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平津陷落。为保存中国教育实力，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下发教育部第16696 号训令要求“以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北平师大师生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奔赴西安，开始了辗转陕甘的西迁办学历程。1938 年春，西安形势告急，西北临时大学奉令迁往陕西城固。是年4 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改组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1938 年 7 月21 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名为师范学院。1939 年 8 月 14 日，教育部发教字第 197 号训令，将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组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于 9 月 1 日正式分立，继承北平师范大学之一切，校址在陕西城固。1940 年，国民政府为改变西北教育落后的局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最终逐渐迁移至兰州办学，至 1942 年完成迁校。抗战胜利后，北平师大师生成立“师大复员委员会”，要求复员返平。1946 年，教育部批准北平师大复校，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回到北平办学，由袁敦礼任院长。至此，北平师大结束了这一段西迁办学岁月。

西北师范学院的大礼堂

在这段西迁时期，北平师大先后经历了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等几个阶段，学校发展备尝艰辛。这一时期的办学条件虽然艰苦，但学校依然没有放松学生管理工作。除专业教学方面外，学校在学生思想行为、文体生活、课外实践等方面也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在管理制度、思政教育、社会实践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实践，对战时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很多理念和实践对当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二、做法与特色

 

西迁时期虽战争烽火不断，但学生管理工作仍备受关注，学校在教学管理、思想管理、生活管理等方面都给予充分关注，有很多别具特色的做法。在这些做法当中，比较有特色的大概可体现为以下三点:

1．成立训导机构，发挥导师作用

西迁时期北平师大学生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建立在其组织机构合理、制度规章规范的基础之上。西北联大时期的学校事务由校务委员会统筹，下设训导处、教务处、秘书处。其中负责学生思想、行为、言论、体格等德育管理的训导处是全国最早的专门训育机构，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于 1939年 3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会议决议推广至全国高校。此次会议后，训导处、教务处、总务处共同组成全国高校的三大主要行政机构。

西北联大训导处设立之初便制定了《本校训导大纲》，规定了其主要目标是“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在要目中对思想、行为、言论、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体格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修己，养成振作、勤苦、谨慎、整洁、谦虚、知足、廉洁、俭朴之习性; 待人，养成诚实、信义、仁爱、宽恕、礼节、忍让、劝善、规过之美德”等类似格言守则的内容。训导方式则以个别训导、个别谈话、个性考察、团体训导为主。学生的具体情况要落实为操行成绩，实行“思想行为言论三项分数之计分法”，“团体活动及团体中之个人成绩良好者，由学校给予奖状”。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时期，训导要目有所变化，但总体目标大致相似。

训导处下设导师会，对于学生训导管理的各项工作基本都由导师具体负责实施。导师制是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行的重大改革之一，其目的在于让原本只负责教授知识的导师同时负责学生管理方面事务，打破了先前教学、德育分离的割裂局面，变为学业教育与思政训育相互融合、同步推进的模式。西北联大时期导师会工作开展有条不紊，可谓当时学生管理工作方面的一大特色。导师会由全体导师组成，各院系设导师分会，并设导师会常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及学生团体的中间机构。在制度方面，制定了《导师会组织章程》《本校导师会常务委员会办事细则》，规定了导师会和常务委员会的组成、职权、组织等事宜。在此基础之上，还制定了《国立西北联大大学导师制施行细则》，详细规定了导师制的实施细则——将全校学生分为几组，每组设导师一人，此外每学院设主任导师一人，分别负责各院各组学生训导管理的职责。导师的具体工作有: 对本组学生性行、思想、学业及身体状况进行考察记录，并进行家庭状况调查，每学期终出具总报告; 每月需召集学生举行谈话会、讨论会或远足会，并将各项团体活动详实记录，于学期终报告主任导师。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申请退训，如经两次退训即由学校除名。

通过训导处、导师会的设立，以及各项配套规章制度的制定实施，使西迁时期的学生管理工作得以有条不紊的推进，保证了学生管理工作自上而下的推行与自下而上的反馈，特别是导师制的设立有效改善了“教学”“德育”相分离的局面，充分发挥了学业导师在学生思想教育、日常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为这一时期的学生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与保障。

2．注重战时教育，促进实践育人

西迁时期正值战火纷飞之际，战时爱国主义教育成为这一时期不可回避的主题。学校通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局政治教育，从而达到激发爱国情怀，树立民族信念的重要功用，为全民族抗战凝聚力量。与此同时，学校积极推动学生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报国之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实习实践活动，为同学提供了解社会、服务国家的宝贵机会。

为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在青年节前后开展越野竞赛、论文竞赛、演讲竞赛、团体操、大合唱、五千米赛跑、自行车表演、拔河竞赛、青年标准体格竞赛、跳绳竞赛等活动，引领同学在活动的过程中思索青年责任，体味青年节；在总理纪念周期间通过国旗下演讲，由知名教授为全校师生进行演讲报告，题目诸如《战时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抗战进展》《适应抗战时期之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天津失陷之经过及现在之状况》《高等教育如何支持长久的抗战》《战争与文化》《为继续求学及保存国粹》等，介绍国内国际形势、反思战时教育制度，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勉励学生发愤图强、忧国报国。这一时期，由于战时需要，学校还特别注重体育教育，鼓励广大师生强健体魄、全民抗战。为此专门成立了课外运动委员会，规定学生都需要参与体育运动，如篮球赛、排球赛、技巧运动比赛等。

西迁时期的学生篮球队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安排学生实习，帮助学生认识社会、锻炼实操。如家政系儿童福利班学生赴上西园救济院、妇工会托儿分所、西北公路局托儿所、美龄托儿所等实习参观; 文理学院由教师带队到咸阳附近乡村调研参观等。根据陕南地区的情况，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能够服务社会的实践教学活动，如历史系师生挖掘、整理了汉博望侯张骞的陵墓，并成立考古室; 教育系师生与陕西教育厅合作，以中学考试试卷为基础，研究教材与教法的改进方法; 史地专修科学生赴兴隆山作地理实地考察等。

1939 年黎锦熙、许寿裳为张骞墓所立的墓碑

广大师生还利用暑期开展社会调研和社会服务，通过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实现报国情怀。学校在暑假前夕召开“暑假学生活动讨论会”，讨论暑期学生学术活动、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具体内容和方案。其中，社会服务方面涉及调查工作、扫除文盲、民众组训。在学校统一讨论分工后，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赴不同地区进行针对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如 1942 年暑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分五个小组赴宝山邯留中心学校分校、柳家寨国民学校、翟家寺中心学校、张家村国民学校、杜家槽西京图书馆等乡村施教区进行调研与支教活动，开设高初中补习班、成人班、妇女班等，当地民众参与踊跃，还自愿对学生进行捐助，学生返校时整队相送、燃放爆竹，活动效果显著。

由于抗战需要，爱国主义教育成为西迁时期的办学突出特色。通过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积极搭建校外社会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学生实践锻炼与实操培养，有效实现了凝聚统一思想、鼓舞师生斗志的特殊功用，意义斐然。

3．鼓励学生自治，形成师生联动

在西迁时期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北平师大打破了单一的由校方主导的管理模式，将学生纳入管理主体之中，积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师生双方的有效联动。

从各项学校制度中，可窥见对于“学生自治”的倡导和鼓励。西北联大的《本校训导大纲》的训导纲要中提出“陶冶爱好自治及崇尚秩序的美德，以养成有组织有规律的生活”，表明培养学生自治是当时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时期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训导实施纲要》中规定“本院为养成学生自觉自动自活之精神起见，学生生活之改进均指导学生成立各种组织办理学生生活改进之各项事宜”，表明学院对于学生自治、自管的要求。还具体规定了学生自治组织采用班代表的形式，每班选代表一人组织学生班代表会。学生班代表会简章及各项细则，由该会根据学生班代表会组织办法自行订制，经主任导师会议核准后施行。除了每班有班代表，学生还需要自行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团体、举办各种课外活动，并要求学生均需参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师院时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该会以“促进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群育之发展为目的”，并且规定“学生自治会为学生课外活动之唯一组织”“学生不分性别应一律参加本校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的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为理事会。理事会的理事由各年级或各院系推举并提请会员大会按照规定名额选举产生，任期定为半年，最多可联任一次。理事会下设服务部、学艺部、健康部、风纪部、事务部，分别负责社会服务、学术艺术事项、卫生体育活动、纪律秩序、文书庶务会计等职责。

“学生自治”理念不仅贯穿于学校育人目标与社团发展宗旨之中，也在一些学校组织的日常修身活动中得以体现。比如“自学与自省”是当时的一项重要活动，学生需要进行日常“自我总结”“自我鼓励”“自我适应”，旨在较为严酷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学生树立“以苦为乐”的生活态度，积极应对学习生活中面临的各项挑战。此外，西北联大时期发布的《全校一年级学生写作“修养日记”及“读书札记”办法》中亦可发现，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自觉进行自我省察、自我总结，以“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认真对待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成绩，能够做到及时反思，总结提升。同时鼓励学生多和导师交流沟通，将所遇到的困惑及时与导师讨论，通过“自我省思”与“导师点拨”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纾解压力、坚定信念。

 

三、启示

 

通过对北平师大西迁时期学生管理工作的做法与特点进行梳理，并从中汲取经验、开拓思路，能够得到一些对于当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益借鉴与宝贵启示。

1.优化育人机制，探索“全员育人导师制”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需要科学规划、合理统筹，以制度创新带动育人机制优化升级。北平师大西迁时期制定训导制度、导师制度，在当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机制中尚属首创。这样的设置，使学生管理事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统筹，增强了专业化程度，提高了育人水准; 打破了“教学”“德育”二分的割裂状态，让原本专职负责教学工作的专家教师也同时担任指导学生思想生活的“导师”，拓展了育人层次，提升了育人质量。如今，时代环境和教育体制都有了全新变化，结合学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改革工作模式、优化工作机制和探索创新途径十分必要。

优化育人机制，要整合师资力量，打造专业队伍，积极探索“全员育人导师制”。“全员育人导师制”的设想，是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格局下、“全员育人”教育理念下提出的，促使负责教学的专家教授与负责学生管理的辅导员共同参与育人环节，真正实现教师教书育人并重的一种新型教育管理模式。纵观北平师大西迁时期，就是以导师作为学生管理的具体实施对象，通过制定细则、例行交流研讨等方式形成了一支组织有序的学生管理工作“导师团”，基本实现了“教书”与“育人”并重。而“全员育人导师制”新思路的提出，能够让导师不仅成为学生学业知识的领路人、专业素养的培养者，也能在思想意识、生活情感上发挥指导作用，成为学生成长的贴心人，从而达到更好贯彻“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更好地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同时，这样也能整合各种资源为整支学生管理队伍增添活力，全面提高整支队伍的素质水平，从而促进学生管理工作从经验模式向科学模式转变，从单一式、分离式管理向合作式、全员式管理转变。

2.推动实践育人，构建“四维一体”新模式

西迁时期北平师大的经验告诉我们，关注实践育人、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既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举措，亦是高校作为国家教育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战争年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今时代，书斋式教育下的知识型人才已渐渐不符合社会需求，兼具实操能力与创意素养的应用型、实践型、复合型综合人才成为时代所需。此背景下高校推进实践育人，能够提升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动手实操能力与应用实践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通过开展如学工学农、下乡支教、实地参访、基层调研、岗位实习、公益服务等各种形式的活动，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充分搭建校企合作、服务实践平台等，全方位、多维度地打造育人新模式。

在实践内容的设计上，可以注重从爱国教育、社会服务、专业学习、就业能力提升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四位一体”。将实践育人与爱国教育相结合——社会实践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实践主题应紧跟时事热点，通过结合历史纪念日、传统节日等举办相关活动，将文化内涵寓于多彩活动之中，使得活动效果与宣传效果两者最大化实现。将实践育人与爱国教育相结合，组织实践活动时，结合历史节点，突出爱国情怀，激发青年使命感与责任感; 将实践育人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安排实践方案时，注重发挥学生在基层服务、公益志愿方面的社会服务职能; 将实践育人与专业学习相结合，遴选实践单位时，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应用知识，提升专业技能; 将实践育人与提升就业能力相结合，设计实践内容时，关注学生就业择业兴趣，助力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在实践形式的选择上，应注重全员覆盖，全过程发力，激发学生积极性，营造良好氛围，提升实践育人工作的实效性与普及性; 注重师生协同，设置专门导师，加强指导效果，提升实践育人工作的针对性与专业性; 注重完善机制，打造育人平台，建设实践基地，实现实践育人工作的体系性与长效性;注重鼓励创新，支持自主创业，突出实践育人工作的灵活性与时代性。

3.鼓励学生自治，发挥自主教育能动性

提升学生的自主管理参与度和自主教育创造力是世界高校学生管理改革的大势所趋，加强高校学生自治建设，是高校落实以人为本理念，构建和谐校园，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北平师大西迁时期的学生管理工作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育人目标的设立、学生活动的开展方面不仅符合教育目标的要求，而且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自治、自省，从被动的接受管理到主动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从而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从而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三自方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推动学生自治、鼓励自主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在关键领域积极推进，畅通渠道，搭建平台。比如在学校各项制度顶层设计阶段，积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充分吸纳学生合理建议，增强学生对于各项决策的知情度与信任度。在与学生相关的教学、生活领域，注重激发学生智慧，重视挖掘学生自主力量，提升学生在学习生活安排上的舒适感与接纳感。在开展各项活动方面，依托学生会、社团联合会、学生自治委员会等团体，开展符合学生需求的学术文体活动，提升学生的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增强参与者的满意感与获得感。值得关注的是，在各个领域推进学生自治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保护学生的自主意识与创新意识，同时也要把好关、引好路，在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为他们保驾护航。

(作者：王卓凯、李嘉盈，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年第6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