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和发展是不能忽略的。它于1898年戊戌变法时预备筹建，但因戊戌政变而夭折，直至1902年在清末新政的大潮下才正式设立。1904年，根据《奏定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年，清政府又按照张之洞等人建立分科大学的建议，把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并于该年十月迁至五城学堂旧址，是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最初的筹建，到后来的复建，再到后来的改称，乃至最后独立设置的变迁过程，无不与清末师范教育的摸索前进休戚相关，同时也折射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兴起时的举步维艰和蹒跚前行。
京师大学堂马神庙旧址
一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6月，是光绪皇帝在“定国是诏”中作为百日维新的第一项改革措施下令创办的，是在戊戌维新中诞生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进展，而该校师范馆的创办又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始。然而，在京师大学堂创立之初，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鼎，只设了一个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计划设置的师范斋并未付诸实施。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德俄军队占据京师大学堂校舍作为营房，大学堂被迫停办了近两年，直到1902年12月17日才复校重办，并根据《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人才”的规定，造成京师大学堂开近代中国重视高等师范教育的先例，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科举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时的招生条件和毕业奖励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上谕:“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并“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裁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议，随时具奏。”根据上谕，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便尽力整顿大学堂，着手制定大学堂章程，拟仿行日本学制，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7个专门分科，但考虑到大学初办，没有合格的生源，因此采取大学堂先设预备科，培养预备生为大学堂专门科提供生源。又考虑到当时中国新型人才缺乏，各方而人才急需，而有一定学识的士子求学若渴，所以应该兴办速成教育，于是先开设了师范与仕学两速成科，并规定举贡生监等可以考师范馆。大学堂“应请于预备之外，再设速成一科。速成科亦分二门:一曰仕学馆，一曰师范馆。凡京员五品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在届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生源的基础上，张百熙还规定了师范馆学生的学习年限和毕业时的奖励定位:“师范馆三年卒业学有成效者，由管学大臣考验后，择其优异，定为额数，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均候旨定夺。准作进士者，给予准为中学堂教习文凭;准作举贡者，给予准为小学堂教习文凭。”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将学习年限延长了一年，并进一步指出“师范出身一项，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这个钦定学堂章程虽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师范毕业生的出身奖励和就业定位，还没有涉及师范毕业生的服务义务和年限，但它毕竟将师范教育列入议事日程。
在科举与学堂并存的情况下，师范馆直接招考的学生为数有限，被迫改用其他途径陆续招收学生，从而导致学生入学时间不一，给教学进度带来很大影响。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京师大学堂在钦定学堂章程的指导下重新开始招生，仕学馆录取了57名，师范馆录取了79名，“甄录材颖，俾当其选”，而且“只有仕学师范两馆”招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1902年12月17日开学，开学后还陆续接收了一些其他途径进来的学生。由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时有进出，在学学生人数，根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京师大学堂同学录》的记载，共有195名师范生。这195人由三种途径进入师范馆:第一种是考取，即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开办时，对愿投考者在京直接进行考试，在这里有76人是通过考取入学的;第二种是咨送，即由各省择选保送，其中咨送生80人;第三种则是译学馆拨入，由译学馆拨入的有39人。
师范馆学生第一学年学普通课，分习英、法、德、俄等外文和普通科学，日语是公共必修科。第二年正式分科学习，共分四科，亦称四类，第一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学生可选修英、法、德任何一种)；第二类以中外地理、历史为主；第三类以数学、物理学、化学为主；第四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等博物科为主。他们在分类学习之外，还要通习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科目。
1903年，学生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提前兑现《钦定大学堂章程》内“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现于速成科特立专门之外，仍拟酌派数十人赴欧美日本诸邦学习教育之法，侯二三年后卒业回华为各处学堂教习”的规定，和京师大学堂校章关于“毕业后选派出国造就师资”的承诺，提前派遣他们出国留学。张百熙亦根据日本明治八年(1875年)选优等学生留学外国，至明治十三年(1880年)留学生毕业归国，多任为大学堂教员，迄今“人才众多，六科大师，取材本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固知中国大学分科，照目前物力士风而论，求其规制完备，程度高深，恐非三四年所能猝办。”因此，他指出:“环顾举国属望之切，精神所注，终底于成，函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他奏请清廷同意早派学生出国游学，并指出:越早越好，“早为之计，应用无穷，及今不图，后将追悔”。经过多方努力争取，清政府终于同意京师大学堂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选派47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在1903年《京师大学同学录》上可查证的师范生有31人，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派遣师范生出国留学，也是近代师范教育史第一次大规模的官派留学生活动。这31人分别派往东西洋，其中顾德邻、王桐龄、成俊、唐演、王舜成、刘成志、蒋覆曾、黄艺锡、苏撞、朱深、杜福煊、吴宗拭、冯祖荀、钟赓言、周宣、刘冕执、朱炳文、景定成、陈发檀、陈治安、张耀曾(在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司法总长)、席聘臣、何培探23人派往日本，于1904年初(光绪二十九年底)出发。周典、孙昌煊、华南圭、薛序墉、魏渤、俞同奎、何育杰、潘成福8人派往西洋，于1904年年初启程。派往西洋的孙昌煊，在1906年的同学录与1907年的师范旧班毕业生题名录内都有其名。这次派遣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出国留学，是学生和管学大臣多方努力的结果，它不仅为我国师范教育培养了人才，而且也为中国的留学教育提供了经验。
1903年京师大学堂留洋学生出国前合影
二
关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生到底有多少人，一直众说纷纭，即使是其中的毕业生回忆，也无确切的数字。邹树文(邹应患)在其回忆录中说道:“第一班师范馆应届毕业学生，共108人，恰合《水浒》上的108之数，但可惜其中少数未能及格。我记不清确数，大约不过四五名落第的而己。”而王画初却说共毕业了105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一书根据北京师大同学录和邹树文的《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一文，断定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毕业生共100人。那么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毕业的到底有多少人呢?
根据房兆楹辑的《清末民初洋学生题名录初辑》中的《京师大学同学录》<1906年)的记录，第1期师范生即旧班师范生有112人，而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纪念第1期师范毕业生而作的《大学堂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却只有104人，其中八旗驻防的炎舒、福建的林仲翰、湖北的朱贵华、直隶的顾德保、顾德馨、顾大微、李荫蕃、于凤藻8人未在毕业生题名录内。不过学部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上“大学堂师范生毕业照章给奖摺”内说:“查照臣部奏定学堂考试新章计取最优等18名，优等61名，中等21名，下等4名。臣等查该学生等专心学业，时历4载，此次试验成绩颇优，下等4名仅发给及格文凭，侯义务年满再行给奖外，其余中等以上各生，自应照章请奖。”这里列出的104人的姓名与《大学堂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内的姓名完全相符。由此可见，参加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考试而毕业的学生有104人，其中有4人考列下等，仅给及格文凭，没有给予举人出身奖励。
上而提到的顾德保、顾德馨、顾大微3人是兄弟，因有家人故去回乡守孝，未能参加毕业考试，待守孝百日后，请求补考，并一起通过考试而毕业，所以他们没有赶上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三月十三日的毕业典礼，他们的名字也就未列入为此次毕业生而作的《大学堂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内。但学部是把他们三人归为第1期毕业生。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的姓名报告里也有顾德保、顾德馨、顾大微的名字。
由此可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即旧班师范生，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参加毕业考试的是104人。学部于当年三月十五日照章给奖并划分级别的也是这104人。不过学部亦指明考列下等的4人只发给及格文凭，不给予奖励。从给予出身奖励才算毕业的角度来讲，正月毕业考试过关的只有100人。顾德保、顾德馨、顾大微3人，则于当年四月补考通过。因此1907年毕业的师范生准确计是103人，加上考列下等的4人，那么就一共是107人。
对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毕业考试过关的100人，学部根据当时的官制变革对《奏定优级学堂章程》中毕业奖励的规定进行调整，“考列最优等者，作为师范科举人，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考列优等者，作为师范科举人，以中书科中书尽先补用；考列中等者，作为师范科举人，以各部司务补用。又考列最优等、优等、中等之毕业生，原有官职，不愿就毕业奖励者，准其呈明，以原官原班用”。除第一名廖道传外，最优等毕业生共17名，其中“李树滋一名原系举人陆军部主事，任重一名原系举人拣发广东知县，拟请均以原官原班用，并加五品衔。其关庆麟一名原系度支部主事，拟请给师范科举人以原官原班用，并加五品衔。其孙昌煊一名原系举人，拟请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而剩下的最优等13名给师范科举人，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毕业生不计副贡贵恒，则为60名，其中优等前9名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但因主课内有一科不满70分，照章不列最优等。“其张家驹一名原系举人拣选热河知县，王道元一名原系举人吏部主事，伦明1名原系举人拣发广西知县，伦叙一名原系举人拣选知县，张绍言、黄嵩龄两名原系举人考取内阁中书，拟请均以原官原班用。姚梓芳一名原系法部主事，张达泉一名原系候选知县，邹大墉一名原系陆军部主事，拟请均给师范科举人，以原官原班用。其由云龙、黄尚毅、王泽恺、田士懿、胡壁城五名原系举人，拟请以中书科中书尽先补用”。而剩下的优等46名，拟请均给师范科举人，以中书科中书尽先补用。考列中等的有21名，而其中的前两名因主课内有一科不满60分照章不列优等“其段以修、马象雍两名原系举人拣选知县，拟请均以原官原班补用。其陈荣一名原系直隶补用同知，刘湛霖一名原系度支部主事，拟请均给师范科举人，以原官原班用”。而剩余的中等17名，拟请均给师范科举人，以各部司务补用。凡是在毕业给奖前已是举人并有官职的，都愿意就“原官原班用”；在毕业给奖前不是举人而有官职的，都愿意获举人功名奖励而就原职;在毕业前是举人而无官职的，都愿意沿用旧功名。其他在毕业前既不是举人又无官职的，都按考列等级给予奖励。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四月补考的顾氏三兄弟亦如此。
这107人里除浙江的卢时立和江苏的王荣官两人入学途径不明外，有明确入学途径的105人中，考取的占32%，咨送的占39%，译学馆拨入的约占31%。其中咨送的最多，考取和译学馆拨入相差无几。虽然他们都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毕业，但由于他们的入学途径不同，入学时间有先后，所以他们在馆学习的时间也就不一样，相差最远的将近1年。可以说最早入学的，在师范馆读了将近5年，最迟入学的却在师范馆呆了不到4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请求学部同意第一期学生毕业考试，就是根据最早入学时间计算的。
这107名毕业生虽来自全国不同的地区，但从他们的籍贯来看，亦可发现分布规律。其中广东20人，直隶18人，江苏14人，湖南和八旗驻防各9人，山东、浙江分别为7人，四川6人，安徽5人，奉天、河南、山西、江西、湖北各省都是2人，福建、云南两省各1人，其他省份则没有。由此不难发现，沿海和经济政治较发达的地区，入学生员较多，内陆不发达地区较少，偏远地区则几乎没有，这一分布规律和发展趋势会造成严重的地域差异，使发达地区更发达，落后地区更落后，并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初建，并且设于京师重地，因此管理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学部都十分重视。学生的毕业成绩并不仅仅是以一次毕业考试为准，而是毕业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相加来平均计算的，这样就督促学生平时也要努力。为了考查学生平常上课的认真程度，了解老师讲课的效果，学部还检查学生的课堂笔记。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孙昌煊的作业《大学堂讲舍图说》被评为满分
为了强化这批毕业生的服务意识，并防止师范生人才外流，学部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上《大学堂师范生毕业照章给奖折》的同时，还上了《师范生义务年内不得委充他项差使》奏折，规定:“优级师范生有效力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年限暂定为5年，此5年中经学部或本省督抚提学司指派教育职事，不得规避，不得营谋教育以外之事业，充当京外各衙门别项差使等……如有藉端规避者，一经查明，即将所得奖励照章撤销。”学部不仅强调师范毕业生的服务年限，还对不承担义务者进行严厉惩处。不过在允许师范生选择服务地的同时，亦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选派师范毕业生前往服务。
学部还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毕业生的服务意向，比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六月调整了江苏籍优等毕业生鲍诚毅的服务地，使其由留京师服务改为赴浙江服务，《咨浙抚师范生鲍诚毅改令赴浙省效力义务文》中详细说明了此次调整的来龙去脉。鲍诚毅前愿在京师效力义务，“现在各省开办师范，教员缺乏，自系实在情形应准变通办理，令其改赴浙省效力义务，除咨大学堂总监督转伤遵照赴浙外，相应咨明转伤遵照可也。”在地方需要师范毕业生前往服务时，过去只向个人征询意见，而未向学部咨报，今学部吸取教训，在安排第二批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毕业生时，要求各地上报所需教员的数量及其所任科目。根据记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学生除上述改派赴浙省之外，也有的改派赴广东、四川、广西、奉天、陕西等省任中等师范学校教员。根据地方需要选派师范毕业生就业服务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师范毕业生快速有效地赴任工作岗位，而且能避免师范毕业生盲目地前往不需要之地或非急需地，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
综上所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立，标志着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正式兴起，尽管遇到体制转轨带来许多方而的不协调，以及生源和分配方而诸多的困扰，致其发展缓慢，但是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己开始逐渐被世人所重视，从西方引进的近代师范教育体制也开始在中国逐步确立。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作者：阮春林，来源：《历史教学》2004年04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