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五四”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解“五四运动”，就不得不深入到“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之中，就不能不注意到当时他们所成长的校园对这些青年学子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于国家内忧外患之时，觉醒了的学生群体怀揣着爱国之情掀起反抗运动，其彰显的学生时代风貌尤其引人注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的源头之一，其前身是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民国建立后，正式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堂，至1923年教育体制改革后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因此，高师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基本和“五四运动”过程相吻合。鉴于此，我们将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例来探究“五四”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通过跨越时空的审视，以为新时代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
五四运动中被捕入狱的“高师八勇士”返校
一、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建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涌起希望的人民渴望建设一个富强的新国家。而强国需要人才，人才依赖教育，政府和民众在对教育的重视这一点上首先达成共识。当时的教育部对清末的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为培养急缺的师资人才，1912年5月，教育部明令改京师优级师范馆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确定了学校的高等专科性质。此后十余年间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确立办学宗旨、完善学科结构、严格规章制度、扩大学校规模、形成自己独特办学风格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址原为清末五城中学旧址。根据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所载：“以教室一项论，昔之教室8，今则31，其他昔无今有之屋宇不可胜计……图书一项，中文参考书增2880册，外国文参考书增8497册。中、外各项杂志63种，共约值48321元。”除此之外，学校在各部建设种采购了价值不菲的器械标本，例如“理化器械标本新购773，约值9451元；博物器械标本新购957种，约值7334元；历史器械标本新购49种，约值426元；工艺机械、大小工具3632件，约值3565元”。由此可见，高师在短短数年间在基础设施及软硬件设备方面获得迅速发展。陈宝泉多方筹集经费，完成各科实验室、研究室、图书馆、体育馆、工业部的建设工作，为建设国内一流师范学校，比肩其他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高师图书馆
除学校硬件建设逐步充实完善，1912年9月颁布的《师范教育令》和同年12月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师公费生免纳学费，并由学校供给膳宿；惟地方得酌量情形减给前项费额之半。此外高师还可酌收自费生。惟半费生及自费生为数极少，大部分为公费生。”因此，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按照规定免交学费，由学校供给膳宿，并酌量补贴必要的费用。1916年颁布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行简章》明确规定：本校不收学费，预科、本科学生并由本校供给食宿。这一措施极大地吸引了生源，使大部分学生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校园制度文化建设
民国政府于1912年公布了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史称“壬子学制”，后又陆续颁布各种校令，总称“壬子－癸丑学制”。教育部规定学校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此举完全推翻了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核心的旧教育思想。
（一）办学宗旨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依照教育部1912年9月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制定了本校《校规》，其中明确指出“本校以养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子中学校教员为主旨”。高师以培养未来教师人材为主，因此非常重视学生人格的培养。高师校训为“诚、勤、勇、爱”，集中于学生道德品行，明确了立校宗旨及教育理念。
（二）学制规定及学生培养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是全面的。其教学课程包括伦理学、国文、英语、数学、博物、理化、图画、乐歌、体操等，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体系。为使高师能够与其他大学并驾齐驱，成为高水平、高质量的高等学府，高师把师资队伍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当时高师聘用的教员，多为当时社会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如钱玄同、许寿裳、马叙伦、何炳松、翁文灏、马寅初、黎锦熙、李建勋、林励儒、张耀翔、袁敦礼等。在这些著名人物的努力下，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教学制度得到了迅速完善，例如高师国文部在钱玄同、马裕藻的主持下，拟定了《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教授法草案》，对学生的培养尤重全面。
尤为重要的是，校长陈宝泉倡导学生自治，推行自学辅导实验，除学理外，兼重实验，并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实习对一所师范院校的重要意义。学校规定，每周课时以30小时为限，给学生留有充足的课余自学时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三）日常管理和学生社团
在学生日常管理方面，学校定有“考查学生行为办法”，要求教员和学监就操行册分门类随时考察，据实记注。学校制定的关于教室、自习室、操场、斋舍、浴室等各项管理规则，共有17种、116条之多。例如，其中关于学生临时出校门的规定就有以下几条：
一是每日课毕以后，自习以前，在校外左近地方散步，逾时不归而未经请假者，以不请假外出论。
二是课余出外散步，须在二门口自将名牌翻转，以便稽查出入。
三是学生又眷属在京者，于土曜、日曜两日得回家住宿。惟应预至斋务课填写住址。回家时仍到斋务课领取名牌。
但总的来说，高师还是以关心爱护为主旨，“职员之对学生，以互相亲爱为主，故遇学生有过失时，必使之反省，不轻加以责罚。”“五四运动”后，学生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和社会责任感，于是更加主动、更有信心地突破原先学校较为封闭、不平等的管理模式。
在学生社团组织方面，发展也较为迅速。当时较有影响的是高师工学会。工学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5月3日，发起人是匡互生、周予同、刘薰宇等人。他们受“知工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做工和求学是人生两件大事，发起这个社团的学生怀揣着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向往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社会。社团成员不仅对清洁卫生及各种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自己动手，而且利用学余时间分组从事石印、木板印刷雕刻、打字、照相和书报文具销售等工作，并且出版了《工学》杂志，宣传研究工学主义理论。1919年4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办了面向群众的“平民学校”，学校一切管理和教学均由学生自己承担，高师给予大力协助。平民学校不仅成了向普通大众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新思想的场所，同时也成了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实践的实验渠道，通过实验锻炼，学生不仅对教育理论有了感性的认识，还更深层次地理解了教育理论，锻炼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另外，“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1920年下半年，具有进步倾向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高师出现了。
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前的10年间，包括师范馆和师范学堂10年间仅毕业了两届学生300多人，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教育主旨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十分注意对学生灌注封建思想道德，课程内容尤其侧重“人伦道德”和“经学大意”，学生的行动也被严格控制。但即使如此，日渐觉醒的青年仍看到了国家的内忧外患，1903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和仕学馆学生为反对清王朝统治者秘密勾结俄国、损害东北三省的行为，联合发起了反帝拒俄爱国运动，成为我国大学生因国家外交问题向政府建议请愿的开端，也形成了后来高师学生关心时事、忧国爱民、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良传统。
高师作为一所师范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尤重“为人师表”的德行培养。校长陈宝泉常常教导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做教师，要晓得做教师是不容易的，一举一动都要为人师表。”为此，高师学校门口特别立了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整容镜”三个字，意在督促学生出入校门都要注意仪容仪态，做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必平；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同时，学校还极其注重学生的美德教育，由于大多数学生家庭贫苦，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高师学生的重要美好品质，例如寝室的清洁卫生以学生的自理为主。
此外，陈宝泉校长认为学生应该全面发展，“关于身体之锻炼，有课外运动、远足旅行以提振之，关于精神之修养，则有德育演说、名人讲演、自治谈话、静坐法、雅乐组等以陶铸之。使学生动静交养，既变化其气质，复陶冶其性情，总期身心调和，以早完全之人格而已。”学校在正课之外并设各级音乐练习班、军乐练习班及各项课外运动，以为发扬精神、锻炼躯体之助。除此之外，学校还制定有“修学旅行”和暑期调研活动作为教学的辅助活动，目的在于增长见闻，开阔视野，关注社会。修学旅行即安排学生实际参观学习，或访历史古迹，或探地理名胜，博物部还可实地调查各种动、植、矿各种物产标本。每次旅行，学生需要制作报告书，并绘图、摄影、采集各种标本。暑期调研就是让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在家乡或者行经之学校、社会现状进行调查填表，以锻炼学生调查研究的能力，假期结束后要提交调查报告并计入成绩。
学校还鼓励学生进行辩论活动。例如，曾有一次高师和北大两所学校举行校际辩论赛，由高师校长主持，并邀请蔡元培、胡适和汤尔和等人作评判员。活动在当时高师的操场上举办，有将近一千人参与，可见活动之盛大。
在对学生思想教育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由校长及职员参加的每月一次的训育会议，主要研究讨论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法；二是进行定期的“训话”，先是召集学生，然后由校长宣布“训辞”，“训辞”内容主要是关于精神修养、行为规范和学生应守训令等；三是校长、教师和学监与学生之间的谈话交流，当时规定每晚召集同级学生六人，由校长及教员、学监等与之对话，每年全校学生，约可轮流一周。谈话主要是启发学生发言，凡学生“幼年之所经，学科之所得，心志之所向，及假期所历之途径，无不可畅所欲言，此法感情接洽较密，最易得学生个性之真象”。在师生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中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并进行适当引导。
在提高学校学术水平方面，高师在“五四运动”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性的杂志刊物，例如《数理杂志》《理化杂志》《史地丛刊》《教育丛刊》等等。与此同时，学校延请了诸如鲁迅、杜威、孟禄等国内外名师来校演讲教学，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请李兰漪讲欧洲战事，1915年12月请余日章演讲实验教育学、请黄炎培演讲美国学校之现状，形成了浓厚的校园学术研究氛围。这在当时对于学生了解各种思想潮流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生由此受到启发，思想觉醒，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斋，将眼光投向了风起云涌的社会大潮之中，为今后他们参与社会运动埋下了伏笔。
四、对当前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
“五四运动”是在社会主流文化倾向改革强国的时代潮流下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由学生首先发动的运动最终掀起了搅动全社会的大风潮，促进了民众觉醒和社会进步。新时代的青年肩负着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任务，培育能够肩负时代重任的时代新人是今天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加强和改善校园文化建设，就是要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前提下，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大学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学生，并以丰富多样的方式、途径增长学生的见闻视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精神追求的学生，树立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通过对“五四”时期高师校园文化建设的回顾，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弘扬“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尤其是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将爱国精神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
其次，校园文化建设要在知识学习和品德修为两方面齐步前进。大学既要重视学生知识的学习和本领的提高，也要注重品德的培养。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思维视野、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练就过硬本领。同时，人无德不立，加强道德品行修养，要使学生能够明辨是非、严守规矩，反对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使青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立志高远的人生理想。
最后，校园文化建设要切实关心、关爱学生的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盼，帮助青年解决好他们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努力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条件，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校园文建设不仅要从高出着眼，更要深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成功时予以鼓励，失败时予以安慰，错误时予以纠正，充分肯定他们的激情和活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青年学生中一些激进的思想和他们视野的局限性，要想法设法帮助他们拓展视野，提高认识，不论是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校开讲座，还是和学生面对面交流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都是可行的办法。
五、结语
回望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在国家日益沉沦、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际，一群热血青年学生怀着热爱祖国的满腔激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示威游行。这群赤胆红心的师生群体，虽处于象牙塔之中，但在祖国危急存亡之秋，却都不忘社会责任和时代重任，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一股蓬勃力量。理解“五四运动”，就不得不深入到“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及其校园对这些青年学子的影响。新时代，在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刻，加强和改进校园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输送一大批有用人才，这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年的意义所在。
（作者：张鑫凝，来源:《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5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