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辅仁大学（1925-1952）是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由中国籍天主教领袖英敛之、马相伯倡导发起，由教廷委托美国本笃会协助创办的公教大学（亦称天主教大学），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异常特殊的一所大学。言其重要，既因其乃20世纪上半叶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北平四大名校”之一，又因其与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1948年易名“私立津沽大学”）成为中国当时仅有的三所天主教大学之一。言其特殊，则既因其乃日本侵华期间因“轴心国”之故而唯一固守在北平沦陷区的大学。长期执掌该校之“精神领袖”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是中国现代史上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自辅仁大学在北京创建、走向鼎盛及至终结，一直执掌该校（1926-1952），并在教育实践中构建了一套辅仁大学独特的大学理念。

陈垣

辅仁大学北校区南门

一、立校宗旨：中西会通

清末民初出现于中国的教会大学，作为西方教会在华培植教会人才的最初阵地，自创立之始即以 传播基督宗教与西方科学文化为主旨，普遍忽略甚至极度藐视具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故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乃至彼此排斥。20世纪20年代，随着“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基督宗教“本色化”、“中国化”运动的兴起，教会大学才开始或主动或被迫重视对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北京辅仁大学正是创立于此历史背景之下，故选择以中西文化会通作为立校宗旨。该宗旨虽然奠基于学校之创办者英敛之，而真正的践行者却是长期执长该校的陈垣。

英敛之确立北京辅仁大学中西文化会通之办学宗旨，乃是其对中西文化渐趋认识而不断积淀之思想结晶。青年时期的英敛之，因“对于当时介绍西方新智的著作或译述，尤为爱好”，故一度具有鲜明的全盘西化趋向。1913年 和1925年，英敛之先后创办并主持北京香山静宜园“辅仁社”（维持至1917年冬）和“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亦称“国学专修科”），其间关注到西学在当时之中国高等教育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侵略力量，严重阻碍甚至正在摧毁国学之繁盛与发展，于是又极力强调国学，排斥西学。他之所以坚持选择“辅仁”之名，乃其办学宗旨“专事国学之研究，故取《论语》‘以友辅仁’之义”。“辅仁”之名，既彰显古朴典雅之风，又充满中国文化韵味。在如何正确对待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上，英敛之既主张以西方科学开启民智，又强调不排拒中国固有文化；既痛斥其时天主教修会在华传教之愚民策略和藐视中国文化之保守政策，又批评某些青年人粗略了解西学皮毛之后便厌弃中国文化的不良倾向。在阐释辅仁大学之办学宗旨时，英敛之明言：“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最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舍短取长，不使偏胜。”他极力主张传承和吸纳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故此，既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亦吸纳西方先进科学，便成为辅仁大学创办之宗旨。

1926年1月，陈垣受英敛之临终嘱托，接掌“辅仁”校务。在执掌北京辅仁大学20多年间，陈垣一直秉持英敛之所确立的中西文化会通办学宗旨，并创造性地发扬光大，将该校建设成享誉世界的中西文化教育与交流重镇。

首先，以章程确立中西会通之办学宗旨。

英敛之、马相伯在与美国本笃会协同创办辅仁大学之时，虽文化背景不同，建校思路有异，但对学校之核心文化价值理念颇为一致。1927年 6 月，“私立北京辅仁大学”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推举陈垣为副校长（校长为美国本笃会会士担任），并制定《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组织大纲》。该《大纲》明确规定：“本校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为宗旨。”此后，陈垣一直以此《大纲》为指引，在办学实践中着力培养“融汇古今、会通中西”之新式人才。陈垣亲自筹建文学院，对办学宗旨的阐释更为明确：“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不托空言，期裨实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图者也。”其后成立理学院、教育学院，在办学宗旨中均申明中西文化会通之要义。

其次，建立中西结合之管理与教职员队伍。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一所天主教大学，其管理与教职人员体现出鲜明的中西结合特色。总体而言，中方人士约占70%，天主教本笃会、圣言会、圣神修女会派遣或物色的欧美人士约占30%。1927年6月，依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之《私立学校条例》，辅仁大学成立学校“最高机关”——董事会。首届董事会由奥图尔（辅仁大学美国本笃会在华具体筹建人、宾夕法尼亚州圣文森特学院教授、托莱多教区神父）、陈垣、刚恒毅（罗马教廷教宗首任驻华代表）等15名董事组成，刚恒毅被推选为首任董事长。15名董事中，有7名为西方人（5名美国人、1名意大利人、1名法国人）。学校的职员同样由中外人士构成，中国职员负责处理行政事务、与教育部之联系沟通，以及聘请文学院之中国籍教师；外籍职员负责处理财务事宜，以及聘请科学和语言方面的外籍师资。中外方职员合作良好，因此，“呈现出中国和西方均衡的影响力”。1927年夏，辅仁大学获准登记，正式招生时，共有23名专任及兼任教师，其中12名为中国籍，11名为欧美籍神职人员。中西结合的管理与教职员队伍，为辅仁大学会通中西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再次，实施中西语文并重的教学方针。

陈垣认为，国文与外文同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必须工具，因此，北京辅仁大学倡导国文与外文教学并重，二者不可偏废。陈垣作为国学大师，一直亲力亲为、躬身践行国文教学。在课程设置上，他将国文课定为全校文理科系、专业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名曰“大一国文”。各科系、专业一年级学生国文较优者，可免修国文但不免考；国文较劣者，必须补修国文一年。陈垣不仅亲自负责国文课师资选聘、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制定、考试形式安排等环节，而且以身作则，每学年均亲自教授国文课程，以激励全校师生对该课程的重视。国文课的课文主要选自《史记》、《汉书》等古代正史著作和古代文史大家的作品，约30余篇，绝大部分为文言文。陈垣要求学生对课文“熟读如流”。重视外语教学，乃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特色之一。而辅仁大学之外语教学又堪为同业翘楚，引领时潮。学校创办之初，外籍管理与教职员以美国人为主，故英语成为第一外语，第二外语首选为德语，其次是法语，日本侵华时期（1937-1945）则增加日语。第一、二外语课的开设，为辅仁大学把西方最新科学知识与理论体系衍演为学校之教育内容，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最后，确立中西学研究并举之学术方向。

陈垣1926年执掌北京辅仁大学后，主张“放宽政策引介西学，但从不放弃国学作为最基础的学科”。据此，他确立中西学研究并举为辅仁大学之学术方向。1935年，陈垣在辅仁大学创校10周年时曾说：“余继任校事，推阐先辈遗志，以为吾校应勉进者三事：一、采取西学新方法以谋中国旧史之整理。二、编译各种工具书以谋中外学者之便利。三、传达华学新研究以谋世界合作之进行。三者并重，而互助合作为尤要。”此可谓陈垣倡导、引领辅仁大学中西学研究并举之精义。作为一所天主教大学和欧美籍教师占近半比例的学府，辅仁大学在西学研究方面自然得天独厚、成就卓著，学校通过教学和研究把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该校许多欧美籍教师亦非常注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致力于将其介绍到西方社会。1935年，著名汉学家、圣言会神父鲍润生在辅仁大学创办《华裔学志》，以西文（德、法、英文等）发表海内外学者（以西方人为主）研究中国及相关问题之学术论文与书评等。《华裔学志》乃是对辅仁大学“会友”“辅仁”、融汇中西文化办学宗旨之最好诠释，是以西文出版的、历史最悠久的、而且至今仍最具影响的国际汉学期刊之一。

陈垣执掌下的北京辅仁大学不仅将“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之立校宗旨写入章程，而且真正将其付诸办学实践。因此，该校的国文学、史学、英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系的中西学科，创办之初即发展迅猛，很快跻身于名校林立的北京高校。

二、育人目标：精优唯是

1917年1月，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陈垣自执掌北京辅仁大学之始，便对此理念颇为认同，将其视为学校发展与创新之圭臬。该校教育学院将此理念诠释为：“大学设教，在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所谓高深学术之人才，必须赖大学教育培养者。”在执掌辅仁大学的20多年中，陈垣坚守培植研究高深学问人才之教育理念，始终秉执锻造精英、优才之育人方针。

第一，严格进行入学选拔。

生源质量乃大学人才培养之基础与保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校均实行自主招生——自主命题，自主考试，自主录取。北京辅仁大学从招生这一环节开始，便实行非常严格的入学选拔制度。入学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没有指定的考试范围。笔试虽然“只是就高中毕业的水准命题”，但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则无法通过；口试由各系主任亲自主持，内容亦为中学相关学科之基础知识与理论。笔试又分全校共同考试科目和各系加试科目两种。以20世纪30年代为例，该校共同考试科目为国文、英语、数学，及后来增加的党义。加试科目则为各系所涉学科之专业基础知识。确保质量，宁缺毋滥，乃辅仁大学一以贯之的招生原则。

第二，严厉实行教育管理。

北京辅仁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不仅实行“严进”之招考标准，更重要的是秉持“严出”之培养方针，所以，学生极难考进，更难毕业。进入辅仁大学的学生，均要经受异常艰辛的学习磨砺。教学方面，辅仁大学教师的教学态度谨严缜密，对学生的要求更是一丝不苟。教育系张怀教授主讲“教育概论”、“教育哲学”等必修课，对学生的要求几近苛刻。他移植西方大学教学方法，“每次上课，必指定看10多本参考书；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 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学生修习此类课程虽然异常艰辛，但能力却得到了极大的锤炼。在考试方面，辅仁大学每年大考小考不计其数，而且非常严格。一般大学通常每年举行1-2次考试，而辅仁大学则规定每年必须经过4次正规考试。另外，该校每门功课的平常小考更是不计其数。无论是期末大考还是平时小考，学校的要求均既高且严。在管理方面，辅仁大学对学生的学籍管理科学严谨。学校实行学分制和选修制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考试成绩与学分、选修以及升级、留级、退学等学籍管理直接挂钩，因此，中途被淘汰的学生不在少数。比如，1927年学校首届招收学生34人，1931年仅11人毕业，毕业率为32%。至1936年，前6年的招生总数为879人，而毕业人数仅401人，年平均毕业率才46%。

第三，重视培养学生能力。

北京辅仁大学的重要宗旨是培育研究高深学问之人才，故学校通过各种举措培养学生研究学问之能力。在课程体系功能方面，各院、系、科之课程设置虽然有一些基础学科，但重点体现于某些专门学问课程。在教学方法上，教师绝非以灌输知识为目的，而是将培养学生研究能力作为要旨。陈垣即是其中之典范。在亲自讲授的史学课程中，他首创“教学做合一”之法，通过让学生反复练习，使其较好地掌握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考据学，以培养学生未来继续学习和学术研究之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训练学生独立研究国学的能力，他创设了独具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程。“这个课是以一本史学名著为底本，选出其中某篇文章，上课时，分析其内容、材料、结构及文章的思想，然后留下作业，让学生查此 文中引书的史源。”“找出史源，然后指出这篇文章引用材料的正确处、误引处；指出其删节、改易、不实之处。最后写成文章，或写心得，或写考证。”“通过一学期的严格训练，学生学业水平不但显著提高，而且读书兴趣大增，领略出读 书的门径。”“史源学实习”亦称“清代史学考证法”，乃陈垣在清代钱大昕等 人考证方法基础之上的创造性发展。该课程的开设，为辅仁大学国学人才之培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实验作用。在辅仁大学，类似的课程，不胜枚举。能力培养比知识传授更重要，所以，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辅仁大学虽然毕业生总数不多，但毕业者中成为各类精英人才之比例却非常之高。

第四，完备学校教学硬件。

北京辅仁大学在图书资料、科研设备等教学硬件的建设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精益求精。图书馆设立伊始，陈垣便亲自过问、参与中文文史图书的购置，曾多次购得旧家收藏的善本、孤本、抄本等珍稀书籍。该校图书馆的中文文史书籍，一直具有“少而精”的特点，对师生从事专门、精深之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20世纪40年代中期，辅仁大学图书馆所藏中西文图书近13万种。科研设备方面，学校则充分利用该校欧美籍教授与西方学术界的密切联系，购置、引进大批当时西方颇为先进之仪器设备。

严格的生源选拔与培养机制，科学的教育理念与管理制度，一流的教师队伍与研究力量，先进的图书资料与教学设备，保障了北京辅仁大学精优专才的培养。

三、学科建设：通专兼备

学科建设乃大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之根基，亦为衡量大学学术水平与教育水准之标尺。陈垣根据辅仁大学教师队伍之精专与特长，创设出一套由“通”至“专”，由“专”至“优”的学科建设理念。

辅仁大学创办之初，只办文科，共有国文学、史学、英文学、哲学5个系。1927年夏，国文学、史学、英文学3个系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本科生。1928年夏，哲学系开始招生。1929年，该校为符合教育部之相关规定，予以重组，扩展为3个学院12个学系：文学院设国文学、英文学、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药学系；教育学院设教育学和心理学系。1933年，社会科学系改为社会经济学系，下分社会学、经济学两个学科。1942年，增设日本语言文学系，美术专修科升格为美术学系。1943年，社会经济学系分为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1946年，增设农学系、医科预科。1948年，增设人类学系，农学系升格为农学院，家政学系由教育学院转属理学院。

1937年，北京辅仁大学开办文理两科研究所，作为大学毕业生继续深造之学术机构，培养研究生。文科研究所暂设史学部，理科研究所暂设物理学部。1941年秋，理科研究所增设化学部、生物学部。1944年，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经济学部。

从北京辅仁大学学科建设之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该校的学科建设颇为全面。同时，由于受到诸多客观条件，尤其是经费的限制，学校只能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逐渐走上偏重文科的学科建设道路，重点在文科中发展优势学科。国学更成为辅仁大学的“专”中之“专”、“优”中之“优”。

严格意义而言，辅仁大学之创办起步于国学。 陈垣作为国学大师，矢志秉持“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之信念，一直重视国文、史学等传统文史哲学科的发展，从而使辅仁大学发展成中国国学教育与研究的重镇。建校伊始，辅仁大学便广开渠道，延揽杰出国学教师。一是从北京其他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聘请知名学者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如地理学家张相文，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历史学家李泰棻、朱希祖，考古学家马衡，文学家郭家声，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刘半农、罗常培等。二是从社会上发掘网罗学有所长之前清士人以及学养精深之社会贤能任教职。如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余嘉锡，目录学家、古籍收藏家伦明，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唐兰等。三是北平沦陷期间吸纳其他大学留守北平之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如古典文学家高步瀛、顾随、梁启雄（梁启超之弟），古典文学家和敦煌学家孙楷第，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周祖谟等。四是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招聘新毕业的、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如陆宗达、谭其骧等。在陈垣的引领下，辅仁大学凭借庞大的国学教师队伍，将国学教育与研究发展得极具特色。

北京辅仁大学践行通识与专识教育并举、以专识教育为主的学科发展理念，国学则充分渗透于学校的通识与专识教育之中。国学通识教育主要体现在全校跨院系开设之选修课程。文学院各系修习非本系课程，选择范围较大，且均为国学课程。教育学院所属教育系，应培养中学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教育研究者之需，在学科知识结构上曾实行辅系制，规定学生除必修本系课程之外，还须任选国文学系、史学系、西洋语言文学系、社会经济学系之一为辅系。国学专识教育则集中于文学院（国文学、史学、西洋语言文学、哲学、社会经济学等系）。其中， 国文学系和史学系乃典型之国学教育，哲学系为国学与西学兼具，西洋语言文学系则以西学为主，兼及中学。国学专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国文课，国文课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传统国学教育。陈垣深谙国文教育乃国学教育之本，故极为重视。其所以如此，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学生做好文章，更重要的是国文乃研习国学之首要条件。

除了高度重视国学教育，陈垣还极力推动辅仁大学的国学研究。该校的国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西交通史、中国语言文字学、宗教史等方面，涌现出大批卓著学者，催生出诸多传世之作。最难能可贵的是，陈垣有感于国际汉学长期为欧、日学者所主宰，研究中心亦在欧、日，遂提出国学研究国际化之理念，努力推动辅仁大学的国学研究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使国际汉学的中心回归中国。故此，陈垣“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 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以闭门造车为大忌”。正是陈垣的这种超凡学术睿智，使得辅仁大学的国学研究能够汲取外人之所长，弥补自己之不足，不断扩展研究视野和提高学术水准，迅即跻身国际汉学之前列。陈垣和北京辅仁大学之国学研究，无愧为中国２０世纪学术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在陈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学最终成为辅仁大学的最强势学科、标志性学科。可以说，辅仁大学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跻身“北平四大名校”之一，除了拥有一批名师大家之外，其独具特色之国学无疑厥功甚伟。

四、教学科研：并驾齐驱

陈垣在执掌辅仁大学的长期教育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即以“教学”会通“研究”、以“研究”促进“教学”。辅仁大学分本科生和研究生两种教育层次，本科生教育始终为学校教育之主体，研究生教育则规模甚小。陈垣苦心孤诣，矢志究习，广施措举，藉教学达至推动学术研究之目的。

第一，精心设置课程体系。

辅仁大学的课程体系设置，陈垣首先强调基础知识之传授。基础知识教学是提高学生研究素质、引导学生学习专门知识的首要前提，亦乃检验教师 专业水准与任职能力的基本要素。陈垣在课程体系设置中注重“启发学生自动研究之能力”。以文学院为例，社会经济学系明确规定：“课程之设备，于明理、致用二端双方并重，讲授方面，不但注重于基 本知识之灌输，现代科学方法之训练，尤着重于启发学生自动研究之能力，使学生修业期满之后，无论应世或作更高深之研究，皆有相当之准备。”总体而言，辅仁大学各院系一二年级“授以各种基础科目”，三四年级“即导以自动研究各项专题”。

第二，延揽聘任专才教师。

大学教师不仅是知识、精神的传播者，而且是文化、思想的创造者；“高深学术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陈垣的引领下，北京辅仁大学 不惜重金延聘国内外的一流学者担任院系领导及教职，学校的师资队伍堪称绝佳。陈垣延聘教师的重要原则是，选择学问精深之专才，拒绝“空泛弘廓”之“全才”。国文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可谓精英荟萃，名流云集，不乏在各自研究领域具有非凡成就之中外专家。以文学院为例，陈垣本人即为学界巨擘，且一直是辅仁大学之精神领袖和学术旗帜。作为史学大师，他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考据学，构建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他长期专注于中国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等专题史和断代史研究，撰写出一批学术价值极高的、享誉世界的传世史学著作。再如理学院，化学系教授、著名化学家萨本铁以对维生素Ｃ和维生素Ｋ的研究而著称于世；物理学系德国籍教授严池在中国首创超声学研究，而且“在远东亦堪称独步一时之新学科”。通过陈垣的不懈努力，大批各类专家学者云集辅仁大学，为该校践行培养研究高深学问人才之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师资保障。

第三，试行推广导师制度。

陈垣在教育实践方面，不仅注重课堂教学，而且重视对学生课外学习和研究之指导。辅仁大学对导师制的探索试行与着力推广，堪为明证。大约1932年，该校教育学院最早在学校试行导师制。“本院为增进学生学业，提倡自动研究，并将教授于课外更尽启迪指导之责任起见，施行导师制。”教育学院将各系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导师的具体职责是指导学生自学方法，指定参考书目，引导参观或课外实验，组织学术演讲比赛等。每学期，学院召开两次导师会议，由导师报告各组情况，讨论学习与其他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后来，教育学系又将导师制扩展延伸，发展成由专任教授负责指导一个年级学生的研习，并规定每名学生在学年结束时必须撰写书面研习报告——名曰“升级论文”；四年级学生的研习指导则与毕业论文指导合二为一。继教育学院之后，文学院亦规定所属国文学、史学、社会经济学各系分别设立研究室，安排专门教授指导高年级学生，“以期养成自动研究之学风”。

第四，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

在北京辅仁大学的教学实践中，陈垣非常注重实效培养学生的“方法”和“识力”。在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方面，陈垣还让各学院根据不同教授之学术领域和学生之专业特长，定期公布一批研究课题，以便学生自主选择其中之题目，在教授指导下展开研究。此即该校独创之“特殊研究工作”。各学院所公布之研究课题，对学生选择、确定学位论文选题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辅仁大学“特别研究工作”机制之创设，既激发了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之兴趣，又在实践中提高了学生研究具体学问之能力，同时还极大地推进了整个教师队伍之研究水平。

陈垣主张以“教学”会通“研究”、以“研究”促进“教学”之教育理念，为北京辅仁大学秉持传授高深学问、培植研究高深学问之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学理基础。而且，他将培养学生学习与学术上可持续发展之能力作为大学培育高素质人才之根本，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此既为辅仁大学办学之重要特色，亦乃其短时期内能培养出众多高级研究人才之本源所在。

五、余论

与其他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相较，北京辅仁大学自筹办、创立、发展及至终结，一直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宗教气息和教育理念。北京辅仁大学虽然存续时间不长，学校规模甚小，办学条件艰辛（经常遇到经费困扰），教学环境恶劣（时局动荡，战争频仍），却能很快跻身中国名校之列，并享誉世界，堪称奇迹。陈垣作为辅仁大学创建之参与者和发展之执掌者，对学校办学宗旨、育人目标、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等的确立，厥功至伟；对学校整个大学理念之形成、实施、修正与完善，起到了灵魂作用。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辅仁，陈垣很难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那个陈垣；同样，没有陈垣，辅仁也很难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那个辅仁。”辅仁大学正是因为其独特的大学理念，才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发展的大学之路，并在很短时间内蜚声中外，举世瞩目。这既有陈垣作为校长所倾注之全部身心，亦有陈垣创导、弘扬之大学理念所获得的高度认同及极致发扬。

（作者：陈才俊，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3年第8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