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平民学校职教员合影
北师平校校训
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可谓声名远扬，不知道的人很少。它是我国最早成立的高等学府之一和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师范大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百年老校；而自1912年始，其附设北京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北师大附中，也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中学（其前身是成立于1901年的五城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鲜为人知和鲜有记载的是，那时在北师大的附属学校中，还有一所成立于1919年4月，完全由“学生主办”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平民学校”。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为中国平民教育之首创，开现代民众学校之先河”，“深得各界人士之推崇，教育界之赞许”，“可供研究中国教育史者之参考”。但是在今天，知道它的人实在太少了，即使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的记载和纪念馆中，也很少能见到关于它的文字和“身影”。幸运的是，笔者藏有的一册1931年2月印行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平民学校一览》（下简称《一览》），使人们可以一睹这所近百年前建立的北师大附属平民学校的容颜。
笔者所藏的这册《一览》，不豪华精制，但朴素大方；其内容虽也不脱离序言、校史、大事记、校领导、行政系列、主要教职员、课程、设施设备、图书馆、毕业生一览以及校歌、校训和一些插图照片等等，但其展现出的特有的“平民”学校的特色和鲜明的办学办法以及各种属于“平民子弟”自己的“东西”和给人们所留下的更多的教育思考，恐是其他学校所不可比拟的。
一所“三无”学校
时任北师大教授及兼任该校指导员的韩定生在《序言》中对学校的“特色”，首先作了这样的总结介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平民学校是完全由师范大学的同学办理的。据我的观察，这个学校具有三种特色：第一种特色是无一定的经费。自从民国八年（1919）创立这个学校以后，虽有时由师大及市教育局受些津贴，然为数极微，绝不足以办一个小学校的经费。第二种特色是无一定的校址。全校千八百学生都是在师大及附属学校课毕以后借用空闲的教室上课。第三种特色是教职员都是名誉职，无报酬。自校务主任、教务主任、事务主任以至级任、科任教员，都是由师大同学公举来的。选举者以人才为标准；被选者以为公服务为责任。只有义务而无权利。这三种特色，不但实际上为一般公私立学校所绝无而仅有，而且在教育行政的原理上说，这三种特色恐怕都是减少效率的条件。”
这样的学校，是否能够办得下去？“他们办的成绩如何呢？”韩定生教授在《序言》中作了这样的回答：“他们组织的学校行政系统秩序井然；他们规定的课程内容有条有理；学校的人数每年都在猛烈的增加；毕业的学生大多数不是服务社会各项职业，就是升入中学及大学肄业。”
那么，“这个平民学校办理的困难如彼，可是他的优良如此，这是什么原故呢？”对此，韩定生教授认为：“我想无他，全在他们办事人努力的精神而已。因为他们努力，可以用极少的经费办很大的事业；因为他们努力，所以能够牺牲闲暇的时间从事教育的事业；因为他们努力，所以才能实行只尽义务不享权利的事业。”
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李蒸先生在《序言》中，则从社会平民子弟和师大同学两者讲述到其成绩取得的“双赢”。他说：“师大平校，在国内创立最早，成绩之优，昭昭在人耳目。”一方面，“师大附近贫窭之家，无虑数百户，其子女无力入公家小学，得入斯校读书，俾免失学者，年且数千百人，是其有造于窭人之子女者，固甚大也；况斯校为师大学生主办事业之一种，之对于师大同学既予以实习教学机会，复可籍以振起服务社会之精神，尤为我国培养师资一大助力”。由此，李蒸校长表示：“余于民众教育，素饶兴趣，致力于斯者甚久，且曾代理师大校务，夙欲斯校，注意甚深，希望甚切，今睹是帙,不禁狂喜”，由此希望“主办斯校诸同学，努力不懈，俾其前途发展，为长江大河，一去千万里，茫无涯涘。”并提出：“平校之所以为平校，故为一般贫乏之民众，谋出路也，教之育者应注重实用，为入学者环境之需要，为实际之讲求，观念偶一错误，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甚致养成窭人子女由平校毕业后不能再过平民生活之习惯，斯于主办原旨，宁不大相违背。”期望和相信“主办斯校者，皆明达之士，且于民众教育认识甚深，对于此点必特为注意”。
“先于五四运动十五日”
那么，这所由师大学生主办且已走过了12年的平民学校，又是怎样建立起来呢？
在《一览》“校史概况”中，首先作了这样的记述：1919年2月，时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蒋梦麟主编出版了《新教育》杂志，提倡平民教育，极力宣传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平民教育学说。同年4月间，杜威博士来华，“他鼓吹他的平民教育的主张不遗余力，同时到处受到他的听众的热烈欢迎，因此当时中国思想界更是火上添油，越发表现了腾跃的气概”。而在不久的几天后，“五月四日民国史上最可纪念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便在北京学生领导之下而爆发了，这个运动可说是民众觉悟后，对专制贪污的官僚政客打击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思想界大转变的一年，兹后的民众无时不在努力着污秽政治之摧毁及真正民众政权之建立；同时在思想界方面，无处不充盈了打到少数贵族教育的叫喊；和要求教育机会均等及普施平民教育的呼声”。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潮澎湃的时代里，五四运动中领导机关之一的高师，当然已不像过去那样沉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1919年开学之始，先于学校“学生会”成立的“校友会德育部”的同学们，基于大家对“平民教育之需要知道最真切”，和“每当课外走到街头，在学校附近常常见到许多成群的失学儿童，过度着他们那蠢蛮无知的生活，便刺激得使人想到当时贵族教育制度之破产及将来我中华民族殁落之可怜”所提出的建议，在三月间德育部24名干事参加的会议上，决议设立平民学校，“收容附近因经济而失学的儿童，在高师课暇之余由同学拿出些时间来，去补救贫寒儿童知识的恐慌”。并确定了“实施平民教育，养成健全国民”的办校宗旨；推举刘建阳、赵民乐、庄尧年、张润之、杨荃駿五人为平校筹备员，开始进行筹备，很快“即于1919年4月20日宣告成立。”学校定名为“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德育部附设平民学校”。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所平民学校。
如《一览》的编者所说：本校在各方面既已筹备就绪之时，“乃选李建阳为第一任校务主任，在1919年4月20日于附小礼堂行正式开学礼，于是为中国平民教育之先锋的师平，先五四运动十五日而出现于社会”。由此可见，这所“为中国平民教育之首创，开现代民众学校之先河”，最早建立起来的平民学校，给人带来清新和鼓舞，展示了新式教育上的创新，成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先行者”，这可说是北师大校史，乃至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这所学校的建立，比起致力于平民教育70余年、享有“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的晏阳初和最著名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即“南陶北晏”两位平民教育大家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所取得成果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实际开办平民学校上这一点上，确比他们都还要早一些，是一位不争的“先行者”和一个有益成功的“先行试验”。
“无偿的”教育
仅从《一览》自1919年4月到1931年的记述看，它已经走过了十分不简单且艰难的12年时间。在这12年间，从“五四运动”前后的“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再到“中原大战”国家的重新“统一”，一所由学生主办的平民学校，克服了各种困难，最终形成了拥有成人、初小、高小和师范班的规模，成为全国“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招收学生最多”的平民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该校在行政组织上，时设有主任一人——总理平民学校整个进行之事宜；另有庶务、会计、文书各一人；同时在各级中设每级级任一人，教员若干人。在制定的各项办事细则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平民学校职教员服务规则》提出的为平民儿童服务的六项要求：“1、各教职员行动，宜以身作则，为儿童之表率（即要为人师表）；2、各教职员宜自勤职务，其有与其它职守相关联者，仍当协同商办（即要尽职尽责）；3、各教职员有轮流当值之义务；4、执行一切事务均须特具热诚，认真处理并负责（即办事要热诚认真负责）；5、通常不准缺席，若有要事万不得已时亦必须事先请假；6、服务时须佩戴名条，使学生易于认识。”做表率、尽职责、具热诚、负责任、讲纪律、这就是为学生服务应遵守的“规则”，而其中教职员的一切“服务”，都是“无偿”的。
同样，学生们入校学习也是“无偿的”。“学生待遇一切都是免费，学生所用文具都是由学校发给”。由此所需经费从三个渠道筹集：1、在当时向同学、教授及演新剧募款；2、向个人及慈善机关募集包括衣服、鞋袜、毛巾，各种游戏、体育器具，各种书籍、杂志、报纸，各种美术图画和笔墨橡皮等文具以及一切可供学生使用之物品“都不论新旧精粗，一律征收”。3、由学校大批买来物品，由学生分批接头贩卖，“也得到经济上的补助不少”。另外，就是以开办商店和“校办工厂”来获取经费。如在学校成立不久之后，即当年6月11日，“学校国货贩卖部开始营业，因这时正当五四之后，排斥日货正在高潮之时，平校乃贩来许多中国铅笔、橡皮、手巾、胰子（肥皂）之类，令学生于每天课前出门沿街贩卖。”7月14日“工作部正式成立，内设印刷等器具，由教员领导学生制作信封、信纸、订各种练习簿，这时高师、附中、附小三校所用以上三类物品，几乎都由平校工作部供给，国货贩卖部和工作部的成绩都还不错，结果把所赚来的钱，都用来做给学生买文具之用”。这是否就是最早的“校办商场”、“校办工厂”和“勤工俭学”呢？
根据《一览》中1931年1月《在校学生一览》、《现有学生籍别性别统计表》和《现有学生家庭职业比较图》，对在校初小4个班（国二十至二十三班）、高小4个班（高十二至十五班）、女师范1个班，共计9个班326名学生的统计分析看，其中男生164人，女生162人；学生籍贯分布于17个省市，其中北京、河北、浙江排在前三名，分别为76、104和41名；学生来自的家庭：无业、工界和商界占了70%以上，分别为25.4%、23.9%和22%，其余约30%为政界（13.5%）、学界（11.6%）、军界（1.22%）、医界（1.22）和农界（0.92%）。由此可见女生比例几乎分占一半，女子教育受到很大重视；学生的籍贯分布十分广泛，可说是来自“五河四海”；学生的绝大多数还是由无业、工人和商贩等平民的子弟组成，一切具有鲜明的“平民”特色，这是其他很多学校难以相比的。
注重促进学生自立精神和全面发展
在这里，教育很少有“填鸭”式的灌输，而充满“兴趣”的培养与“养成”。一切课程的教和学，在于引起儿童学习的乐趣与自由想象的发挥；特别是对儿童“天性”、“本能”的“顺应”，“增进儿童自由发展创造的能力”以及“养成美的欣赏和识别能力”和“发展儿童创造的天才能力”等教育目标及作法，今日读来，亦使人顿生“焕然一新”之感，但这已是近百年时就已经在做的事情了。
这所平民学校顺应平民子弟这一特殊学生群体身心的需要，在训育上注重以鼓励学生自立为核心，强化道德修养与人格感化及其行为规则的教导，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行”等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整个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学校建有全体人员参加的“训育组织系统”：从学校的各级组织，从校务主任、教务主任到全体教员；从学生自治会各类会议到学生班长、纠察员、值日生、班代表和全体学生；再到学生家长，全部被纳入到这个系统参与其中。并明确制定出训育所要达到的标准，即在：身体方面达到武士化、劳动化；在知识方面达到文人化、实际化；在思想方面达到科学化、侠义化；在语言方面达到逻辑化、侠义化；在行动方面达到纪律化、积极化、革命化、侠义化；在生活方面达到团体化、秩序化、艺术化、反贵族化；在职业方面达到专业化、技能化。这7个方面的“十八化”不知能否实现，但其标准的“针对性”还是很强的。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在学校方面，专门制定了关于训育材料、训育设备设施、各类人员之责任、训育实施计划、训育的时机与运用、训育实施的方式与奖惩等六个方面的“训育实施法”。
在这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训育材料”中为一至五年级学生编写的《平民教育自励歌》。这些《自励歌》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以“七言诗”又类似“歌谣”的形式来讲述，内容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引导学生对于本歌句的记诵与实行”，去做一个“自励”的好学生。
“自励歌”完全“以学生一日之行为线索而续成，材料之分量虽较重然皆具体易懂。”这里没有大且空的语言，一切都是要做好的具体“小事”，不难也不易；一切又都是一种日常的“养成”，而其中所寓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不言而喻的；如陶行知所言训育在于“品格修养之指导”以及徐特立所言训育要“重人格感化与规则生活”的作法，也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其中一些最“小节”上的“老理”和“规矩”的倡导和施行，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很多早已渐行渐远，更不被今天的孩童所知和所为。
除了这些各年级的《自励歌》外，平校还请胡适作词，由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时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萧友梅作曲创作了师大平民《校歌》。此外尚有《平民歌》和学校成立《12周年纪念歌》。在这些歌曲中发出了“靠着两只手，拼得一身血汗；大家努力做个人，不做工的不配吃饭。作工即是学，求学即是作工；大家努力做先锋，同做有知识的劳动”，以及“平民平民，立国的精神；职业虽不同，人格都平等。谁是奴隶，谁是主人，平民平民你可觉醒？”的心声与呐喊。
至于学校的体育，也绝不是仅仅开展几项体育运动的项目那样简单，它有着明确的“以使儿童身心得以平均之发展，及养成其快活的精神和社会健全的人格”的宗旨。其要旨：在身体方面，使儿童生命器官系统发达；增加体力，使肌肉平均发达，俾得自然优美之姿势；使身体各肌肉感觉灵敏，动作迅速。在人格教育方面，养成儿童对事物勇敢进取的精神；养成儿童丰富的生活力，对事乐观的态度；养成儿童条理的思想，使有敏捷的决断力及正确的判断力；培养儿童毅力，使对事物有持久奋斗的精神；养成遵守规律之习惯及协同一致之精神；养成儿童应具有的的诚实、公正、互助、谦恭、同情、忠心、合群以及发达社交本能等等的社会性。在健康教育方面，主要是儿童健康态度与健康习惯之养成以及包括安全、卫生、营养、生理等方面健康知识之教导。
据此，按照“各时期儿童身心之不同”，制定适应其需要进行的体育项目及强度。其项目主要有田径中的五十米、六十米、一百米跑、百米接力，跳高，跳远，竞走，铁球、垒球掷远；球类中篮球、乒乓球等，以及滚铁环、跳绳、障碍物竞走以及团体操、团体游戏和团体舞蹈项目等；除体育课外，各班篮球、兵乓球定期举行比赛；每天在课间开展踢毽子、跳绳、跳房子、踢小皮球等自然游戏，冬天组织滑冰；特别是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举行分初、中、高级和团体四部参加的全校运动会，以提高儿童参与运动的兴趣和考察体育教育的成效。而与之相对应的体检和卫生检查也会定期进行，以对“学生身体近况有深切的明瞭”。这种对体育运动及体育精神的理解及其在一所“三无”平民学校的存在与运用，使人难以相信；其做法在今天看来仍给人一种新鲜之感。
成功的平民学校
北师大平校的成功，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是它是按照正规学校的制度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有着各项《规程》和《办事细则》；二是最根本的是有一批由学生为主体、无偿服务的教职员，一届接着一届地把它推向前行。
据《一览》中《本校历届重要职员及大事表》和《历届级任姓名一览表》记载：自1919年4月成立至1931年2月12年间的15届中，曾在该校担任校务主任（总理全校校务）的有15人，担任教务主任（办理全校教务及训育事宜）的有13人，担任事务主任（办理全校一切事务）的有13人，总计担任“重要职员”的有41人。担任各班级任（班主任）的共六届计308人（次），上述两项共计349人（次）。在这些人中几乎有近一半的人，从第一到第六届，连着几届担任着初小或高小班的级任老师。遗憾的是，这些当年绝大多数为北师大在校学生的老师，除了姓名和所担任的班级外，没有留下其他信息。
要特别说到的是，这些没有“工资”的教员不是任谁都可以充当的，学校对他们的聘请和管理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学校《章程》的第十条中，关于教员的任用，明确规定：“本校教员以师大同学充任，系义务性质”，无任何报酬；其聘请须按规定经“由各班级任荐举，经教务主任聘请”的程序进行；聘请的教员须具备“在师大本科一年及以上或师范学校毕业或曾任小学教员一年以上”的条件方为合格，否则不予聘请；对于聘后之教员“在本校继续服务满一年以上者，毕业时得由本校呈请师大当局发给奖章及奖状”，以示表彰和鼓励。
聘任期间，教员在教学中要严格执行《平校教员职务要项》的15项规定：首先要“依据本校教育宗旨及本校校训留意学生身心之修养”，明确平民教育的宗旨与目标；“教员要本平民精神，以热心、毅力为本校服务，对于职务绝对负责”，热心为学生服务，尽职尽责。其次，按要求搞好教学，“教员须准时上下课”；“授课时当注意教室内之秩序及清洁”；“于课外具有训练管理学生之责，遇有特别训诫事项商同学级主任办理”；“须于学期之始编制教授预定表，并于每学期末填写进度表”；此外所用讲义须提前报送誊印，以及须按校学业成绩考察规程考察学生成绩，按时报送学生考试试卷及选留意见等等。三是履职尽责不得中途告退，“教员所授课至少教满一学期，非疾病大故不得中途告退”；“因事告假须预先通知级任，所缺之课量时补授”；“遇不得已事故告假多日者，须商诸学级主任，自行请代职”，由此保证各级各班教学的正常开展与长期的运行。
不仅如此，从《一览》1931年《本校现任职教员一览》中可以看出，该校有着一支甚至超过一般正规学校且阵容强大、人数达147名的教职员队伍，相对于在校326名学生，其比例高达45%以上，2个多一点学生就拥有一名老师。除去“挂名”的师大校长李蒸和担任“本校指导员”的邱椿（号大年，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时任师大教育系教授）、林励儒（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时任师大教授）、韩定生（号景塵，师大教授）、张贻惠（号少涵，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师大校长、数理系主任，时任师大教授）、张延祖（号接武）等6人外，其余校务主任、教务主任、事务主任、体育主任、文牍、会计、出版、注册、图书等职员以及初小、高小、女子师范各班级任和各科教员141名均为师大的学生。其中男生129名，女生13名，分别来自师大的教育系、英文系、生物系、体育系、史学系、化学系、国文系、地学系、史学系、数学系、物理系、社会学系等一年级至四年级以及个别文理预科二年的学生，分别担任了初小、高小、师范等各班的级任（班主任）和与各科相应的教员。
而也正是这些不求“报酬”的北师大不同学科的“大学生教员”们，一代代把他们学习到的现代知识“无偿”传输给了社会平民的子弟，是这所首创的平民学校得以长期前行。
自民国八年（1919）4月20日至民国十九年（1930）1月26日，每年都有新的班别成立招收学生入校；自1920年7月后，每年都有毕业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先后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19个初小班、11个高小班以及一个成人班和一个补习班有名有姓的毕业生计有1152名；这个数字加上1931年在校的326名，总计1478名，似乎并没有多少，岂不知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31年度北平有公立私立小学279所，在校学生26725名，平均一所小学只有学生95名，而这所由学生主办的“三无”师大平民学校，在校生竟高达326名；且11年间毕业的学生每年都在100名以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自1931年2月之后，师大平校走向了何方，笔者没能找到相关的记载，不得而知。
（作者：宗绪盛，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