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近代物理学开始传入中国，进入二十世纪，物理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渐繁荣，这与许多物理学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张贻惠。张贻惠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在我国近代物理学界和教育界有着很高的声望。

张贻惠

一、生平述略

 

张贻惠(1886-1946)，字绍涵，1886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他的父亲是进士，当过内阁中书，因此张贻惠可以说是生在书香门第，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少年的张贻惠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再加上他自小就聪明伶俐，因此1898年，在他13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巧的是这年正好在中国的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加上之前的洋务运动的影响，导致中国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这样的社会背景对张贻惠日后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及他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贻惠15岁那年去南京参加乡试，恰巧赶上江南高等学堂招生，这所学校正是为预备进入京师大学堂的前期学校，于是他便通过考试进入了该校学习。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在1904年，他获得了一次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这是由南京一些政界人士募集经费，专门选拔优秀的安徽籍学生赴日深造，这也是安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获得此次机会的一共只有十个人，张贻惠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这一契机，张贻惠成为近代中国较早出国学习物理的人，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出国学习物理学的学生只有张贻惠、何育杰、夏元、李耀邦、胡刚复等少数人。到了日本后，张贻惠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学习日语，之后便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数学和物理，后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获理学士学位。后于1914回国，并于1915年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讲授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课程。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校教授。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23年曾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考察教育，1924年回国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于1925年10月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张作霖1927年6月自称安国军大元帅，从北沟治顺成王府设立大元帅府，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就职，他先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称为“大元帅”。请刘哲出任了当时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京大美专部学长。同时张作霖下了一条特殊命令，让刘哲执行，就是合并“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以刘哲兼任校长，以胡仁源、张贻惠、毛邦伟、孙柳溪、林修竹等为各院院长。由此，1927年8月，奉系军阀政府将北京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改称为京师大学师范部，张贻惠任师范部学长。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后期，因军阀连年混战，官僚贪污，致使教育经费长期拖欠，丝毫没有保证。随着北伐胜利，军阀垮台，奉系军阀撤出关外，南京派阎锡山军队接管京、津，宣布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国民党势力到达京津一带，国民党政府把教育上的大学区制推行到北方，将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原北京大学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京大学院，原北京师范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张贻惠任第一师范学院院长。此后，张贻惠应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的邀请，就任中央大学教育政治院高等教育处长和物理系主任、副教授。但几个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他又重新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名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任院长。张贻惠与原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一起要求学校独立。1929年，北平大学改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独立，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张贻惠于1929年8月至1930年2月担任该校校长。1930年至1933年期间，他同时在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任教，1933年，张贻惠被当时政府的教育部任命为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和工学院院长，他为了集中精力从事校务管理，辞去了其他社会兼职。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平、天津相继沦丧，北平再也没有之前那样的和平环境供广大师生学习，为了保存和坚持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致受日本人管制、不成亡国奴学校、不受奴化教育，广大师生纷纷要求内迁，当时张贻惠积极的带领着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广大师生西迁，同时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也纷纷迁往陕西，这几所高校在陕西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又于1938年4月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张贻惠出任西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主任。“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原有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于是原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后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校址设于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张贻惠出任教务长，并讲授数学、物理等科目。城固县地处偏僻、物资缺乏，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民族危机和国民政府的腐败，造成教师的薪金较低，生活条件较为恶劣，但张贻惠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向广大的学生传授科学知识，陪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广大师生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虽然条件艰苦，张贻惠也一直坚持，直到1940年，他奉命调到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就任技正一职，“次年调任参事，对后方建设多有建议”。1946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当局准备接收北方个省，于是便委派张贻惠“视察冀、热、察、绥及东北各省工业状况”，可不幸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于7月12日在济南坠毁，张贻惠以身殉职，为此，西北大学的师生们在城固校址万般伤痛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其弟张贻侗悲痛的讲张贻惠“毕生治学，半生讲学，桃李遍寰区，此日同悲耆旧谢；爱弟则友，诲弟则师，仪型思往昔，人间赖有父兄贤”。

 

二、投身科学

 

张贻惠在力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他较早的在中国高等院校开设原子物理学，向热爱科学的学生们传授原子物理学，而且，他还积极的参与筹办中国物理学会。张贻惠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界一位有影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他对中国近现代物理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筹办中国物理学会、统一度量衡、投身中国科学普及工作等。

1.积极参与筹办中国物理学会

自清末戊戌变法以来，近代中国的物理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且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物理系，但由于当时中国的一些特殊环境所致，全国没有一个正式的物理学术交流活动组织，不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物理学进展的学术平台，对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不利影响。

1931年，设在瑞士的国际联盟派遣了一个由4人组成的国际教育考察团来到中国考察中国的教育现状，在这4人中有一位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名叫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他在考察中国的教育的同时，也很关注中国物理学研究与教育的发展，在北平的物理学者们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建议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们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组织——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方便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们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交流物理学研究与教学经验，最终促进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在保罗·朗之万的建议下，中国的物理学者们便开始积极的筹办起物理学会。1931年11月1日，北平物理学界众多学者们开始倡导创办中国物理学会，他们分别是：张贻惠、夏元、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萨本栋、严济慈、王守竞、文元模、谢玉铭、丁绪宝等人，他们发函给国内的物理学界的同仁，并要求他们作为发起者。

1932年8月23日，代表们在北平清华大学科学馆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大会，并在之后召开了年会，在这次年会上，张贻惠成为9名评议员当中的一员，其他人还有李书华、叶企孙、胡刚复、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和王守竞。当时中国物理学会还成立了理事会下辖的3个委员会，分别是:物理学报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物理学教学委员会，张贻惠在物理学报委员会和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都担任职务。1932年，在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之初，为了方便学者们的学术交流，创办了《中国物理学报》，并设立了《中国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会，张贻惠与张绍忠、周培源、胡刚复、严济慈、丁燮林、王守竞、吴有训、饶毓泰担任编辑委员会委员;张贻惠同时还与萨本栋等人一起担任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

2.对统一度量衡工作做出努力

张贻惠还为近代中国度量衡的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1913年，中国农商部颁布《度量衡法》 ，逐步取消营造尺库平制，开始采用米突制，米突制的使用在中国科学界已不成问题，但在翻译名称上，由于我国文字的关系，难于统一，推行上有很大困难，这《度量衡法》便最终成为一纸空文。1928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草案》，内容共两项，计六条。1929年2月16日公布《度量衡》二十一条。1931年12月5日实业部公布《修正度量衡法施行细则》五十四条，这使得新制渐渐的在全国推广起来，当时统一度量衡成为当务之急，但度量衡名称问题也在这个时期变得明显起来，全国各阶层人士开始热衷于对度量衡名称的讨论，并纷纷将自己的意见刊登在各种刊物上，中国物理学会为此事也上书当时行政院及教育部，陈述命名及定义的关系，从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大争论。张贻惠也积极的参与到这场争论中，他经过系统地、仔细地研究度量衡的产生及其发展历史后，认真的分析了我国对米突制的几种翻译，他认为：“关于我国过去翻译的米突制的名称，约分三种，(一)音译法，(二)造字法，(三)农商部法，仍沿用我国尺寸斤两的旧名称，在上面加‘公’字区别”，这三种翻译法在张贻惠看来各有利弊，他认为统一度量衡的意义重大:“订一较完全之系统，则于实用上，科学研究上将更见整齐划一，无格不通之弊矣。”并且，他还根据国家推行统一度量衡所遇到的困难，提出应该在推行市制上做出努力，最终他还对标准度量衡的命名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见解和建议对当时度量衡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统一有关名词的工作有积极的意义，获得工程技术界和物理学界的支持与赞同。

3.积极投身科学普及工作

张贻惠不仅拥有深厚的物理功底，他认识到科学普及对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他还投入到物理及各门学科的文化普及与传播工作。他于1914年回国，当时他还很年轻，有很大的抱负，他很想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一番成就，可当时中国局势混乱，各高校设备欠缺，因此他便不得已将精力都放在教育上。当他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落后的科学技术知识时，他便决定投身于科学普及工作。1932年，国内政治局势较稳定，学术界也渐渐活跃起来，因此他便想翻译或编著几种浅显易懂的科学书籍，让更多的国人认识科学、了解科学，他并不是像很多科学家一样埋头工作于自己的实验室，而是在搞研究的同时还注重科学文化传播，就像在他所翻译的英国科学家靳斯的《宇宙及其进化》的编纂缘起中写的“一个科学家主要的工作，自然是在实验室里，或者工作室里，仔仔细细的，作那实验或理论的研究。但在科学落后的国家，像我们中国，把科学思想，普及到社会，似乎也是很要紧的一种工作”。因此，为了宣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他在国内较早地做起了翻译科学丛书的工作。张贻惠在《宇宙及其进化》的序中写道:“天文学是发现最早的一个科学”，因此他认为“人们对于自己所住的宇宙，有深切的兴趣，并且有许多现象，举首即见，很容易实地考察”，所以他首先选择了由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靳斯的科学通俗著作《宇宙及其进化》作为他翻译的第一本科学著作，这本英文原著刚出版时很受欧洲人的欢迎，仅仅发行一年，便卖出了七万五千余部，张贻惠翻译的这本著作于1933年由北平震亚书局出版发行。张贻惠在书的序中指出:“他在译文时注意达意，而不去斤斤作句句字字的对照。为了使意思更圆满，译文更通达，在有些地方作了些变动”。书后还有译者自加的增录三条:(1)太阳距离的测法；(2)天文用干涉表；(3)希腊字母和罗马字母，作为补充。此书由于原作者高深的学术水平和娴熟的文笔，加上译者的补充和润色，用极平凡的名词，富有趣味的文句，叙述深奥的科学原理，使读者不倦，此书的出版受到广大天文爱好者的欢迎。

 

三、个人思想

 

近代中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强大的西方列强。因此，在20世纪初，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物理学都是一门十分陌生的学科，中国没有专门的物理学研究机构，没有完备的物理实验室，没有一个能够容纳广大科学家专心搞科研的和平环境，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物理学的陌生直接导致政府与社会对于物理学研究工作的不支持。因此，在物质与精神支持的双重缺乏下，中国早期的物理学家们大都还担当着教育者的责任。

1.倾心教育

张贻惠在回国后，发觉中国非常落后，没有良好的实验室、完备的图书馆，缺少能够让他专心搞研究的缺少物质基础，但他没有像许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一样离中国而去，而是选择献身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张贻惠归国后，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教育上，很少去搞研究，因此很多人更愿意称他为教育家。

20世纪20年代，北京几乎都在军阀的控制之下。由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因此政府的支出大量都用在军费的开支上，军费开支不够时便挪用教育开支，这使得北京的许多高校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廉因学校经费积欠困难，无法开展正常校务工作，突然辞职离校。1925年，张贻惠在危难中接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职务。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为坚持办学，他开始积极的筹措资金，首先，他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求助，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赠与科学教席4座，每座附设备费2000元，并补助附属中学1400元，附属小学600元;其次，为了赚取维持学校的费用，他决定由北京师范大学为广西省代培师资，开办特别班，由广西省政府拨给补助费。正是由于张贻惠的四处奔波与努力，学校才得以维持，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北京师范大学及其附属中学。

1933年到1937年间，张贻惠担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工学院的工作上，他说:“工学院往往被外界人士误会为老朽落后的工业学校，固然工学院的房子、一部分的机器、仪器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够的上说是老的了，但是在课程同研究上并不觉得比一般学校老朽，所有的教授同学生都是非常的努力”，他在担任院长期间，努力的节省日常经费开支，用于扩充工学院的机器设备，使工学院的教学与实验、实习活动逐渐走向正常化、现代化。1934年实行限制教授兼课时，本应当提高教授的工资待遇，但他在同各教授磋商之后，还是按以往开支，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来购买仪器设备，体现了他对教育的投入与专注。

张贻惠很注重教学工作，他总是很积极认真的备课，他的课堂总是很活跃，生动且认真，学生们都很爱听他讲课“据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赵慈庚回忆，张贻惠在讲授普通物理学中，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很吸引人，学生们都很愿意听。”他很注重课堂质量和教学方法，陈毓芳在她的文章里就夸赞张贻惠说“张贻惠的课堪称北平各高校物理学教学中高水平、高质量的课。”为了更好的传授同学们科学知识，满足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望，他还开设了原子物理学课程，将其毕生所学尽可能的传授给学生们，且为那些热爱原子物理学的同学们提供充分学习的机会。

张贻惠还十分重视学校的学风建设，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期间“提倡学术风气作育优秀师资为职志，启迪后进，不遗余力”。1933年他担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在“训练专门技术之外，尤重学生人格道德之培养，于是校风卓然”。张贻惠在努力教学，重视校风建设的同时，也很积极的为学校、学生提供帮助，例如关注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关心学生、爱惜人才等等。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他也非常关心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当时国内科技图书缺乏，校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也很少，为使广大师生能阅读到更多的图书，他及家人将自藏的一批科技图书无偿献给学校。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依然还能看到一些盖有张贻惠印章、并写有“赠”字样的图书，这就是他当年对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所付出心血的证明，现在这些书已成为该校图书馆的珍藏。

张贻惠十分关心学生，注重对同学们的考察。“1939年5月10日，西北大学第72次常委会通过了《本校学生操行成绩考察办法》，规定：‘切实考查其平日进修情形，阅读书报、言论、写作、礼节、仪容、内务及团体活动等项为评定分数之根据’”，并推举张贻惠教授等人为筹备委员，利用暑假期间组织教授到甘肃、青海、宁夏考查。

张贻惠也很爱惜人才，在他任校长期间，他总是尽力为北京师范大学挽留人才，后来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汪德昭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品学兼优的学生汪德昭毕业，张贻惠发现了这个人才，并且为了留住这个优秀的人才，将其破格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助教，后来汪德昭的发展及其成就证明了张贻惠择人的眼光是很独到、正确的。汪德昭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他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水声科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水声学的奠基人之一。

张贻惠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和该校物理系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的广大师生对他仍铭记在心，1948年在校长袁敦礼的主持下，将原物理楼命名为“贻惠楼”，并写成匾额，悬挂在楼内大厅中央，以表示永久的纪念，可惜时至今日，由于历史原因，那块匾额已经不知去向，但今天，当我们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物理楼时，我们仍然会看到他和其他老前辈的照片一起被挂在物理楼大厅里，照片下面还有他的简介，以方便广大师生了解他。

2.真情为国

在张贻惠留学日本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当时还身为学生的张贻惠，义不容辞的请假回国参加了革命，他身在国外，心却不曾离开过祖国，他和当时的所有爱国的民主战士一样，关心祖国的命运，盼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1914年，他回到祖国后看到祖国的落后，便下定决心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意识到祖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落后，大多数群众仍然很愚昧，生活在封建迷信之中，因此他便决定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张贻惠尽最大的能力教授与传播科学，正如他在《宇宙及其进化》的编纂缘起中写道的:“近来国难临头，上自党国要人，下至服吏走卒，莫不认为中国的不振，是因为物质不如人。”因此他也认为:“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提倡物质科学的一途了。”而他本人又是个从事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学者，因此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1921年6月3日，北京的教育界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即“六三惨案”。1920年7月，爆发了大规模的第一次直皖战争，由于北京政府将大批财力投入战争，以致教育经费被大量挪用，公立院校经费被长期拖欠，教职员生活无法保障。为此，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于1921年3月14日宣布停止职务，4月8日又举行同盟罢课。后来，其他学校教职员也纷纷加此行列，6月2日上午，北京29校学生代表赴当时南京中央政府国务院请愿，可时任内阁总理的靳云鹏却拒绝接见，第二天早晨，坚守在国务院前的学生代表经四次交涉方得入内，却遭到一连卫兵荷枪实弹的看守，“消息传出后，各校紧急协商，决定举行大规模请愿。上午10时，北京中小学以上男女22校学生600余人，手执‘教育破产’、‘请政府履行国务会议议决三条’等标语，齐集新华门东门外，要求总理接见。”众人当时冒雨坚持二个多小时，直至下午，二十二所公立学校的校长，与八校教职员代表(张贻惠是其中之一)，以及学生共千余人，再至新华门请愿。时任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马邻翼出面，对代表要见靳云鹏的要求，只同意代为转达，不能对事件负责。代表们被马邻翼的应付态度激怒了，遂欲拥入。这时，早有准备的军警们，荷枪实弹，见人就打，在这场正常的请愿活动中，教职工代表们却遭到不正常的毒打，导致张贻惠与其他代表二十余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为声援老师们的索薪斗争，继续宣布罢课抗议。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当时国内学生运动的开展。1927年4月6日，在张贻惠还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之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李大钊教授被捕，张贻惠便很快主持召开校务讨论会，商讨营救李大钊的办法，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注册部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的余文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张学良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从这些事件中看出，张贻惠心系祖国，当国家处水深火热中时，作为科学家的他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国民教育中，为教师、学生的利益倾尽全力。

 

四、结语

 

正如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所说“由于庚款留学的关系，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以留美居多。而留学日本的吴南薰、张贻惠、周昌寿、文元模等，均未获得博士学位，也没有重要的物理论文发表。”这使我们过多地关注了留学欧美的物理学家，而张贻惠这位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对中国近现代物理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创建或发展了几所大学物理系、对中国物理学人材的培养、积极开设物理学课程、将物理学知识向社会的普及、积极创办中国物理学会、统一中国度量衡等等方面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本人却未能在物理学研究上取得突出的成果，使我们常常忽视了他对中国物理学的贡献。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得大多数物理学家难以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研究，但没有取得突出的物理学成就，依然成为当时留学日本的物理学家们的共性。

通过张贻惠对中国物理学所做出的贡献可以看出，物理学从来到中国到生根、生长，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历程。在经历半个世纪风雨飘摇的中国物理学，已然有了繁荣的景象，在即将迎来201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80周年之际，当我们重新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时，依然不能忘记这些为中国物理学事业前仆后继的物理学者。

（作者：白欣、翟立鹏，《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6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