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高师,其前身为1908年晚清政府所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因民国的建立而改称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升格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闻名遐迩的“女师大”,即由其1924年改制而来。北京女高师的沿革,显现了近代国立女子教育的发展轨迹。它作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女子高等学府,吸纳了教会学校之外近1/3的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由于女高师与北京大学相毗邻,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一时成为了全国女校界的领军和“女子文化的中心”,一批印有五四精神烙印的“新女性”脱颖而出。一向力倡女权与女学的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渊源深厚,从早先女子高师组织纲领的制定与颁布,到开创现代大学制度及领导“教育独立”运动等,对女高师皆影响至深。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还先后几番亲临女高师,就“立学立业立人格“、“白话文”的研究与推广,以及“学生自治”等现实焦点问题布论施教,对五四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新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惠示良多,影响广泛,意义深远。

北京女高师大门

北京女高师校徽

一、伸张义务权利说,敦促立学立业立人格

 

女师自立学以来,“名誉卓著,毕业生之任事者亦多,蜚声社会”。但是,其学生毕业之后竭尽义务服务教育的情况并不容乐观。资料表明,其“学堂”时期,学生年龄平均为29岁,毕业服务率为51.8%;而其“学校”时期的学生,年龄平均为23岁,毕业服务率则为49.1%。显然,从总体来说,无论是晚清“学堂”时期,还是民国初年“学校”时期,其毕业服务率在50%左右,差异不是很大;其中毕业学生年龄偏大者服务率相对趋高,年龄较轻者服务率反相对走低。如此情形所导致的后果是,一方面女校师资严重匮乏的问题仍得不到适时解决;另一方面大量接受师范养成教育的女学生,未曾履行相关义务就回归了家庭,有限的教育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女子教育仍脱不出“良母贤妻”的窠臼,与民初所规制的“女子师范教育由贤妻良母进而为超贤妻良母教育”的学校训育要求相去甚远。这种局面的出现,与社会传统惯性和民初复辟复古思潮对女子教育的干扰有着直接的联系。“女不学,无以立”,无以业,经济独立、男女平等也随之空悬,这也正是蔡元培等扼腕处。

五四前夕,应邀于女高师首次演讲的蔡元培特以《义务与权利》为题,就女子的立学立业问题进行了专门宣讲。他首先对“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古代杨朱“为我观”,以及“十九世纪德人尼采主张的优胜劣败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前者为“议者非”,后者则“酿成今日世界之大战争,违反人道,孰此为甚”。紧接着他指出:“义务”即“利他主义”,“道德高尚者,莫不抱利他主义,尽力社会”,而“既尽义务,即不能不酌受权利以遂其生”。之后又以“人不能赖权利以为营养”相告诫,并殷殷道:“昔者女子伏处深闺不闻外事,有应尽之义务而不能尽,有应享之权利而不能享,可胜浩叹!自世界潮流日趋文明,于是女子亦得出而问世:有为工商者、为教员者、得选举权者、间有牺牲权利专为慈善事业者,要皆有益于世也”。同时,对“孜孜为利者”以及“重生命重种姓者”不以为然的蔡元培,还对时人为免除家室之累所提出的“独身主义”,只表“钦佩”不以“苟同”,以为该论在家族主义的国度难以立足,主张晚婚及婚后社会家庭两相兼顾,进而倡议家庭改良,家事分工,各司其事。最后他严肃指出,女子师范学生毕业即为家庭羁绊不事社会,一来致使入不敷出的教育经费更加窘困,二来致使自己沦为只享权利不履义务的食言背约之人;结果只能是“诸君有负于国家,亦使国家有负于人民”,与“国家造就之初意”相背离。显然,强调先义务而后权利,勉励女高师学生努力学习,积极立业,服务社会,独立自强,是本次演讲的中心内容。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蔡元培一贯主张女子通过学校教育,养成完全人格,达到自立,以期争取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对女子教育极其重视,对于女子师范生更是寄予了厚望,对女子师范生的毕业服务现状有着更甚于常人的关切与忧心,这也是他为什么首次于女高师演讲就选定这一题目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会在此后不久,为女高师学生李超因封建家庭迫害殒命痛惜之所在。

五四运动之后,女高师时期的学生毕业服务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据“女高师民国十三年毕业生就业意向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女高师毕业生有志于毕业服务教育的占88.2%;有志于教学又乐意兼顾管理工作的占45%,如此情形所折射出来的女高师学生自立意识和职业热情,前所未见。与此同时,女高师“国文部毕业生概况”中的统计数据,则可视为进一步的相关印证,即:该部毕业生,共计31人,毕业服务教育者27人,占87%;从其有关职业岗位的分布情况来看,该部学生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十分突出,即:从业的27人当中,校长3人、教务长2人、舍监3人、舍监兼教员3人、教员14人,并悉数担任国文及史地这样一些传统学科课目的教学,而这些领域此前一直皆为男性教员所把持。如此情形表明,女高师的设立,为女子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一定的可能,也为女子在就业领域获得更多与男子同等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诚然,女师学生毕业服务情况的改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与蔡元培等人所竭力倡导与培育的“立学立业立人格”思想意识,不无密切联系。

 

二、鼓吹“白话文”,勉励研究与推广

 

在新文化运动进步潮流的影响下,女高师的学生自治和社团活动也开展起来,仅1918年3月至1919年3月,就先后组织发起了学生自治会、文艺研究会、数理研究会、博物研究会、幼稚教育研究会,继之还组织发起英语研究会、图书研究会、体育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哲学教育研究会,等等。其中由“国文部”发起的文艺研究会是女高师著名的学生社团组织,成员一度多达37人,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陆晶清等五四女作家皆在其列。由于该会刊身份双重,是女高师文艺研究会及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全体会员商量学术,发表思想的机关”,始终得到了来自新文化人士的悉心指点和热情支持。蔡元培认为,语言文字是用来表达与传递思想的,现在的国文有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以古人之语,述今人之事,是为文言;以今人之语,述今人之事,是为白话”,断言“将来之国文,必为白话战胜文言”。因为,“今人为今语,自辞达而理举,若必强为古语, 则译白话以为文言, 犹译英文为中语”而徒糜时间;放眼世界,西洋废拉丁文、日本重文言合一的情况,已充分表明白话替代文言势在必行;尽管“替代”的过程中,东西洋也遭遇过反对,但终无以逆转。在缕析我国古来文白演绎历史及其优长劣短之后,蔡元培以为文言之淘汰犹如拉丁文不可能悉数净尽;由此又指出,随着共和的巩固、教育的普及与科学的发展,“文言必为少数特嗜之人所专擅,而白话则尽人所当必习”。故而勉励聆者:“诸君今日肄业高师,即为教授中学师范之预备;则潮流所趋,不可不察。中学校虽不必尽废文言,……自亦不得不重白话文,而白话文亦有一定之文法,非空言可致,甚望诸君之从事研究也”。同时还提出了列“白话”为“专修”,文言则为“选修”的主张。不难分辨,蔡元培有关“国文”的看法与主张,与倡言文学革命及其白话文运动的《新青年》同人,基调一致。稍有区别的是,蔡元培的立论较为平和与审慎。如此布论风格,无疑更具说服力与鼓动性。女高师学生多来自较为守旧的家庭,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最初对新兴白话文学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毕业教会学校就读女高师的庐隐尤感深切,其曾在自传中道,因自己国学底子弱不擅典故,以及平时只爱阅读通俗文艺,而常常被“旧学生”讪笑。

此番演讲,是蔡元培先生对未来国文教师应重视“白话文”的嘱托;同时,对于擅长文墨勤于写作的女高师学生而言,也是一次“文学革命”思想的洗礼。《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创刊于1919年,终刊于1924年初,前后共出版六期。就1919年6月出版的第1期而言,该刊有着浓郁的旧文学的色彩,所有的文章均为文言体式,不仅文艺作品均系格律诗词及文言骈散文体,论说文也具有相当浓厚的八股文特征。然而,该刊第2期面貌则有所变化,白话体裁的文章开始出现。此后,白话文学篇幅日渐增加,白话文学的体裁也渐扩大,女高师的书写者们也因此很快进入了文坛中心社区,成为五四女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在女德女才截然对立的封建礼教社会里,女性书写受歧视、被压制、被扭曲,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化史册里,寥若星辰的女性书写,多以“闺阁文学”状示人,其文学的品格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依附性”。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激荡,率先获得了“言说”能力的女高师的“校园书写”,走出了传统女性“闺阁书写”的狭小圈子,与男性作家一道,为中国新文学的开拓和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探索,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许多崭新的母题,而且对于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也不乏意义。

尽管与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大和清华的校园文艺社团及出版物蓬勃发展的情形相比,女高师文艺研究会积六年之力辑刊六期,难以同日而语,但其于白话文运动的推广以及现代女性书写的生发而言,则意味深长。有论者指出:有着新旧过渡特征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没有类似于同时期刊物《学衡》、《国故》等走向新文学的对立面,而是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对于新文学的接受和容纳姿态,女高师学生从事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也因此激活,并得以迅速汇入新文学的创作阵营。凡此种种,蔡元培有关“白话文”的申言,对于女高师的校园书写深入发展,影响深刻,功不可没。

 

三、力倡“学生自治”,强调团体生活自行管理能力训炼

 

“学生自治”,是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旨在通过学生对团体生活的自行组织管理,掘发本能,锻炼能力,为日后走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团体生活训练和民主管理经验,期以更好地改造社会。作为大学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一种有效形式,是“教授治校”的有益补充。自任北大校长始,蔡元培便着手对北大实施改革。他一方面将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注入大学理念之中,强调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另一方面,他强调通过改革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大学制度,诸如对北大组织系统的调整与文科的改革、实行“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 组建学术团体, 推广学术活动, 等等。由此开创了北大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面貌和精神,北大也因此迅速崛起,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和现代学术重镇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学生更是在方方面面崭露头角,成为五四运动中的弄潮儿。“学生自治”模式“风靡全国”,以至中等以上学校,几乎都有学生自治会组织。

女高师的“学生自治”,开始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面世不久便得舆论口碑。1920年3月27日《申报》所登载的《女高师半年来之学生集会》一文写道:“学生自治会,有会员二百五十六人,于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开成立会,其宗旨为本互助之精神,谋个人能力之发展,及校务之发达。……即此次学潮,该校学生于课业上并未受何种重大影响。是盖去冬今春之学生群众运动,大半在星期日或星期六,皆与上课不相冲突,而各校学生多有藉此怠学者,惟该校则始终上课,学生缺席人数与平素相仿佛,此则其学生自治会布置得法之结果也。吾以是知女学生之自治能力,实不下于男生”。但是,因为女学之故,所遭遇的压力与干扰非同一般。事实上,女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伊始,便处于某种紧张之中。1920年2月15日《晨报》刊登署名易家钺的《我对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希望》一文,对横行于女高师的旧势力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提出“我们虽不能不要制度,但制度成为老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革新它”。1920年4月13日《晨报》刊登的《女高师自治会之危机》道:“北京女子师范自治会成立后,对于校中之专制恶习,虽不敢一旦推翻,但亦渐渐着手革新,旧职员所以怀恨自治会。校长夫人因此久不到校治事,以示反对。有诸监学者,更宿意与自治会为难”,并“运动解散自治会。自治会之危机已至,未知该校学生将何以打破此难关也”。《蔡孑民先生演讲“学生自治”》,是蔡元培应毛邦伟校长之邀,莅临女高师的讲话,刊于1920年出版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第2期,鉴于同年9月毛邦伟离职情况,和其演讲时所提及的教师罢课结束的情形,本次演讲时间应在1920年上半学年间。此次演讲主要围绕着“学生自治”问题,扼要谈了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自治会”意义,即:“可以试验学生办事的能力,独立的精神”,有助于学生完全人格的养成;二是从“学校即社会”以及尊重学生个性出发,对借口“学生没有自治的能力”而反对学生自治的言论加以批驳;三是简介了北大学生会的构成状况,鼓励女高师借鉴北大“学生会”的经验,克服自治会中容易出现的学生与教师“不对接”的流弊,办好“自治会”。演讲中,蔡元培对“自治会”这一“近来学校中很流行的一种制度”的看重,和对女高师自治会的成立及其利用课业之余从事爱国运动的赞许,溢于言表。如此情境中的如此演讲,其寓意和影响不言而喻。

“学生自治”自1917年发生,就不断遭遇旧势力的攻击,但也一直为蔡元培等支持和呵护,当然更得到广大青年学生拥护。在其后几年里,由于军阀统治,社会黑暗,北方教育危机严重,也由于有的学校对学生采取高压政策,因而包括女高师在内学潮频仍,引起社会关注。有关研究表明,1922年度为《晨报》、《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章披露的学校风潮就有101起,其中高专、大学25起,中等学校66起,小学校10起。当年常道德与余家菊曾进行过专门深入的考察,认为这一时期学校风潮原因不外乎两大类:(1)起于新旧思想之不融洽。(2)起于学生之自我伸张冲动。对此,学校学生、当局和社会三方都脱离不了关系。因为:(1)最早的最有势力的风潮大概是为国政而起,由是就酿成一种无形间的公论,以为“当局总在错的一边,学生总在对的一边”。(2)中国的学生界习尚素有几分名士派,“大人材必不羁”,“不入牢狱不算志士”观念风行。救济问题主张三点:(1)教育者自行解决,即以身作则;(2)教育行政上解决,如慎选校长之类;(3)教育舆论上解决。指出,变动不居时期的持论最不易,但确是最有效的救济方法。经亨颐1921年就任北京高师学生自治指导委员时道:“自有学生自治会以来,教员和学生比从前更加隔绝了,长此下去,恐怕学生自治的真意永远不能表示,学校信用永远不能成立,到底也不是教育的本意”[3](P639)。这些言论对学生自治的指责是有失偏颇的,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学潮的情况。蔡元培再次莅临女高师,就《自治成因与范围》问题深入阐发与之不无关联。

此次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刊登于1923年1月7 日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彼时的女高师校长已换作了与蔡元培有着深厚交谊的许寿裳,但本次讲演是应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之邀。此次演讲整理稿篇幅较长,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首先,蔡元培就自治的消极与积极之两面性立论和引证,由此进一步强调学生自治的基准就是“自治性”与“互助性”;故而,一再强调“民主”与“平等”的原则,是团体自治活动中处理有关兴废、行止、人我、群己等问题的基本原则与出发点。其次,对“学生自治”活动中,偏离“管理自己”的自治本义,动辄擅干校务以至引发“风潮”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主张在校务改革问题上,“守则”与“改良”并重,主张慎始慎终。最后,称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办得很好,很有条理”,“能保守自治的本意,真是前途希望无穷”。与上回演讲“学生自治”问题情况相较,蔡元培对学生自治制度的肯定与坚持,对女高师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与鼓励尤为凸显;其中,既体现了蔡元培对现代大学自治理念的执著,也反映了他在对学生自治的基本主张中,他倡导并始终支持学生自治,认为“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是大学生应当有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重要表现。但他不赞成学生擅干学校事务。他这次对女高师的讲话就包含了这个观点。当然,他在北大革新建立评议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时,曾有人提出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蔡元培认为评议是负专责的,要时时接洽的,“若加入不接洽又不负责任的学生,必不免纷扰”,没有同意。这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从这时女高师当局的高压政策和学生反对高压的社会意义出发,而拘守于“管理自己”的本义,这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蔡元培思想的局限。

在蔡元培等人的关怀与引导下,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很快成为女校界颇具影响力的学生组织。它以北大学生会组织为模本,不仅制度严密完备,管理颇具章法,对学校各项事务的介入也较深入,在女高师校园中颇有声威;而且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参与中也颇为精进,是叱咤一时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中坚和北京平民女子职业教育的骨干,此后还是女权运动同盟会的发起人与推动者,在新文艺的建设中也颇有建树,享有声誉。由于人才济济,深孚众望,“其他各女校的活动,无不以女师马首是瞻”。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自治活动的历练,对于作为五四知识女性的女高师学生“完全人格的养成”,具有积极重要的影响及意义。

（作者：何玲华，来源：《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09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