣，陈垣认为其写作俱佳，破例录用，推荐启功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课。有人认为启功仅是中学生，资历过浅，只一年便将他解聘。陈垣不计文凭，更看重人的实际能力，对他说：“当不成中学老师，就来大学当老师吧。”于是推荐他到大学美术系任教，不久也被同样理由辞退。陈垣视启功如荆玉含宝，索性将他留在身边，让他教大一国文。陈垣历来重视国文，不仅每年亲自教一班课，还亲选课文，选教员，编统一教材，对任课教师详加解说，学年末全校一年级国文课统考，也由陈垣亲自出题，统一评分。陈垣把自己多年总结出的教学方法与经验倾囊不吝地传授给启功，细致入微到如何备课、批改作业、讲课的站姿、板书书写，使启功如沐春风，煦如佳酿，终生受益。

八年抗战胜利后，有人推荐启功去官场当科长，启功心存犹豫，请教老师，陈垣指点他：“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少无宦情的启功立刻悟出其中的道理，毅然辞去从政的机会，越发潜心学问。

启功自幼临池习书，得名师指点，博学多才，工书善画，在陈垣的悉心指导下不仅学业精进，精于文物、书画鉴赏，而且成长为书法大师、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献学家。启功诗、书、画兼擅，堪称通才通学，著述丰赡，汉语言文字研究方面，著有《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古代文史、文献研究方面，著有《说八股》、《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他曾为《红楼梦》作注，点校《清史稿》，参与整理敦煌变文等。书画理论、书画史研究方面，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论书绝句》、《启功丛稿》等多种。说起在辅仁大学的经历，启功形象地比喻为一边教大学，一边“上大学”。陈垣常教导启功，论文和专著切不可急于发表，要经得住验证，如同刚蒸出来的馒头，要等热气散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那时才能知道。陈垣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自励，自己写完文章必请别人审读，虚心听取意见，包括老师辈、朋友辈和学生们。启功从中体会到恩师虚怀若谷的学风，也学习到恩师以众人为师的高尚品德。启功追随陈垣近４０年，耳提面命，潜移默化，师生风谊，有逾父子。他在《夫子循循善诱人》中对老师深怀感恩之情，追怀恩师的教泽和对自己的栽培，正是陈垣的提携扶掖，使他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代著名学者。启功曾与陈垣论清初满族诗人纳兰性德（成容若）的汉文化修养，说“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千人，如果我作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陈垣欣慰地笑答：“后边是启元白。”可见老师对爱徒高足启功的充分肯定。

（启功与陈垣）

陈垣去世后，启功撰联云：“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荟陶甄。”１９９０年，纪念陈垣诞辰１１０周年之际，启功以义卖书画所得１６３万人民币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以资助学子，寸草春晖，作为对恩师的报答与纪念。１９９７年，北京师范大学为迎接建校９５周年征集校训，最终启功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被选定，这８个字恰是陈垣和他的弟子们孜孜以求、笃实践履的范臬。

（作者：金人，来源：《文史春秋》，2012年5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