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对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建立和发展都有劳绩。可惜的是，现有研究似未梳理出清晰准确的史实，史论也嫌不足。实际上，在充分利用校史档案、报刊杂志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即可对相关史实、梁氏功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从而助益于北师大校史和民国教育史的研究。

梁启超先生

 

一、梁启超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缘起

在北师大校史上，梁启超前后在三个关键性节点上扮演了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角色。

第一，梁氏最早系统论述了近代师范教育思想，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系及其代表者北师大的创立开辟了思想先路。“师范”一词古已有之，意为模范，师傅和效法等。然而，把“为师之道”作为需要训练的专门技能却是近代才有的观念。１８９６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论师范》，是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系统论述师范教育理论的文章。梁氏认为，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途径，进而是变法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仍不脱传统政教观的范畴。在此观念之上，梁氏借鉴日本明治维新首先兴办师范学校和洋务派聘请外国教习的经验教训，认为大量优秀的本国教师是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前提，以师范学校培养的合格教师取代言语不通、教法不同、教学脱离实际、薪俸高昂的外国教习，才是振兴教育，培养新政人才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教师是“学子之根核”，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师范教育的基础地位也便不言而喻。梁氏的师范教育思想随着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及各地师范学校的普遍设立而广泛传播，从而为师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引入了源头活水。

第二，梁氏首倡成立京师大学堂，主张于内中设立师范斋，奠定了创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系及其最初代表者——北师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基础。梁启超与京师大学堂渊源甚深，不仅经办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官书局与译书局，而且参与了大学堂章程制订，是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师范馆是京师大学堂的核心，其创设梁氏功不可没。１８９８年，梁氏在吸收日本学校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稍加变通，起草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基础性文件《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主张在京师大学堂中设立师范斋。梁氏认为，中国从无师范学堂是导致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而“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因此，京师大学堂应当设立专门培养优秀教师的机构——师范斋。戊戌变法失败后，尤其是庚子事变爆发，京师大学堂无形中停顿。１９０２年，京师大学堂恢复，管学大臣张百熙广泛听取熟悉西方和日本学务之人的意见，借鉴梁启超所拟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参考师范斋的规章制度设立师范馆，创建新学制，推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及其代表者北师大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第三，在高师改大运动中，梁氏坚定支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高师”）改升师范大学，担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首任董事长，在北师大发展转型的关键时刻再次指示了发展路向，使师范教育得以维持。民国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力图改革普通大学、专门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三系统并立的高等教育制度，认为“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与各科专门学校实是重复，无甚必要。蔡氏立意虽在北京大学专办文理科，但对高等师范学校的改造方案却是“可改为专科大学，或并入大学。”这引起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北高师的情况又颇显复杂。其一，北京地区已有成绩卓著、欣欣向荣的北京大学，改北高师为普通大学实是重复建设；其二，从地方财政着眼，“北京一个地方，亦断办不起两个分科大学”。也就是说，北高师实际上面临着双重危机，即，一方面高师不再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北高师又难以改办普通大学。故而，北高师师生如陈宝泉、李建勋、汪懋祖、常乃德等人坚决主张高师升格，并在１９２２年９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学制会议上提出《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为师范大学案》，北高师随之获准筹备师范大学。

梁启超坚定支持北高师改升为师范大学，认为是时势的客观要求。这既是他以往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他更系统地思考师范教育，尤其是北师大发展方向的起点。其一，梁氏一向十分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师范教育在中国新式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和首要性意义，师范学校更不是浅薄的职业培训机构，而是担负着改造社会，播撒智慧的更高远的使命。其二，早在１９０２年，梁氏便首倡建立包括师范大学在内的师范教育体系。他在《教育政策私议》（１９０２年）绘制的师范教育自成体系，更突出了高等师范教育和师范教育垂直学制的理念。他认为，师范学校应分寻常师范学校（即普通师范学校，相当于中学校，三年或四年）、高等师范学校（相当于大学校，四年）和师范大学三级。梁氏所言的师范大学“与大学院同”，“自由研究，不拘年限”，实际上是教育科的高等研究院。故而，梁氏虽反对废止高师，但仍支持高师升格为师范大学。这反映在他对北高师及北师大的态度上。他不仅对北高师评价甚高，更对新改建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满怀期待。他直言在全国的高师中，北高师因处于人文荟萃的首善之区，因而办学成绩最好。他认为，北高师是培养全国教师的摇篮，北高师改建师范大学是更是为了更好顺应时代潮流，培养才智之士从事教育，因而“其对于教育前途之责任益重且大”。其三，１９２４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获准筹备，梁氏不但亲自担任董事会首任董事长，而且致书他的学生原教育总长范源廉，请他回国担任校长一职，并组建了极一时任选的董事会（详后）。缘此，梁启超实把改良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北师大身上，在参与校务和教学的实践中，再次充当了北师大发展的引路人。

还需点出的是，梁启超同样重视女子高等教育，也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前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董事长。１９２２年，梁启超在女高师演讲《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肯定女子的受教育权和在专业上的自由选择权，进而提出，史学、会计学、图书馆管理学和新闻学都是女子发挥自身优势的基本职业学科，希望特加重视。

由上可知，梁启超在北师大发展史的三个关键性节点上，指出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师范教育的任务，实是北师大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引路人。

二、梁启超就任董事长与北师大的发展

梁启超就任董事长，在最大程度上聚拢了师生人心，系统地阐明了发展方向，为北师大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高师的合法性危机是北高师需要面对一大挑战。同时，内部人心涣散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合影，居中为梁启超

正是在社会上取消高师的声音甚嚣尘上和学校内部人心涣散的存亡关头，１９２４年１月３日梁启超组建了包括前清翰林、原民国总理熊希龄，前清学部参事、原民国教育总长范源廉，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国民党元老、中法大学董事长李煜瀛，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袁希涛，中国银行总经理王祖训，及原北高师校长、教育部普通司司长陈宝泉、原北高师校长邓萃英等８人在内的董事会。董事会极一时之选，均为政、学、商三界名流。他们以实际行动参与北高师改建师范大学，是对北高师教育成果的肯定，是对师范教育的坚定支持。梁启超以其崇高的威望组建了极具声望的董事会，不但为北师大注入了强心剂，对消弭校内纷争，团结各派势力十分有益；而且是对社会上废止高师等否定师范教育之论的有力反驳。

董事会成员名单

梁氏任董事长后在劝范源廉就职之事上出力甚多。在筹备成立北京师范大学时，筹备委员会公推范源廉任北师大首任校长，并致函梁启超，请代为促范掌校。当时北师大学生姜松年观察到，梁启超“为师大校长问题奔走维持甚力”。最 终，范源廉于１９２４年２月就职。在梁启超支持下，范源廉完成对北师大的改造，促进了学校良性发展。

梁启超担纲董事长，组建董事会，敦促范源廉担任校长，三事在极大程度上凝聚了人心。继而，梁启超在开学典礼上勉励师生，给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带来了奋斗的希望。第一，他认为，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建设需要从教育着手，因而学校是很有希望的事业；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是专门培养教师的大学，是全国教育的大本营，对于全国教育的责任最大，故而其前途是光明的，是“今日中国最有希望之学校，最足以建设中国之光荣者”。第二，他为师生分析学校面临的客观形势，尤其突出了北师大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优势。其一，北师大作为全国唯一的国立师范大学，是国家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理应受国家支持，国民尊崇。其二，其前身北高师因地处北京，学者较多，故而在学术上超越其他高师，成就最大。北师大的 学术前景也必然因之不可限量。其三，首任校长请到了曾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并由梁启超本人及其他七位社会声望极高名流组成董事会，协助校长，努力办学。梁氏对北高师成绩的肯定和对北师大前景的分析不仅十分及时有效，而且十分有力。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北师大走入了正轨。这与梁启超的办学思路直接相关。

在稳定了学校内部之后，北师大如何发展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梁启超对学校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在建设问题上有其缜密的思考。他为北师大定下的切实的奋斗目标：“希望校长进行不要过快，不要贪虚面子。本校不图外表的放大，要图内容的充实。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特色来，把原来高师的精神再加上几倍的充实。有几部分办出特色来，可不辜负改大的本意。”显然，梁氏所言是对北高师改升师范大学的现实处境，和高等师范教育的既有弊病的新思考。其一，北师大虽然由北高师升格而来，但是教育部所批准的预算并未增加，办学经费还经常被拖欠。故而经费短缺是学校最大的挑战。更糟糕的是，因师范教育不能征收学费，所以北师大经费困难情况在京内各校中居首位。梁氏基于此，希望学校不要亟亟于扩大规模，而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着力于帮助学生提高素质。这无疑是稳健务实的。时之高校经费普遍短缺，由来已久，也不独北师大一家。梁氏投身教育界后，即重视此问题之解决，故而早在１９２１年，他即上书政府，请求确立教育经费。其二，高师精神或者师范大学的特色便是在通晓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注重研究教育问题。经亨颐曾于１９２１年执教北高师，批评时之高师教育不注重研究教育问题，提醒北高师学生要处理好“通”与“精”的关系。通晓各科学问是高师的职分，但也要注意对教育科的研究，精于教育是高师的生命。梁氏所言“不可辜负改大的本意”与经氏的主张不谋而合。

要实现上述发展目标，梁氏认为需要全校人员振奋精神，互相谅解，团结努力，并特别强调了学生的责任。第一，他认为范源廉是北师大校长的理想人选，希望他“永远伴着师大发展”。这也是校内师生的共识。第二，教师在北师大有两重使命，培育学生和辅助校长。教师的本职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自不待言。在北师大权力结构中，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及各系主任组成的评议会领导行政会议和各种事务委员会，实际上承担了具体校务的处理之责，故而以各系主任为代表的教师在处理校务上也有相当发言权。第三，梁启超特别强调了学生的责任，认为学生的责任比校长和教师更重大，在鼓励学生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强调不要为政治活动所累。他尤其提醒学生，学校当局与学生并非对立的，而是利益一致的。学生要和学校共同努力，维护集体利益，克服当前教育界面临的困难。还须指出的是，作为董事长，梁启超对自身的责任认识得很清楚，他在范源廉就职典礼上表示，“我自己敢代表董事会说话，这董事会不是要挂虚名，而是要实实在在做事的”，董事会将不遗余力支持校长的工作，帮助校长解决困难，目的是把北师大的基础打好，以成就一所“完善之师范大学”。总的看来，梁启超强调校长、教师、学生和董事会四者共同对北师大的发展负有责任，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办学。

1９２４年９月，范源濂以学校经费不足及教育部与北京国立八校关系紧张为由辞职，董事会、教授会、学生会一致敦请范复职，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挽范活动。范源廉去职后，北师大校务实际上由评议会代理。梁启超向师大同学会表示，“顷得范校长复书，因经费问题难决不敢轻于就职。阅之颇与诸君同一焦灼也”，将即日赴津，尽力劝驾。１９２５年秋季学期开学，由于范源廉坚辞不就，学校各方逐渐放弃了劝范复职的打算，转而请请梁启超接任校长。梁氏致力于清华国学院的学术事业，因而婉言谢绝。梁氏对北师大师生表示不愿做只挂虚名的校长，所以决然推辞学校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又愿意竭尽全力维持学校，以尽董事之责。最终，梁氏在北师大增开“中国文化史”一课，无疑是对北师大学术事业的支持。面对北师大经费支绌的困境，梁启超鼓励诸同学、各教授及董事会通力合作，振奋精神，办好教育事业。范、梁都无意北京师大校长一职，范源廉建议董事会实行教授治校，即由各系主任以一年为期轮任校长。梁启超也认同这一办法，于是董事会决定：北京师范大学实行教授治校，校长一年一任，由董事会推荐，继范任职者为数理系主任张贻惠。就在董事会决定由张贻惠继任之后，张贻惠随即致函董事会请求撤销决定。其时教长章士钊已照章同意。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８ 日，梁启超宴请董事会董事范源廉、熊希龄、邓萃英、王祖训等人，及校内教授查良钊、王桐龄等四十余人，共同敦促张氏就职。查良钊以教务长、评议会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愿意全力襄助张贻惠。在各方敦促下，张贻惠就校长职。挽留范源廉、实施教授治校等事表明，董事会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运行重心，使“经费之困难为各校冠”的北师大师生在最大限度上互相体谅，团结一致，勉力维持。

总之，在董事会，尤其是董事长梁启超的领导下，师生团结一致，维持校务，促使北师大走入了发展的正轨，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这在当时动荡的局面下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为北师大踏实严谨学风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另外，梁启超也曾在师大亲执教鞭，讲授课程，发表演讲，提升了师大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声望。

三、梁启超在北师大的讲学活动

作为新文化运动骁将的梁启超晚年投身于教育界，积极支持青年的文化运动，在鼓励青年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他的讲学活动将其治学方法理念，新思想等宝贵的精神财富带入了北师大，开阔了师生眼界，对师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最迟在１９２１年１月份，梁氏即在师大讲学。受北高师史地学会的邀请，梁氏发表题为《佛教东来之历史地理的研究》的演讲。演讲词由学会记者记录，并发表在《史地丛刊》第一卷第二期上。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梁启超又应北高师平民教育社的邀请，在北高师做了长达四个小时“殆为中国空前之长篇”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平民教育社的任务和使命是，给平民创造机会，在实践中，教育平民做现代人，做共和国公民。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４年，受北师大国文学会的邀请，梁氏在北师大连续演讲清初学术问题，其内容即为梁氏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氏的治学方法和旨趣获得了部分北师大学生的响应。校内的活跃分子汪震便潜心研究清代哲学，尤其是戴震哲学。还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也注意将思想界的新动态介绍给北师大师生。

１９２４年泰戈尔来华之时，梁氏便亲自演讲，介绍印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十分有益于师生开阔眼界，深化思想。１９２４年２月，梁启超在国文系开设“国文教学法”一课，是为梁氏在北师大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据《北师大周刊》、《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记载可知，梁启超于 １９２４年春季学期在国文系开“国文教学法”一课，时间是每周周一、周二下午，讲义则很可能是《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所收《作文教学法》。１９２５年秋季学期，梁启超则在师大史地系讲授“中国文化史”和“国文教学法”两课。梁启超之所以在本学期连开两课，与范源廉辞职有关。范氏辞职，梁启超拒绝了继任校长之议，表示愿意继任董事长，并在师大多开课。

梁氏讲学时，不仅仅是师大学生，如王桐龄、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教授也与会聆听，考虑到校外旁听者众多（梁容若回忆常常有一二千人），演讲地点便设在师大风雨操场。梁氏演讲内容涉及学术、时事政治、校务、职业等多方面内容，获得了师大师生的热烈关注，其风格、逸闻也为人津津乐道。听讲的学生则不仅仅是文科学生，还有逃专业课的“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但从听讲者的回忆看来，很多人并不适应梁氏的广东官话，如王桐龄旁听演讲“竟完全听不明白”，但对梁氏背书印象极为深刻。梁氏演讲时常常引经据典，偶有忘记，则“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通畅，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或找旁听的教授替他背诵。除了教学、讲演之外，梁氏对学生学术社团也亲自指导，对学生所办刊物也表示支持。

总之，梁启超的讲学活动，为北师大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宝贵的治学方法理念，提高了学校的学术声望，有益于培养学术人才，为北师大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为北师大学生题词“无负今日”

四、结论

梁启超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之一，在北师大的建立和发展的三个关键性节点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但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开辟了思想先路，而且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系的早期代表者——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师范教育面临发展转型的关头，梁氏出任北师大首届董事长，有效地稳定了风雨飘摇的北师大，为北师大踏实严谨学风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不唯如此，梁氏的讲学活动，提高了北师大的学术声望，给北师大带来了宝贵的治学理念方法和新的思想资源等精神财富，十分有益于学术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引路人和保护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需要对其永怀敬意的。

还需指明的是，在高师改大运动和频繁学潮为高等师范教育增添了重重阻碍之时，梁氏身膺重寄，投身北京师范大学的建设，为高等师范教育保住了最后的园地。１９２４年，正就读北师大的姜松年便认为，“在北京国立八校为经费问题奔走呼号的时期，任公先生出了很多力去维持师大，中国教育赖以维持。”姜氏的论断是中肯的。梁启超实为高等师范教育至关重要规划者，实为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关键人物。

（作者：刘敏，来源：《教育学报》，2018年0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