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底色。“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军队建设的殷切嘱托，也是总书记对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包括教育战线的热切期望。北师大是早期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地区的重要革命活动中心,也是革命人才和优秀人民教师的摇篮，其长期孕育形成的红色品牌辨识度高、影响面广，是北师大的宝贵财富。

紧跟步伐、永不褪色的红色师范。北师大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与党同龄，李大钊同志是北师大党组织的缔造者。在李大钊同志的引领和推动下，北京两高师很早就涌现出了一批共产党员，他们走出校门后，很快担当起了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任。1924年春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西安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楚图南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云南酝酿党团建设工作。黄道不仅积极参加与组织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和游行请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回江西发展地方党组织，投身革命事业。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陪同李大钊同志牺牲的就有北师大的学生党员谢伯俞、吴平地，他们是为了党的事业而牺牲的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受李大钊同志的勉励，读书时期的侯外庐就有服务革命事业的志向，以十年心血翻译《资本论》是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贡献心力的最好注脚。在众多的中国师范院校中，北师大发挥的辐射影响最大，湖南一师和绥德师范的光荣传统都有得益于北师大的地方。师范馆走出的符定一是湖南一师的缔造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周谷城毕业后都曾在湖南一师任教。在绥德师范的创办时期，高师学生杨明轩担任学校的教务长。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北师大的党建工作遭遇了挫折，但在最艰险的环境中仍旧坚持发展。学校党组织坚强有力、上级党组织信得过，广大师生拥护党的主张和党的宗旨，是北师大保持革命底色、顺应人民期待的政治保证。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党员人数已达9000 多人，她悠久的党建传统，已成为学校各项事业辉煌发展的政治保证和动力源泉。

李大钊先生​

爱国进步、择善固执的家国情怀。北师大人心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在师范馆时期的“拒俄运动”中，师大学子忧心于东北的丧失，就曾发出“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的宣言。五四运动中，出于对日本野心的警惕和对“中国存亡”问题的担忧，北师大学子以敢立潮头的先锋意识、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和北京青年学生一道，“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运动的胜利使青年学子看到了自身的力量，也开始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一二·九运动中，北师大学子自觉地把青年学生自发的抗日救亡行动与全国抗战的需要结合起来，与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结合起来，他们组织的南下宣传团走出北平、深入农村，呼吁“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师大人的贡献不止于启蒙，不限于发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数百名的北师大学子走上了战争前线，斗争于敌后战场，坚定地献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由于北师大人的执着，学校的发展多次遭到反动当局的打压，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1932年的停止招生、1939年由师大而为西北师范学院的降格办学、1946年的国民政府“不准复原”的命令、1948年的“四九血案”都是明证。既能做先锋，也能做殿军，代表了北师大人的坚持和韧性，但他们迭逢艰难从不止步，历经险阻犹始终向前。

1919年5月7日，北高师师生热烈欢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

敦品励学、诚信质朴的京师品格。北师大作为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在继承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服务时代需求的探索和引领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范和服务品格。北京高师时期“诚、勤、勇、爱”的校训、“成己成物”的励学及服务方针，印刻在师大人的血液里。高师改大后的首任校长范源廉先生要求的“以身作则”，董事会董事长梁启超先生手书的“勿负今日”，老校长袁敦礼题赠学子的“成德达材”，都是对师大传统的拓展和延伸。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文字音韵学大师的钱玄同先生，不仅学术成就斐然，他至死不渝的爱国节操、对家庭伦理的执着坚守同样具有国士的品格。黎锦熙先生，终生致力于国语改革和推广事业，“攘夷武仗三千虎，建国文凭十八龙”,是他学术报国志向的明确表达。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两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分别以讲坛和文坛为主要阵地，为党的事业和引领青年成长做出了突出贡献。陈垣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家，他的“励耘”精神是师大精神的一个写照。抗日战争时期，他身处沦陷后的北平，治学不忘忧国，以 “有意义之史学”来弘扬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好通融”，是民国时期评价北平知名大学的顺口溜，“师大穷”是出了名的，但师大的勤勉和踏实也是出了名的，在学学生“勤朴好学之风，甲于各校”，毕业学生“克尽厥职之声誉，腾于全国”。艰苦的条件反而催发出师大人奋发上进的动力。时至今日，这种敦品励学的风范、不随人后的志向，已成为师大人之为师大人的形象特质和人格标识。

梁启超先生为毕业生题词“无负今日”

弘扬师道、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北师大对于国家教育发展自始便有“开先河”、“垂典范”的担当。高师时期，北师大通过六部本科科系设置、各类专修科讲习班探索以及多个研究科的建设，成为学科门类最全的高师院校。老校长陈宝泉所说的“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可以用来说明师大人当时的责任和雄心。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施行，北京高师调整学科结构和办学定位，于1923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在经费竭蹶、学潮频发、师资队伍不稳的严峻形势下，范源廉校长上任之日给大家鼓劲：“无论政局如何纷扰，只要我们个人精神不乱；无论经济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志气不馁；那么，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师大人的精神和志气在哪里？范源廉校长将他的思想表达在了师大的校歌当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他将师道浓缩为“宏我教化，昌我民治”的八字箴言，希望师大人地把“振立师道”担在肩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全国否定师范教育的专业性，各地高师纷纷办大学或合并于大学的风气，北师大多次顶住“取消”、“停办”的压力，坚守师范教育阵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师道精神随北师大的西迁而扩展于西北。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地处国统区，为了撑得起这一责任，师大人多方面、多方位地进行了抗争。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几代师生的苦心经营，北师大最终构建了“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一直延伸至附属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完整办学体系，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教育优势和鲜明的办学特色，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体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有贡献。这一责任，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它表现为师大人“育人兴邦”的使命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它表现为师大人“改革在前”的先行精神；改革开放时期，它表现为师大人“开拓创新 ”的转型决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它表现为师大人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标杆担当。

         范源廉校长为同学录题写“以身作则”  

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求我们必须 “继承北京师范大学的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

（作者：魏书亮，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2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