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甘，改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战后教育部没有将其列入复员计划，为此引发了学校师生、校友发动的复员运动。本文拟利用珍贵的档案、当时的报刊文字对这场复员运动的由来、情况及其反思等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教育复员中的一些问题的关注。

一、“师大复员”问题的由来

所谓教育复员，包括战后内迁学校的复员、收复区敌伪教育机关的接收和改组及其对教职员的甄审、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的复员等诸多问题。本文的“复员”，仅仅是指当时内迁学校的复员，与其他问题无涉。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相继失守，各级学校及文化机关遭到破坏。在民族存亡之际，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和应急措施，使战时教育体制得以正常运转。1937年8月19日，教育部下达《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的密令，较重要的举措是把高校向大后方战略转移，“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八年抗战期间，抗战前的108所高校中，有94所迁移到西南、西北地区，占了87%。

大学内迁是国民政府在抗战环境下被迫采取的一种临时因应策略或权宜之计，一般来说，只要战事结束，内迁大学将会回迁复员。中国抗日战场自1944年起开始向有利的形势发展，中央设计局(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0年冬下设的决策技术系统)遂开始组织政府各部会拟订复员计划。1944年10月13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主持召开会议，商讨各级教育复员计划问题。1945年6月10日，教育部向中央设计局、行政院提交修改后的《教育复员计划》，8月22日，进而呈送教育复员各项经费预算表。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教育部训令各内迁学校应按原定日期在现地开学上课，“所有复员计划，另候本部令饬遵办”。

为了规划和统筹教育复员中的重大问题，1945年9月20日至26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与会代表提交了126件提案，经过讨论，对内迁专科以上学校之复员问题提出了以下一些值得关注的原则：第一，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应依据各地人口、经济、交通、文化等条件，既注重全国教育文化重心的建立，又顾及地理上的平衡发展，达到合理分布；第二，抗战期内公私立专科学校，凡已停办或归并而其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有恢复设置之必要者，得予恢复。根据会议精神，复员并不等于回迁，也就是说，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并不能在复员运动中全部迁回学校原地或原址。会后，教育部规划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复员的具体情况为：隔省迁移的专科以上学校27所；省内迁移的专科以上学校14所；战时停顿战后恢复的专科以上学校8所；留在原地的专科以上学校17所。实际上，教育部早就内定原西北联大所属三校永留甘陕，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则让教育部的复员计划合法化了。

北平师范大学在抗战期间一再西迁，先是于1937年10月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学校再向汉中地区转移，4月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教育部训令该校分批进一步西迁到甘肃兰州。学校西迁后，师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弦歌不辍。

西北师范学院校址

北平师大西迁之后，名实俱废，但是，学校师生一直在为保存“师大”而努力，并促使教育部明文表示“西北师范学院为北平师大之继承者”。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声明:“原有平津各院校，俟平津收复后仍当恢复，以使诸君多年努力之历史，得以继续发辉［扬］光大。”在重庆的校友则进行广泛宣传与说服工作，终于在1944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通过《请教育部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案》，指出:“请政府迅将北平师大后身之西北师院改称为北平师大，抗战胜利后，北平收复，应即迁回原址;其在兰州已有之基础可增设西北师大或西北师院，使专负改进西北各省中等教育之责。”该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48次常务会议通过后，由行政院责成教育部实施。

“复名”或“复校”之请，是战后师大复员的前奏曲。但是，教育部并没有执行《请教育部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案》。当年12月11日，李建勋等8人以“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院长、系主任、教授等名义致信教育部长朱家骅，再次呈请落实决议案。但是，朱氏以“惟值抗战期内恐不易多所更张”为由而拒绝，预示师大复员前景不妙。

1945年8月12日，学校校友总会决定电请教育部恢复北平师大，并派教育系主任李建勋、院长秘书易价为代表，赴重庆向教育部陈述复校愿望。《大公报》于1945年8月16日刊载这样一则新闻:“教育复员首为大学之迁移”，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均将迁回原址，“西南联大仍将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在回迁大学名校中，未言及原西北联大三所高校，这难道是《大公报》一时疏漏吗?显然不是。这正是前述《教育复员计划》中的一部分，说明教育部自始就没有把师大纳入教育复员计划之中。

西北师院师生和历届师大校友从《大公报》获悉西北师院不在教育部复员计划之列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并立即发起了多种形式的复员运动。

二、“复校”运动初获胜利

抗战时期，“北平师范大学”西迁后，学校始终注意继承她的传统与精神，师生坚信抗战胜利之日便是学校复员之时，当闻讯学校未在复员高校之列时，立即发起复员运动。运动包括四个内容(原则)：恢复原校址(北平厂甸校园)；恢复原校名(北平师范大学)；恢复原校长(李蒸)；在校师生无条件复员。

1942年12月17日，西北师范学院在城固和兰州两地分别举行学校诞辰40周年纪念大会。在兰州，院长李蒸公开表达了学校很快能在北平复校的愿望。在城固，李建勋表示要努力“复活”北平师大:“今抗战未完，师大先亡，将来吾人有何面目以见北平父老!故在抗战胜利以前，吾人愿联合全国校友，力争师大之生存。” 1944年秋，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李蒸满怀信心地表示:“本年为复校胜利之年，师大还校故都，期当不在远云。”

前述《大公报》的报道中只字未提到北平师大之后，师生们非常警觉，很快行动。8月25日，师生成立复校委员会(12月27日改称为师大复校运动联合会)，决定复校运动分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向当局陈述复校理由，呼请准予复校，并印发《告社会人士书》，寻求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第二步:通电全国校友，响应复校运动，并派代表赴重庆请愿;第三步:全体师生徒步到重庆请愿。前两个步骤后来实际上是交替进行。

当年8月下旬至9月中下旬，各地校友积极响应，或者以个人名义致信教育部长表达复校要求，或者以校友会的名义集体上书。校友总会及云南和成都分会分别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教育部长朱家骅上书，表达复校要求，并派遣李建勋、易价作为代表，分别于9月11日、12日飞赴重庆请愿，向教育部递交书面请求书，表达以原校名、原校址、原校长为原则的复校要求。

9月1日，校友总会在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上书中说道:“惟闻此次教育部所提各大学复员计划，未将北平师范大学列入，群情惶惑，未审何由。查北平师范大学设立已经43年，毕业生6000余人，原有校舍校产现仍完整，如令复员不特于理甚顺，亦且轻而易举。……今教育部之处置如是，既抹煞本校过去之劳绩，更杜绝本校将来之贡献，于本校影响固大，而于国家影响尤钜。若谓有调整，则此有历史、有成绩、有校舍、有校产之学校，不应适得其反。查欧美各国，无论政府组织如何变更，对于历史悠久之大学，一致维护，俾得继续发展，蔚为国光。我国幅员广大，战后建国需才甚亟，大学正患其少，不患其多。若谓师大与大学重复，则中等学校教员不用师范大学专业训练之师资担任，而用普通大学研究学术之人才兼办，孰为适宜?此理甚明，今后建国教育之树立，奸伪思想之净化，尤非造就大多数之曾受专门训练之师资不为功。”

北平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在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上书中说道:“［民国］28年政府令师大校长免职，师大并未明令取消，同年大部改设师范学院，亦未明令取消师大制度。……敬恳迅予恢复北平师范大学，与师院制度并行不悖，对于国家教育前途裨益实多。查欧美各国，无论政府组织如何变更，对于历史悠久之大学，一致维护，俾得继续发展，蔚为国光。……北平为文化中心，师大原有校产完整无阙，继续设校，于事甚便。”

校友总会的上书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策略，试图以理服人，大致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首先，强调历史的继承性和历史贡献。其次，循欧美强国的惯例，对历史名校应当加以维护和发展。再次，立足于现实的需要。战后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需要大量中等学校师资。最后，具备复校的物质条件。师大在北平的旧校舍保存完好，复员较为容易。9月15日，前教育部长、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致信朱家骅，望其念及“北平师大历史悠久，素著声望，似宜仍予列入复员计划，以慰该院员生之望”。但是，教育部坚持西北师院“不得复员，留设兰州”。

请愿、上书，甚至要员的斡旋均无效。何以如此?首先，朱家骅在20世纪30年代初执掌教育部时就想改变大学过分集中在北京等少数大城市的局面，欲借教育复员之机实现先前未达到的目标，并得到最高当局的支持。1945年9月25日，蒋介石指示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全体人员:“抗战军兴，大学内迁，西北西南之文化教育，已有长足之进步，政府今后将衡量需要，酌留若干院校，就现地继续办理，庶几不致因抗战结束，各大学一律复员，而影响已有之成绩与将来之发展。”其次，教育部设计的大学复员计划是先进行大学回迁，再考虑停顿学校的恢复。朱家骅认为北平师大西迁后几经易名而不复存在，不属“回迁”，而是“恢复”，不是眼下的急事，“至北师大复校一节亦早已注意，谅无问题，惟目前复员工作繁多，旧校恢复或须俟移在后方各校迁回之后，亦不得已也”。但是，同类的西南联合大学，教育部在拟订教育复员计划时，一开始就做出了恢复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校，并回迁原址。很显然，朱家骅没有一视同仁，而是采用双重标准。如此决策怎会不激起更强烈的反对?

师生抗争月余，教育部态度始有所松动。10月中旬的新闻报道说，教育当局已允准北平师大在北平复校，更名为北平师范学院，西北师院仍留兰州。复员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师生们认为复员必须包括前述四原则，教育部对其丝毫没有答复，特别是没有明确宣布在校师生无条件复员北平，复校后的学生从何而来?“不以本院师生为对象，岂非以伪师大改组而设?”师生们认为复员运动无名无实，决定扩大复校运动。10月18日，学生开始罢课，并致电教育部陈述罢课原委和通电全国。22日，印发10000份《告社会人士书》，赞成在兰州设立永久的西北师院，但是反对师生强留兰州，以期引起社会人士对复校的同情与支持。《告社会人士书》中说道:

惟令今之本院师生强留兰州，留之适所以亡之，促其瓦解而已；故应令现在本院迁返北平，原西北各省同学卒业后仍可返里服务，以补充西北各省中等学校之师资。自来年起，就现有之基础，筹设永久之西北师院，分期增建，四年而后，亦必可观。总之，全体同学咸以与其失学于将来，勿宁忍痛牺牲学业于今日，为达真正复校之决心，及师生必须一律复员之目的，决议罢课待命。

11月30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西北师院将永留西北，“然为求保持北平师大之历史传统起见，将另成立国立师范学院，暂在北平原址复校，将来该校如增设为三院，也可改称大学，其永久校址将设于石家庄。”朱家骅认为北师大在抗战期间西迁之后早已不复存在，师大复校与西北师院不能迁移、西北师院师生欲回北平，是三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潭。表明教育部要另起炉灶，新设北平师范学院，与西北师院师生——北平师大的直接继承者无关。

12月17日，学校成立43周年纪念日，校友会一致主张再次致电当局提出复校要求，如果近日仍然得不到满意答复，即采取罢教请愿行动。12月27日，校友总会和复校联合会联合召开师生大会，认为“复校与发展西北教育并行不悖，师大还于旧都，发扬光大，师院永久在兰，共存共荣”。会议宣布复校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决定自明日起学生罢课，10日内师生徒步赴重庆请愿，至达目的为止;并联络各地校友分会自明年1月起一致向教育当局提出复校的请求，仍坚持复校四原则。12月29日，请愿团开始编队，举行赴渝请愿预习游行，计划于1946年1月6日请愿先遣队向重庆进发。此举惊动了甘肃省政府，教育厅长郑通和两次前往学校劝慰，答应于8日亲赴重庆，代表省政府向教育部说明“西北师院全体师生渴望恢复师大”的愿望，以1月15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复校运动联合会接受了劝慰，但表示“如无圆满消息，再行派队赴渝”。

在学校师生不懈的努力下，教育部终于答应了在北平复校的要求。1946年2月初，经教育部特派代表沈亦珍督学和甘肃省政府长官与师大复校联合会协商，提出以下复校办法：暂用北平师范学院作为校名，待恢复三个学院，再改为“师大”；恢复原址；袁敦礼继任院长；师生按西南联大办法无条件复员。教育部基本同意以上协议。

1946年7月，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在北平厂甸正式成立。院长袁敦礼在美国讲学未归，教育部委派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黄如今代理院长。自8月下旬开始，西北师范学院师生数百人分批从兰州出发，辗转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历尽艰辛，复员北平。11月，学校正式上课，学生来自三个部分：一是复员归来的数百名老生；二是当年录取的新生182名，59名先修班学生；三是伪师大学生经甄审合格者761名。至此，复校运动的目的初步达到。

三、“复大”运动烽烟再起

师生复员北平，但学校被改名“北平师范学院”，异于当时北平其他高校复员后继续沿用原校名的惯例。师生感到在编制、经费、设施、规模、地位等方面较师大时均有所降低，抹煞了北师大的历史地位与业绩。“复大”是师生校友发动复员运动最初设想的目标之一，复校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因此又掀起“复大”运动。

学校复校后，首先点燃“复大”之火的是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七分班(教育部为甄审伪师大学生而设)的学员。1946年7月，补习班学生学习期满后，照教育部规定，并入北平师范学院。补习班学生自治会认为北平师范学院必须先“复大”，再进行接收工作，因而于7月23日——既定接收活动之日，阻止了接收活动的进行，并且把学生自治会改为师大复校促进会。班主任陈雪屏、学校代院长黄如今以师大校友的身份对同学们进行了劝说工作，从而很快平息了风波。

“复大”运动于1947年5月烽烟再起。早在1944年和1945年，国民参政会两度通过“请教育部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案”，并将此案送达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行政院执行。1945年11月，行政院再次要求教育部遵照办理。教育部长朱家骅于12月不得不应允在条件成熟时师院恢复为大学。师院复员以来，经过近一年的恢复，已发展到14个系科，教职员达300余人，师资队伍雄厚；在校生达1471人，超过抗战前近1倍；图书、教学仪器设备充实。在校师生和各地校友据此认为“复大”的条件已经具备，师生、校友再次发起了“复大”运动。

1947年教育系学生以“还我师大”标语为背景合影​

1947年5月17日，师院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向教育部请求“复大”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15人组成的复大委员会。该会当即决定“复大”运动分三步走：第一步罢课三天，向教育部施压；第二步推选代表赴南京请愿；第三步发动全体学生赴南京请愿，并联络全国各地校友罢教。复大委员会获悉26日国民参政会第十次大会期间，朱家骅在回答拒不落实国民政府关于“恢复师范大学案”的质询时说，“师大仅有文理两院，故称师院，将来能达三学院时自可成立大学”。对此，复大委员会发布声明，除了再次强调北平师大的办学历史与教育成就外，还列举了“复大”的理由：

按学院与大学在法令上虽无高低之别，而在社会视听，确有大小之分。即教育部亦视有轩轾，而不同其待遇，此于今岁核定各院校常年经费及扩充改良费之参差，足资证明。此为要求必须复大者一。如谓师范学院业成制度，恢复师大与现制抵触，但师院制度尚在实验时期，于未证实其价值前，师大与师院无妨并存，此为要求复大者二。如谓现行大学组织法规定单科不得称为大学，则交通、政治固已称大学于前，师范何独视为例外，此为要求复大者三。查本院现有十四系科，教职员三百人，学生千百人，设备充实，规模宏大，复为师大，名实相符。本校师生为维护本校之生存，并发展高级师范教育，……复大委员会必以合理合法之步骤与方法，共谋复大之早日成功。如无结果，誓不终止。

“复大声明”情理俱在，驳斥了朱家骅所谓不具备复大条件的托词。1947年6月初，复大委员会派遣刘志读等5人到南京请愿。在宁沪的校友也积极活动，6月3日，郑震宇、黄少谷、祁志厚、李世军、崔唯吾、赵迺传等5人分别以校友、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身份在南京致函朱家骅，争取“复大”。但是，朱家骅认为中等师资训练机构称学院或大学，应另行研究;若师院能移往石家庄，可改普通大学，但着重师范教育。在学生和校友代表向教育部请愿未果的情况下，复大委员会于是决定自11日起停课三天，准备全体学生赴京请愿。随后，复大委员会把全体学生约1350人进行编队，计划于14日出发，搭乘平津快车，到天津后乘轮船至上海，乘火车到南京。

在学生决定罢课南下请愿之后，学校教职工行动起来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复大”活动。教授会(1947年5月25日成立)一方面支持“复大”运动，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致电，表达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诉求；另一方面连日对学生说明“复大”非短期实现的目标，劝导不要采取停课、甚至全体赴京请愿的行动，以免影响学业。在经过教授会的再三劝导，院长、教授甚至发出辞职声明的情况下，复大委员会决定停止集体赴京请愿活动，同意复课。教授会在致朱家骅的电文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复大”的理由：第一，光荣历史实应延续；第二，争取学术发展自由；第三，树立健全师范教育制度培养优良师资，为立国之本。其中谈到第三方面理由时说道：

师范教育之目标，在培养优良的师资，即为国民导师之教育家也。教育家之本质不徒为知识的传授，而尤重道德的陶冶，均贵乎有技术的训练。一般大学专重学术的发扬，而师范大学则配合前述三种性质，培养献身于教育、造福于社会之教育家。欲达成此种目标，只有充分赋其机能于独设的师范大学，始克有功，若照现行师范学院制度，或于普通大学毕业之后，而施以一年的师资训练，或于大学内招收师范生，于文理各院兼作师资训练，支离草率，恐未见其有济。国家为立国大本计，政府为百年树人计，既不可草率，尤不可吝啬，知钧部必不昧于意气而蔽于偏见也。

教授会、复大委员会虽然多次致电政府，院长、学生与校友代表也分别在京进行争取工作，但没有任何进展。“复大”不成，学生又不愿复课，无奈之下，院长袁敦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礼请北大校长胡适出面作说客。胡适乃于1947年6月21日致电朱家骅，希望朱氏“垂念师院四十余年历史，允许恢复师范大学名称，不必重提迁移石家庄旧议”，唯其如此，才能安定人心，让学生回到课堂。经过学生不妥协的斗争和各方人士同时向教育部长进行说服工作，朱家骅的态度终于有了些微变化，不再坚持严辞拒绝的立场，但是，他又以时局困难、师院复大的“法令与手续之研究与完成均须相当时日”、要求改大的学校较多故难以应付等理由，不能马上答应复大的要求。

1947年8月14日，朱家骅到北平视察工作，师院同学100余人赶到朱家骅视察地点北京大学理学院请愿，并且将朱家骅包围，试图迫使其当面承诺同意“复大”，未果。8月16日，师院各处主任、系主任及教授会代表举行欢迎朱家骅的茶会，朱家骅表示下年度为师院增设研究所，增加经费，现有系科自下学年起分设文学、理学、教育等三个学部，“以为改为大学之初步”。故教授会认为“复大之初步工作业已完成，此后学校积极准备，以一年为期，恢复师范大学名称”，复大委员会宣布自9月26日起复课。此后，“复大”工作进入筹备阶段。

1947年 北平师生复员赴平团纪念留影​

师院经过一年的积极筹备，“复大”的准备工作就绪，但是及至1948年暑期将近的时候，教育部并没有主动表示要恢复大学的意思。于是，复大委员会、教授会再次掀起“复大”运动，分别致电朱家骅要求兑现诺言。复大委员会决定全体学生再次进行罢课，并准备集体赴宁请愿。院长、教授见此局势又有失控之虞，纷纷表示辞职。各地校友会纷纷来电声援。教育部眼见事态严重，乃派人前来“疏导”，同时致电师院教授会，表示“复大”问题正待《大学规程》修订完成之后，“或可有依据”，待下学期开学后“妥当处置”。1948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十一次临时会议批准，恢复师院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2月11日，学校正式恢复大学名称。“复大”运动一波三折之后终于取得成功。

四、余论

西谚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学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一所著名大学是通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即注重形成、保持、发扬优秀传统，以不断加以创新，才得以建成。学校教育尤其大学最害怕的是遭遇“天灾”(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等)“人祸”(国家或社会的动乱、教育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教育行政部门及领导乱作为等外部因素;大学自身办学方向或发展战略错误等内部因素)，其不良后果，轻者受挫，中者遇阻，重者夭折。20世纪20－40年代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就屡遭天灾人祸之打击，发展极为不顺。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北平师范大学完成“高师改大”之后，遭遇生存危机，险被教育部取消。接着又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而不停地在陕甘播迁，苦苦支撑八年，盼来的却是学校不能复员的坏消息。

抗战前师大的取消之虞与抗战后的复员受阻，都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直接相关。朱家骅为什么总是为难北平师范大学?根本的原因在于，曾经留学德国的朱家骅主张采用当时德国的中学师资由普通大学的文理科培养制度，不主张设置独立的师范大学制度，故此总想取消北平师范大学，取消不成之后则欲把它迁出北平，名义上是为了大学教育分布的合理化，实则为了减少它的影响力，直至取消。

朱家骅关于大学教育分布合理化的主张应该说在思想上完全正确，在实践上也非常必要，但是，北平师范大学不应该是“合理化”的对象。首先，北平市国立、私立大学尽管过分集中，但是作为一所主要培养中学师资的学校，北平师大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完全不同，不存在所谓院系重复设置的问题；其次，作为唯一的高师，它要保持、发挥它的影响力必须在最合适的地点——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北平市，正如当时人所言：把最好的学校放在文化最高、人口最多的地方，把最好的教师请在最好的学校，把最好的学生交给最好的教师，这是追求效率的教育复员原则；反之，则是追求救济的教育复员原则。应该说教育部制订的教育复员计划已体现了这两个原则。但是，对于北平师大应该按前者对待，而不是后者。当时基础教育的发展极为落后，中学教育师资极度缺乏，“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特别需要保护性发展——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办学，否则，将在所谓“救济”之中悄无声息地逝去。其实，朱家骅与北平师大师生双方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但是双方都没有挑明，朱氏明知而有意为之，师大师生既知故而反之。

师大师生主要是围绕学校悠久的历史、人才培养成就做足文章，阐明复员、复校、复大的理由，与教育部据理抗争，并实现了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悠久的办学历史是一所大学的精神财富，有历史就有传统，历史名校的后继者要善于总结、保持、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北平师范大学师生在动荡中抗争，始终坚守和捍卫学校的教育传统和办学精神，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保存了薪火。通过这一运动需要深刻反思的是，教育最高当局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历史名校，特别是当时中国“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很显然，正确的做法是:多些呵护和扶助，少做或不做破坏的事情，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法则。“治大学者如烹小鲜”，否则大学将在教育当局的乱作为中遭到灭顶之灾，这岂止一校之不幸!

（作者：孙邦华，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