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1912年-1949年机构设置情况，发现其经历了初始形成期、初步发展期和曲折发展期3个阶段，机构设置和岗位职责的制定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过程。通过整理发现，高等师范图书馆机构与职责变化主要源于外部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内部管理理念、文献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的影响。
1 机构设置沿革
1912年-1949年，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数次政治动荡和内外战争，其内设机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动荡起伏，呈现出"由简单到具体""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特点。各机构职责也因此呈现出"由粗到细"的阶段性变化。具体可分为3个阶段：
1.1 初始形成期(1912.1-1922.10)
民国建立的最初十年，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发布过"欲兴办中小学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师范学校不可。""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的指令。
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最初由几个图书室组成，时任校长陈宝泉依照《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进行了废旧立新的改造，将其"公共科""分类科""加习科"改为"预科""本科""研究科"的近代学制习称，再将学科由"类"改成"部"，并在每个"部"建立一个图书室，"以为学生课后自动研习之地""五年(1916年)，···添置图书阅览等室"，该图书室并不由各部管理，而是隶属于教务科，由教务科统一"管理图书室事宜"。1917年，学校对图书室进行改组，"始就本校居中楼房，合各部旧有及新增书籍设置图书馆"，成立正式的图书馆。1918年1月成立图书馆调查委员会，由校长通过委员会对图书馆实施宏观管理。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作为教师人数和在校学生人数仅次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高等师范学校，其图书馆并不隶属于教务处,而是由图书馆主任直接商承校长办理馆务，可见校方对图书馆的重视。1913年创办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图书馆最初是租用学校校舍东邻楼房中的一所作为场地，由校长视情况随时委派人员经营管理。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
6所高等师范学校大部分是由清末优级师范学堂改办而成，在民国最初十年，为适应新学制的要求，各校都进行了行政和教务的改革。就图书馆来说，大都致力于馆舍的新建和藏书的扩充上，在制度和机构划分上，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1912年制定并开始实施的《图书室入览规则》中规定"图书室为本校储藏图书之所。设经理员一人，掌图书之保存、收借一切事宜"。图书馆只设立管理人员一名，对图书馆岗位的称谓还延续了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1917年正式的图书馆成立后，设置图书馆主任一名，为刘宝廉，管理员若干名。
1.2 初步发展期(1922.11-1938.7)
1922年底的学制改革，将民国初年的国立6所师范院校中的5所并入普通大学，成为普通大学的一个科或者一个系。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于1923年并入东北大学，改办为东北大学理工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3年7月正式撤销校名,并入国立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11月改为国立武昌大学，后更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于1928年7月原址筹办国立武汉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6月与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和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于1927年改办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后于1931年11月与成都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3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
在这一阶段，高等师范学校对图书馆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一度产生了摇摆。1922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大纲》第四章行政组织第十八条，首次将图书馆划归学校总务处领导，明确规定"本校特设图书馆及医院属于总务处其内部组织另定之"，并设立图书仪器委员会辅助其筹划运行。1929年6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图书委员会，加强了对图书馆的管理，但由总务处领导图书馆工作的系统依旧延续。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1926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概略》组织大纲第十一条，也明确规定:"总务处分设注册、文书、出版、庶务、会计、舍务、卫生、图书、仪器各部，其事务较繁者得酌量分课"其"图书课"也分设在总务处之下，归总务处管辖。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在1931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章程》第三章行政组织第十一条规定:"本学院为分掌院务设左列各课其办事细则另定之",分设注册课、舍务课、会计科、庶务课、文书课、出版课、图书课。其图书课设置的目的是分管院内事务，归总务部管理。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1933年意识到了这点，于当年8月对其《组织大纲》进行修订，其第三章第十五条规定"教务处设注册，图书及出版三课，每课设课长一人，课员和书记若干人，由校长和书记任用之"。第十五章明确规定学校应设立图书委员会。
这一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的行政划分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时规定了具体的岗位职责。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教务处下分设图书课，"每课设课长一人，课员和书记若干人，由校长和书记任用之"，并规定了图书课的岗位职责，即购置图书、出纳典藏、编目登录和其他事项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1926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概略》组织大纲第十三条中规定"各部设主任一人分掌各部事务其职权另以规则定之"设立图书委员会，设图书部主任，分登录、编目、购书、典藏4课由馆员4人合掌之。
1.3 曲折发展期(1938.7-1949.10)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大后方师资的匮乏让人们认识到恢复师范教育体制的重要性，1938年7月20日《师范学院规程》的颁布标志着师范教育体制的重建。
这一时期，各高等师范学校屡经分合，因战区的移动而频繁迁徙，但各高等师范院校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更甚，图书馆在学校各部门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如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在1942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一览》组织大纲第十二条规定:"本大学图书馆置馆长一人，由校长任用之"，表明图书馆不隶属于其他任何部门，而是单独设之，由校长进行直接管辖。1939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概览》组织大纲第十六条规定:"本学院图书馆置主任一人商承院长主持馆务，由院长就教授或副教授中聘任之，设馆员书记各若干人，由院长任用之"。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及分馆设立总务组、编目组、典藏组。各组各设置馆员、事务员、佐理员、书记、技手各若干人秉承馆长、主任分别办理各组事务。
2 影响其机构和职责设置的原因
2.1 外部原因
高等师范图书馆机构和岗位职责设置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上。民国建立的最初十年，其教育制度虽一反清朝末年教育宗旨，但学制上依然全盘模仿日本，维持了由日本学来的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全国上下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创立大师范区制，建立起6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学制改革，教育制度由全盘模仿日本改为全盘模仿美国，6所高等师范学校中的5所并入普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群体不复存在，高等师范教育呈现衰落景象;1938年7月20号颁布的《师范学院章程》标志着师范教育体制重建，高等师范群体重新形成。
2.2 内部原因
2.2.1 管理理念
高等师范图书馆的发展，除了学校当局确立正确的领属关系外，很大程度上在于是否拥有一位业务精通的馆长。图书馆馆长的管理理念直接影响图书馆的机构设置和岗位职责的划分。
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为例。冯陈祖怡于1920年12月-1928年担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和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任。她在任职期间狠抓管理，逐一修订图书馆原有规章，严格要求做好眷录购书登记总簿的工作，并"拟将现行分类法改为通行之杜威分类法"。1933年3月，何日章被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在职期间，潜心业务，研制出《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在他们二位进行馆务管理期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机构设置从简单到逐渐完整，尤其是对阅览、购书和编目工作有了具体的岗位分工。
北高师图书馆主任冯陈祖怡
2.2.2 文献资源
在高等师范图书馆的初创期，馆藏图书主要来自清末优级师范学堂图书室，馆藏主体主要是古籍类文献，加之辛亥革命的冲击，部分图书被销毁，这一时期的馆藏量有限，图书馆主要承担藏书和阅览功能。机构组织上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一馆藏特点，并未有明确的部门划分，部门人员也较少。
高等师范图书馆成立之后，都在积极争取购书经费，增加馆藏量，以满足师生需求。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为例，据1918年3月在《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上填报:馆藏中文书籍(包含旧籍和新籍)共2960部4383册，外文书籍6322册。至1922年，中文书籍增加415部，外文书籍增加1113册。1931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原两校图书馆合并为一个图书馆。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合组后的图书馆共有中外文图书76000余册，中外文杂志2000余册。1933年12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公布调查各馆馆藏的结果，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全部馆藏为中文图书97675册、外文图书16817册，已装订成册的杂志为523册。1934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为适应教育研究的需要，扩大其原有图书采集标准，"对三十年来所出之各种教科书为整个之采访，大中小各等级兼收并蓄"。
2.2.3 读者服务
机构设置与读者量和读者需求有着密切联系。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初期，图书馆平均阅览人数有限。如1918年《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中提到"照前一学期统计，平均借书外借者每日30人以上，室内阅书者每日80人以上"。这种读者流量确实没有必要设置专门的阅览部门，这在最初的机构设置中得以体现。
随着高等师范学校的发展，学生和教职工人数不断增多，图书馆的阅览人数也日渐增长。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为例，据《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近况》中《图书馆阅览人数统计表》的调查统计:1933年每月平均阅览人数为5954人，每日平均阅览人数为196人，仅过3年便增长到1936年的每月平均16689人，每日平均549人。"本年度(1936年)本校同学平均每日进馆阅览者已过半数(本年度本校全体同学为942人)，较之22年(1933年)变为2倍之增加"。可见读者人数增长之快。
"反者道之动"，只要认真回顾所走的道路并加以思考和总结，就能做出正确选择并坚定地走下去。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开创已百年有余，图书馆作为其建设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其机构变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全面的发展道路。在物资匮乏、战争频繁的年代，一代代高师图书馆人用辛勤和智慧为高师图书馆界做出了典范，为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
（作者：杜京容，来源：《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2年第5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