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层面极端的不平衡性，体育思想主体的身份表现出复杂而多面的特征，既有主张体育救国救民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有躬身践行体育教育理论的教育家、体育家、职业体育教育家。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国和新中国的董守义先生兼具多重身份，从教会学校的“筐球”明星、春田学院体育的“多面手”，到“南开五虎”和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教头；从专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民国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专任委员、常务委员，到国际奥委会委员；从多所大学教授到身兼数职的体育官员，一生饱经世故的体育实践经历，在当时诸多体育精英中也鲜见，由此成就为体育教育家，社会体育活动家，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尊奉为“中国篮球运动之父”、体育界“五大泰斗”之一。

作为中国近代篮球运动的开拓者，董守义不仅促进了中国篮球运动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体育精英和运动人才，特别是为争取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作出了杰出贡献。董守义投身体育运动和献身体育事业60多年，既有着丰富的竞技运动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体育教育理论，他一生撰写了《篮球术》、《最新篮球术》、《田径赛术》、《足球术》、《篮球训练法》、《欧洲体育考察日记》、《国际奥林匹克》等体育著作和150多篇文章，形成了涵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等诸多领域的体育思想体系，其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极具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体育思想和实践对今天我国体育事业依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董守义像

一、董守义体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溯源

（一）董守义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及体育思潮梳理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将会导致思想的碎片化和断裂，从而失去其时代意义和价值取向。从董守义生平和论著史料来考察，近代是先生步入体育事业的黄金期，更是思想形成的关键期，这时期体育思潮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碰撞与冲突、借鉴与融合的实然状态。董守义体育思想正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变革中各种思潮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美国的“新体育”思想和近代体育也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同时在中国，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加之长期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所导致的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和中日甲午海战的受挫以及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大肆侵略，同时也将属于文化范畴的西方体育带进中国，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城乡办教堂和教会学堂。中国各阶层的先进分子开始寻求救国良方，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开始向西方学习，发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呼声，开展“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学习西洋兵操，以挽救苟延残喘的清朝封建统治。在这一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郑观应等先进分子为代表，提倡“西学”主张，体育思想也隐于其经济、政治上的“救国救民”思想之中，为西方现代体育的引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内的军阀混战和国际上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都对中国社会和体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被引进中国，尤其是欧美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军国民体育和兵操被具有民主自由色彩的先进体育思想所取代，田径和球类等竞技运动成为了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颁布新的“壬戌学制”，作为“三育”之一的体育课得以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确立。以培养“完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思想被推崇，强调体育在教育人和培养道德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此时，基于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美国自然主义体育学说，也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而开始传入中国，官办学校开始逐步设置运动代表队，开展运动项目和竞赛活动，也就是进入了学校体育所谓的“双轨制”（课上是兵操，课下是各运动项目及竞赛）的时代。但是，在大力提倡竞技运动的同时，也出现了“放羊式”、“选手制”及“锦标主义”等弊端。

这一时期，不同身份的人士都将“体育救国”作为思想主题，从国民体育、妇女体育、体育之教育功效、体育之教育价值、体育之发展等层面，阐发试图通过体育教育化来提升全民族素质，振奋民族精神，以达强国强民之目的。在近代西方体育被引进的同时，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崛起，一度出现“土洋体育”之争，尽管论战双方意见都有一些分歧，但从客观上促使人们以更为理性、务实和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土、洋体育的优劣。20世纪30年代，以“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为核心的“民族体育”思潮显现，在抗战时期成为“战时体育”的理论基础，具有较大影响。到了国民党政府时期，成立了体育的组织领导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振兴体育的政策法规，颁布的《国民体育法》对推动中国体育的发展意义重大。该法虽然是教育、体育先驱们以“教育救国”为理念共同努力的成果，但实际上都是国民政府围绕着“党化教育思想”这一中心实施的，以期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开始在中国兴起，共产党人提倡“人民体育”这一崭新体育思想，并赋予体育以全新的诠释，从而实现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主题从“体育救国”到“人民体育”的历史性升华。

纵观董守义所处时代背景体育思想发展脉络，基本符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还是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和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这些思想对董守义的成长和体育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董守义体育思想形成溯源

1.就读教会学校和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是其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

体育思想是指人们对体育的总体看法，并以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体育思想的形成是受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制约的。鸦片战争以后，大批的外国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以传教活动需要建立教堂和教会学校，他们仿照西方近代学校模式兴办新式学校，传播西方近代教育体育思想，课外开展各类竞技运动和校际间的竞赛活动。1907—1916年董守义就读的保定同仁学堂和通州协和书院，都是教会办的学校，在这里他与篮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得到博晨光（Porter）和伍德（E.J.Woodall）两位美籍教师的赏识和亲自指导，篮球技术突飞猛进，在协和积极参加各类比赛，为学校争得了许多荣誉，并被选为校篮球队的队长和中锋，同时还担任学生体育会的委员和足球队的中锋，显露出较强的运动才能和体育组织领导力。1916年8月，董守义从协和书院毕业后，应蔡乐尔之邀来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当练习生，“篮球和十字架从此成为他半生的生命之歌的主旋律”。虽然董守义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心里明白，“我只是干体育工作，名义上是干事而不是教士”，“我要立志传道，传体育之道”。而后他又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办的体育干事培训班学习，接受解剖学、生理学、教授法、裁判法以及运动实践课培训，使他的理论素养和运动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1919年董守义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1925年从春田学院毕业后回国又担任青年会体育部主任，组织并开展各类比赛活动。这期间从运动员、教练到裁判一直未离开天津青年会，经过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十几年的磨砺，不仅锻炼了他健康的体魄、坚韧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造就出了良好心智和领导才能，而且对竞技体育运动也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和领悟，由此也成为其体育思想形成的根源所在。

2.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对其思想形成有深刻影响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来源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从20世纪初叶引进中国，影响我国体育思想30多年。最早提倡自然体育之说的是美国人伍德和威廉姆斯等体育家。1918年，董守义在上海体育干事培训班学习时，就受教于威廉姆斯的学生麦克乐、蔡乐尔和伍德先生，尤其与麦克乐交往甚好。董守义对麦克乐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极为崇拜，评价麦克乐的教学深入浅出，讲解简明扼要，且诙谐幽默；示范准确，动作夸张极具表演性，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麦克乐还呼吁对中国民间传统的体育活动和游戏进行整理研究，发扬光大，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董守义对麦克乐的信任和亲切感。麦克乐还介绍董守义到上海爱国女中和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兼任体育课，此间在参加“万国篮球赛”时，董守义任队长，麦克乐和蔡乐尔任教练。1928年出版的《篮球术》的初稿就是董守义在两年前与麦克乐共同讨论下撰写完成的。当时教育界认为：“麦氏之思想主张，足以左右当时体育之趋向”。可以说，麦克乐既是董守义接受专业学习的领航人，又是思想的启蒙人，对他体育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1923—1925年董守义留学于美国春田学院，受到较为系统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以致他在日后的论著中也显露出“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痕迹，如在《从战争中看体育训练的成果》一文中说到：“英美等盟邦，其体育训练在实施上注意自发、自动、讲道义、重自然。其目的要藉体育以训练人的人格，去为一个人的终身打基础，所以一切活动的组织纪律等等都是极端自然而合理的”。由此可见，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对董守义体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3.体育教学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个人思想的形成是基于理论的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没有自身实践的体验和感悟的理论将是空洞和虚化的。如上所述，1917—1925年，董守义先后就读于体育干事培训班和美国春田学院，系统学习了西方体育教育理论，为以后从事教学实践打下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素养基础。从1930年起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浙江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校任教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和自我反思，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并结合当时中国教育现实和学校体育中存在的问题，从体育的基本原理、体育目标、体育的价值意义、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竞赛与训练等方面对学校体育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和主张，写成《篮球术》、《中国游戏》、《提倡学校体育方案》、《竞赛裁判问题研究》、《对今后体育改进之观察》、《对战时体育教学困难之补救的意见》、《我国体育的初步改进》等论著。在此过程中，将一些碎片化的思想观念，经过自身的不断感悟、理解积淀，凝练提升、逐步形成了成熟、稳定的体育教育思想体系。

董守义主要著作

二、董守义体育思想内涵及当代启示

（一）以“促进身心健康，塑造健全人格”为理念的体育教育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以及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军国民教育”思潮影响下，体育的社会功能被无限放大，变成了“救国图强”的理想工具，体育的核心价值“身心合一”哲学思想被异化，体育价值观被定位在“强兵、强种、强国的社会作用上，而忽略了体育是作为培养人的教育手段的最重要的教育功能”。为此，董守义认为：“对于体育之意义需要彻底认识，二十世纪体育之目标，期间之转变之巨。昔日之目标：则为治疗疾病也，为发达肌肉也，为改正残缺也，为训练纪律也，为保持健康也。今日之体育，则将为教育之工具，为功能之练习，为人格之培养，为圆满生活之陶冶”。董守义从20世纪以来体育目标的演化轨迹入手，在对当时体育认识发展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体育是一种教育，是以大肌肉运动为工具来教育完人的”。董守义对体育价值多维的观点，实质上是对人作为生物属性主体功能的修炼，作为客体人格精神的培养，以及作为社会属性生活情操的陶冶等多方面的综合认知。

20世纪30年代，针对国内战事纷乱，国民政府对体育漠不关心，加之国民对体育认识偏差，致使体育发展“故步自封，瞠乎其后”，董守义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从历史视角分析原因，一是由于国内的政治纷乱和天灾人祸，致使政府当局无暇顾及体育，忽视对国民的教养；二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浓厚，人们对运动的意义缺乏了解，学校也是凭一时的兴趣冲动。同时指出：“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健康道德为依归，近代体育运动的原理，直接是发展我们的身心，间接是陶冶我们的种种美德，所以要有健全的民族，就先须要有健全的体魄与精神……”。董守义结合体育变迁和演进历史，从哲学思维出发，用辩证法观点深刻分析了当时体育发展缓慢之原因，并提出将体育促进国民身心健康和陶冶情操的教育价值，与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国家强盛相关联，彰显出他高瞻远瞩的体育教育价值观。

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守义针对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只有类别而无渐进的过程、教学目标茫然等弊端，提出：“对于身心健康，卫生知识习惯与态度，和身体的基本运动能力等更应特别注意。至于各类运动的技术，只是利用以达到上列目标的工具而已。……今后的学校体育，应以学生身心健康和需要为中心，不应以教材本身为中心。成绩的考核，也要以学生身心为对象，不应以教材本身为对象”，并阐明教材内容只是实现体育教育目标的工具或媒介而已。这是对当时学校体育只重视运动技术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的评价和对兴趣的需要提出的批评。

董守义体育教育观启示：体育既有强健体魄、增进健康的显性价值，更有塑造人格、完善身心的隐形育人功能。长期以来，我国学校体育受到“体质健康论”的影响，把强身健体的教学手段当成了体育教育的教学目标，重运动技能，轻人格培养，普遍存在“只见教学，未见育人”的弊端，这或许是传统体育教育观的惯性使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新时代体育教育正在向“核心素养”育人目标范式转变，教育目标也由单纯传授运动技能的自然价值观向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生命价值观转变。体育不仅仅局限于塑造健康的身体，而在于对健全心智和完善人格的培养。通过体育教学实践，提高运动能力，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达到体质的康健、意志的坚强、人格的健全。因此，体育教育是“全人教育”，是以人的完整发展为核心，充分发挥体育教育在发展人的自然属性、培养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以“谨守体育道德，彰显公平竞争”为核心的体育竞技观

近代的“选手体育”导致在竞赛中“锦标主义”思潮泛滥，“重胜负、追荣誉”一度成为运动竞赛的潮流和唯一的价值追求。为此，董守义明确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对出现的不规范和不道德的行为提出批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必然要遵守一切规则上的规定以及裁判的判决，一切举止应自重，心存包容，勿将胜负看得太重，以免一时心急而误入歧途”。在运动员选拔问题上，董守义要求“品行要端正：每一队员精神之奋发，道德之高尚，生活习惯之优良，皆有关将来一球队之技术与名誉，而对某个人技术之进步，品格之陶冶，关系尤大，故选择队员时，指导员应特别注意之”。

1979年，董守义先生给学生肖景龄的回信中谈到：“在比赛场上凡是采用不择手段的坏方法就不可能在技术方面打出自己的水平，不可能培养出运动员的体育道德作风和高尚的品质来，我认为体育教练员是担负着如何培养‘做人’的重要责任的”。他强调，优秀运动员在比赛中首先要遵守规则和服从裁判判决，要平和心态，在赛场上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尊重对手，理性对待比赛结果，胜不骄，败不馁，以良好的体育道德和精湛的技术来践行体育的宗旨。

在裁判工作中，董守义更是执法如山的典范。“他对篮球运动规则极为熟谙，……执行严明，大公无私，从不放过不法行为，该罚必罚，……对于不服从裁判，无理取闹，甚至大打出手的，董守义也大义凛然，从不畏惧，据理执行”。1921年在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田径比赛中，面对上届全能冠军、昔日的协和校友朱恩德提出的“特殊照顾”的非法要求，董守义义正辞严：“远东运动会是一个国际性比赛，不过是由我国主办罢了。如果在裁判上偏向我国运动员，国际影响是极坏的”。这在当时由于中国人受列强欺凌，在竞技场上试图借战胜外国人而一吐胸中闷气的气氛下，维护竞赛的公平与公正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还在《体育季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竞赛裁判问题研究”的文章，阐明自己对裁判诸多问题的观点。他指出，裁判员既是“体育纠纷的指导者、运动气氛的掌控着”，又是“体育道德的培养者与体育规则发展的推动者”；裁判员应具备职业素养的条件是“娴熟规则、健康与精神、仪表仪容”；裁判员应遵守的信条是“廉洁自爱、道德操守、相互尊重、遵守时间、遵守规约”。这些独到的见解和认识，是他长期从事体育竞赛裁判工作的感悟和理解，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作为一名优秀裁判员应具备的条件和素养，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裁判职责，并为同行树立了道德榜样。

董守义体育竞技观启示：公平竞争是体育竞赛精神的价值体现，也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反观现代竞技运动，时常出现诸如服用兴奋剂、黑哨、假球、谩骂和殴打裁判等丑恶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体育伦理道德的失范和体育精神的失落所导致的体育信任危机。因此，重塑体育信任已成当务之急，要从多层面多管齐下才能收效。在个体层面要加强体育道德自律和诚信教育；在政府层面加大公信力建设力度；在社会层面，各体育组织间树立起诚信意识，建立诚信契约机制；在学校层面完善体育道德教育体系。各个层面主体责任分明，协调建构竞技体育伦理机制。

（三）以“竞技体育为普及体育之手段”为宗旨的全民体育观

由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的近代体育运动竞赛，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但是，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受资本主义体育运动思想毒素的浸染，“体育即运动”、“体育即比赛”大行其道，竞技体育成了少数人获取荣誉和名利的工具。鉴于此种“畸形体育”，董守义指出：“只重视少数选手，而轻视体育根本计划，则中国体育前途，一线曙光，而不可得，更永远无法达之希望”。针对在学校体育中出现的“体育即比赛”的错误观念，导致运动能力较差和身体羸弱的学生无法和不愿参加体育活动状况，董守义建议：“各地学校除举办学校运动会之外，也要为新生及非代表队选手举办运动会，为落选的选手、校友组织社团或举办活动，各种比赛可按年龄、身高、体重等分级办理，尽量鼓励每一个人参与”。并从体育的预算、设备、赛事的组织、宣传等方面阐述了自己对开展学校体育竞赛的观点和方法。他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为了让每个人均有参与体育的权利和机会，让每个人都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

董守义不仅主张在学校中普及体育，更倡导加强社会体育以达到体育的全民普及。早在1922年，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提出“各地方宜联络社会上各机关共同组织及推广社会体育”的议案，并阐述理由：“体育之讲求，不仅限于学校之学生。人人皆有积极求身体健康之必要，故社会各种团体，皆应谋人民之幸福以提倡体育”；提出利用公共隙地创办公共游戏场、利用学校设备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组织推广社会体育的具体办法。他认为：“社会体育可说是国民体育实施的集中点。……政府对社会体育，最好采取倡导和协助的方式，让民众逐渐对于体育，由欢迎而自觉自动而形成为注重体育的风气，视体育为日常生活事物之一。

董守义在倡导体育普及化的同时，认为竞技体育就是“比”的游戏，在比赛时要充分发挥应有的技术才能，根据对方的技战术而采用应变措施，并从中体验运动的乐趣，体现“游戏”的真正价值和作用。他对普及全民体育和发展竞技体育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运用竞技体育可以诱发全民运动”；“没有胜负的比赛将缺乏兴趣，有胜负竞争才可以引起兴奋，培养进取的精神”。

董守义全民体育观启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其原因是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和服务在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出现失衡；应当以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分配及合理使用为前提和基础，健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体育资源统一协调和分配，使公共体育产品适当向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倾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竞技体育的专业经验为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提供技术指导，以竞技比赛为抓手，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大众化竞技赛事，强化民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因此，创新三者合作形式和共赢模式，促进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统筹协调发展，是实现体育强国梦之根本。

（四）以“投身体育运动，献身体育事业”为追求的体育实践观

在董守义60多年体育生涯中，随处可见他对体育运动的挚爱和对体育事业奋斗的足迹。他作为运动员，曾参加了三届华北运动会、一届全国运动会和连续四年的三校对抗赛，取得了骄人的运动成绩，并在1917年代表中国参加了东京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他不仅从事篮球运动，还参加足球、棒球、田径等项目比赛；在比赛中以身作则，遵守规则，“以大局为重，服从裁判”。在美国春田学院留学期间，他以超强的意志力和拼搏的精神，曾获得美国东部青年会夏令会网球比赛的单打、双打冠军，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人不缺乏运动天赋，并不是“东亚病夫”；作为教练员他始终践行“不因胜败而荣辱，但求技术之精进”的体育精神。他先后担任第8、9、10届远东运动会篮球教练和3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篮球教练、总干事和总教练，由他执教的“南开五虎”闻名遐迩。

董守义不仅是一位体育运动的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真正力行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以中华体育协进会代总干事的身份，指导组建地方体协工作，先后参与筹建了体协汉中、重庆、西安、河南等分会组织，并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推动着大后方体育的普及与发展。由于他对中国体育的实际影响和卓越贡献，1947年被推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董守义返回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期间，教学上躬身力行，诲人不倦。学生肖景龄教授回忆说：“董老师看到我们的不足或错误，从不严厉批评，总是从正面诱导或鼓励，耐心地手把手的亲自教，直到学会”。在解放初期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条件下，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亲自制作板羽球、木拍网球等游戏器械，同全系师生一道开展形式多样的游戏活动。他常说，学生对运动项目的喜爱不尽相同，老师必须要会的多，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才能使体育运动成为有价值的东西，才能使人留恋它，这样对学生的终身健康有益。作为体育管理者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亲身参加了第11、14、15届奥运会，多次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人走进奥运大家庭，为确立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奔走呼吁。

纵观董守义一生的实践活动，从运动员、教练员到裁判员，再到奥委会官员，从大学教授到中国体育界主要领导者，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等领域，从事体育事业长达60多年，可谓专心致志，为国育才，淡泊明志，从未思考过转行，这一切无不闪烁着敬业精神。不论时代如何更替，时局如何变化，但他对“投身体育运动”的痴心和对“体育事业献身”的初心始终未变，因为这种初心已经升华为一种以“传体育之道”为信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力量。

三、董守义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历史贡献

（一）促进了中国早期篮球运动的传播与发展

在中国近代，兵式体操始终在学校中占有主要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动活泼的田径、球类等运动随着基督教青年会被传入中国，也就是在这时候，董守义在保定公理会办的同仁学堂里，被一种新游戏“筐球”所吸引，随后在通县协和书院中斋部、大学部经过历练，篮球技术日渐大增，并成为了校篮球队的领军人物。1923年到1925年，董守义到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深造，回国后在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部主任、副总干事，以及兼任南开学校篮球队教练期间，他以一个篮球运动的推广者和组织者的身份活跃在各类教学和比赛场合。在他积极倡导和亲自参与下，创建了当时天津唯一的室内篮球场，并根据不同年龄组别成立了篮球训练班，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比赛；他还经常深入到学校和社会宣传体育，传播篮球运动技术，在训练中独创的“小倒手”、“三角配合”，以及“拉角中投”等打法，受到行家称赞，大大促进了中国早期篮球运动的普及。1929年，董守义所带的南开学校篮球队，赴上海参加邀请赛，南开队在沪四战四胜，声名鹊起，从此“南开五虎”饮誉全国，成为了当时中国篮球的“梦之队”，由此获得了南开学校师生敬赠的镌有“为国争光”的银盾奖牌，为篮球运动在中国近代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中国篮球运动之父”。

（二）积极投身社会体育工作，培养各类体育人才

董守义既是体育的倡导者，更是一位实干家。1925年，他在担任青年会体育部主任期间，就组织起了一年一度的天津万国足球赛和篮球赛，积极推动天津体育运动的开展。上世纪20至30年代，董守义在北师大、民国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同时，还兼任南开学校体育教师和“南开五虎”篮球队教练，经常奔波于华北各地的运动会场，为体育的组织、培训、裁判、演讲不畏艰辛，无私奉献。暑期他又奔走于清华大学、哈尔滨、广州、陕西、重庆等地举办各种形式的体育讲习会和训练班，义务培养体育人才。后来体育界人士回忆说：“30年代到40年代国内之中小学体育教师，多曾为董先生之学生”。

在国民政府时期，针对体育师资短缺和水平不高的现实，董守义在国民体育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议案，建议教育部给体育专修毕业生继续深造的机会，以便提高体育教师的整体素质。他在陕西城固西北师院体育系任教期间，在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创造条件，因陋就简，用树枝为棒，亲自教授鞋匠缝制垒球，用包谷叶做垒垫，开展垒球教学活动。垒球不仅成为了当时学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陕南风靡一时的体育活动。董守义还利用鸡毛毽游戏改编成板羽球，并制定《板羽球规则》，流传于西北地区及全国各地。为了解决西北地区体育师资奇缺问题，1941年8月，董守义等人举办了首届西北暑假体育讲习班和体育师资培训班，为来自豫、陕、甘、青、宁、绥等六省的学员亲自授课，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体育界的骨干力量，对西北体育事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1951年，他应邀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运动会顾问，并为西北野战军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篮球、足球、棒球裁判法训练班，为军队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

（三）为建立中国体育理论起到了奠基作用

董守义不仅是一位积极投身于体育事业的实干家，更是一位在体育理论方面造诣很高的体育理论家。他一生撰写著作8部（其中《中国近代体育史》在文革中遗失），论文150多篇，涉及到篮球、网球、足球、体操、田径、游戏、奥林匹克运动等多种运动项目；研究主题涵盖了体育理论、篮球技战术、足球技战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学校体育、运动训练、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体育史、体育教学、奥林匹克运动、体育用品等各个领域。这些论著中既有对体育目的、价值和意义、体育精神、体育道德、体育史学、体育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宏观研究，又有对体育教学方法、运动技战术、体育锻炼方法、裁判方法以及游戏等方面的微观研究。1925年他所编著的《篮球术》成为我国第一部篮球专著，1947年修改为《最新篮球术》（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该书对我国近现代篮球运动的教学、训练、竞赛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董守义在繁忙行政工作之余，仍笔耕不辍。从1952年到1956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29篇，指出了当时体育事业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一个老体育工作者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设想和希望。1957年到1958年，一年间他连续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2辑至第6辑以“君由”、“心竞”的笔名发表了多篇文章，成为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宝贵史料。在周总理的鼓励下，董守义从1957年开始研究和编纂《中国体育史》，并制定了编纂工作的五年规划，掀起了新中国研究中国体育史的第一次高潮。尽管这一计划因故中辍，但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有关图书、资料和文物，为后来《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奠定了史料基础。这些论著，不仅为体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且为中国体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四）为新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早在1945年，董守义就提出中国申办奥运会的设想，草拟了《请求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但鉴于旧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一草案最终“流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1952年2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委会秘书处，中国作为唯一代表参加2月在奥斯陆举行的奥林匹克会议和7月举行的15届奥运会，但“体总”接到国际奥委会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不能取代原体协会籍，中国的两个组织，即台湾的“体协”和北京的“体总”，都不得参加15届奥运会。董守义以国际奥委会委员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的身份复电国际奥委会，指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系由过去被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业余体育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对体育运动行使管辖权，并仍继续参加了为国际奥委会所承认之国际各次运动联合会，故国际奥委会丝毫没有理由讨论重新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问题”。并要求国际奥委会根据《奥利匹克宪章》相关规定和保持奥委会尊严，坚决取消王正廷、孔祥熙的委员资格。董守义不遗余力地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席位奔走，以他在国际体坛上的声望和中国奥委会地位的提高，赢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同意中国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在1954年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虽然中国运动员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但是，中国奥委会的合法代表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以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等亲台派为首的一伙人仇视新中国，故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在1956年国际奥委会第51届会议上，在讨论中国问题时，董守义严正表明中国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体育组织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领导下的一部分，郝更生等人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义参加奥运会欺骗了国际奥委会，以至于在中国承认了两个国家奥委会，有悖于《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并强烈要求将台湾清除出国际奥委会”。在1956年墨尔本第52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董守义再次表明中国的立场，驳斥国际奥委会少数人刻意制造两个中国的行为和言论是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的。但国际奥委会我行我素，在给董守义的《奥林匹克公报》中，不断出现“北京中国”字样。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复信中，愤怒斥责：“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无遗。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他宣布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董守义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为了维护祖国尊严与中国人民利益，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为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作者：孟峰年，西北师范大学教授，2019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