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１８４０－１９０３），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师事“桐城派中兴的明主”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著名的晚期桐城派大师。历任直隶深州、冀州知州，天津府知府，“其治以教育为先”，“民忘其吏，推为大师”。后受李鸿章聘，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十余年，“专力以兴教化，并中西为一冶”，“以新学倡导士子”，造就一批“英伟识时务”的新式人才。１９０２年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在安徽创办桐城学堂。吴汝纶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被誉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本文以吴汝纶受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前后的思想与活动为中心，考察其“兼苞新旧、会通中西”的教育理念和活动，力图展现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在京师大学堂重建和２０世纪初中国传统教育重大转型时期的作用与影响。
一、中西兼通，获聘大学堂总教习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０日），张百熙获派管学大臣并奉诏恢复在庚子兵燹中停办的京师大学堂。为使京师大学堂能实现“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的目标，张百熙力主聘吴汝纶出任总教习一职。当时吴汝纶正由冀返京准备为李鸿章写生平节略，于十二月三日（１月１２日）抵京。两天后，吴从大学堂支应提调汪立元处获悉张之打算。但当时吴汝纶一心南归，无意受职。张百熙多次登门拜访，并不惜下跪拜请。吴汝纶虽对张百熙折节下士的做法甚是感念，但因顾虑颇多仍不允职。面对吴的拒绝，张百熙一方面多方动员托请吴之亲旧进行劝说，先后有汪立元、善耆、胡橘棻、曾广镕、中岛裁之、曾广铨、杨士骧、张英麟、绍英、赵从蕃等多人为之出面；另一方面上奏请旨，试图形成既成事实以逼吴就职。张在折中称吴“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教习之任”。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１９０２年２月１３日），清廷下旨准张百熙之奏，任命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吴汝纶仍不愿就任。正月初八（２月１５日），张百熙写信给时任大学堂提调的曾国藩之孙曾广镕，请他再劝吴，信中说“今挚公已奉朝命，若再固辞，是不翅劾弟于廷也”，又说吴可以暂留一年，一切办学章程最终也会交吴核定。在这种情况下，吴汝伦勉强应允“暂不言辞，……视章程中总教习职事如何，内度材力能堪与否，再议辞受”。可以说，为了聘请吴汝伦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费尽了心机。
张百熙如此折节下士、软硬兼施地延请吴汝纶，应该说，他有知人之明。
其一，吴汝纶出身桐城，因家学渊源早习古文，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后跟随曾国藩治学治事，在曾的教导下成长为一代古文大家，“自六经诸子百家传记，以逮国朝著述，与夫儒先遗闻绪论、断简零章，无不博求而慎取也”。晚期桐城派因时而变，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借桐城文章介绍西方文化，吴汝纶深受熏染。后吴又入李鸿章幕，见证并参与了不少洋务活动。自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起，吴开始与严复相交往，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认为中、西之学分属两种文化，“西国格致之术，实能弥补造化，剖析微芒，中国尚无此等良师”，主张将西学作为中国“兴民、振国、保种”的良方进行学习。他本人更是积极地探求西学，“自译行海外之奇书，新出之政闻，与其人士之居于是或过而与相接者，无不广览而周咨也”。由此张氏认为吴有中西博通之才，堪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职。
其二，吴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杰出的管理能力。桐城派素有执教传统，吴汝纶亦一直心系教育事业，他在深州、冀州任职时即致力办学兴教，后辞官主讲莲池书院十余年，“喜以西学引掖时贤”。吴认为“学校中不能培壅真才，所学不能应时用”是晚清国力孱弱的原因，主张“处处设立学堂，讲求外国新学”，并在莲池书院中率先立英文、日文学堂，延聘英、日名人为教师，培养了一批人才。这对当时急需改革旧制、开拓新局的大学堂来说是十分可贵的经验。
其三，吴本人“德望具备，品学兼优”，在政学两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懿行硕学，为天下所共闻见”，而且“声播中外，欧美名流皆喜与过从，推为东方一人”。特别是吴汝纶师承曾国藩的学术人脉以及桐城派殿军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保守派的认可；同时吴又与诸多主张改革的学人、官员都有联系，也颇得新派人士的认同。事实证明，张百熙的这一选择确实是符合多方期望的。严复就认为吴氏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上佳人选，他曾对吴之子说：“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并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称，对张百熙执意邀请吴汝纶一事并不惊讶，因为吴“能通新旧两家之邮”。严复还曾写信给吴之女婿王光鸾，让其劝吴接受总教习之职。北方士林也积极支持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直隶绅士魏钟瀚为首的１２００余名北方学子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吴汝纶出任总教习以挽 “中国之失学”。梁启超对此亦表示高度认可：“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希望吴汝纶能接受任职，“以副多士之望”。后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东游日本考察学务时，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木下广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吴先生精思卓识，旷绝一世，日本维新之时，断无如此人才。大清教育之隆，可翘企也。”由此可见，吴汝纶出任恢复重建后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可谓众望所归。
二、理念相左，难以就职
与外界的积极反应相比，对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吴汝纶本人却未曾表现出一点激动和兴奋之情，甚至可以说态度消极。面对多方劝请，吴始终没有正式应允，他曾在给曾广镕的回信中列出了十条固辞的理由，包括学识不足又出身草野无法服众、年老气衰不能综理学务、个性朴直不适应京师风尚等，表达了对留京任职的诸多顾虑，这些说法虽可勉强称为不愿就职的原因，但实际上多为托词。与京师大学堂主持者在办学理念上的差异，应该是吴汝伦拒绝总教习一职的关键所在。
吴汝伦在写给其子吴闿生的信中透露：“我尝告张尚书，谓‘科举不废，学校不兴’，张云：‘今时虽孔孟复生，亦不能废科举。’吾又言执事用我一年，四五月方开办，其高才者必皆专意科举文字，直至十月榜后，不能著实程功。张言科举用策论，与学堂固一条鞭也。”众所周知，在２０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改革中，科举与学校的关系是教育改革领域的一大难题。通过上面所引的短短几句话，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吴汝纶与张百熙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吴汝纶认为，从长远来看，科举的存在是推广新式学堂的巨大阻力，废除科举是建立新式学堂的必要前提。即使从短期来看，大学堂计划四五月份招生，而这个时候许多学子仍然在孜孜以求地准备应付科举考试，直到十月份放榜之前，不会有优秀学生报考学堂。但是，吴的建议被张直接拒绝，张百熙认为，科举以策论取士的办法与开办学堂并行不悖，并且明确表态，在当前的形势下，恐怕孔子、孟子复生也难以废除科举取士。
其实，吴汝纶的这一观点早已形成。光绪二十七年五月（１９０１年７月），张之洞、刘坤一在著名的《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中，提出开办学堂与酌改科举取士制度的建议。吴汝纶就曾专门写下《驳议两湖张制军变法三疏》一文对此予以评议驳斥：“事有当旷然大变与天下更始者，学堂是也。今与科举并行，科举易，学堂难，谁肯舍易从难，此安能‘并行不悖’哉！”不仅如此，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建制，吴汝纶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对大学堂设“兼通中西”的总教习的做法一直心存异议，认为“此等议论，必谓以中学为主，主中学，势必不能更深入西学；若深入西学，亦决不能再精中学，既不能兼长，何能立之分教习之上，而美其名为总教习哉！鄙意不立总教习，中国之学，亦在分教习之列”。吴汝纶认为不应设总教习之位，是因为当时无人能真正做到兼通中西，而总教习有所偏颇就会导致学堂内中学、西学教育的不平衡，不如取消总教习之位，使诸分教习职位平等，以促进学校内中、西学教育之并列开展。再退一步，吴认为自己只是略知西学，远达不到“兼通中西”的标准，更担心自己的中学代表身份会无形之中将学生导向偏习中学，对大学堂的西学教育起到阻碍作用。吴汝纶曾以此请辞总教习之位，却未受到张百熙的认可。因此吴曾感叹“大学堂求我，是要三字招牌，非叫我穿八卦衣也”。
其实张百熙并非顽固守旧之辈，他在维新运动时期曾举荐康有为，对西学的态度当算开明，也主张大学堂要开拓创新，所以他积极延揽吴汝纶、严复、张鹤龄等思想趋新的学者入堂。但重建京师大学堂是政府行为，真正的实权掌握在旧派手中并受监管极严，政府官员与荣禄门生的身份使得张百熙深受钳制。因此，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的整体设想，与作为在野士绅的吴汝纶的认知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在吴看来，张百熙等人的教育主张前后矛盾、并不可行，在缺少系统规划和统一政策指导的情况下“欲立学育才，此必不可侥幸于万一之事也”。
除废除科举与不设总教习两个建议外，吴汝纶对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的建设还有一些其他设想。自清廷下旨开办京师大学堂时起，吴汝纶就一直关注着这所承担着全国教育改革命运的新式学堂的进展情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五日（１８９８年６月２３日）清廷下令改科举，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吴在五月十五日（７月３日）即写信给李鸿章之子李经迈说：“端午诏书，竟废去时文不用，可谓大快，……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可见吴汝纶早在京师大学堂尚在筹议之中时即大力支持西学教育和主张废除科举取士改由学校取才。五月十八日（７月６日），吴在披览开办京师大学堂的相关谕折后又致信李经迈，专论京师大学堂之事：“诏中言采取西国学堂条规，此最扼要”，指出中国须得像日本那样虚心向西方学习，“遣使赴欧美，遍访学堂章程”后再定大学堂章程才能有效。吴汝纶还在此信中首次提出不设总教习的设想，并请李经迈将其建议转告李鸿章与孙家鼐，实际上可以说吴间接地参与了早期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五月二十九日（７月１７日），吴致信女婿柯劭忞，说朝廷下令兴学却无法保证经费与师资，“恐但能使我曹失馆，而于开化仍无实济”，特别是令梁启超“翻译西书，删定中学”很不妥当。六月三日（７月２１日）吴将此想法报告李鸿章和李经迈，说“总署所议大学堂章程，多难施行”，批评梁启超制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皆仿日本而失之”，并不切合中国实际：一方面以其所定薪资无法聘请到优秀的西师，只靠译西书又不能保证有效的西学教育；另一方面中学博大精深，其“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取精华去糟粕，勒为一书”的设想并不易实现，况且康梁“所得中学甚浅”，根本不能胜任删定撰修之任。由此，吴汝纶并不认可康梁建设“中西并重”大学堂的具体办法。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１８９９年７月１７日）许景澄受命代管大学堂事务，九月初九（１０月１３日）吴汝纶写信给大学堂总办余诚格说：“许公管学，意重西学，先求语言文字，最为扼要。人无兼材，中、西势难并进，学堂自以西学为主；西学入门，自以语言文字为主，此不刊之宝法。他处名为西学，仍欲以中学为重，又欲以宋贤义理为宗，皆谬见也。”吴汝纶明确指出办新式学堂却以中学为宗，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理念是荒谬的，主张大学堂当以西学教育为主。
吴汝纶曾在给直隶学政陆伯奎的信中具体说明了他的办学主张：“开学当以西学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辅我不足。士人聪明，不宜泛涉，既专力西学，即中学不可不稍宽假，但使之文理粗明足矣。若令讲中学者为之师，相与渐摩研切，彼皆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之性，必且群舍西师，竞求中文。此于立学开化之本旨稍背。”吴汝纶认为学堂中的西学教育是维持其新式学校性质的根本所在，之所以要废科举、改书院、兴学校就是为了大力推广西学，以开民智、强民体，为国家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式人才，以实现强国保种的目的。吴曾多次表达他这种“教育救国”的主张：“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人才之兴，必由学校。我国以时文为教，万不能自保种类，非各立学堂，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不能自存”；“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殄瘁之忧”。因此吴汝纶将学堂中的西学教育提到比中学教育更高的地位，明确提出为保证学生学习西学的时间和精力，可以降低对中学的要求，为引导学生重视西学应聘请西师主教。这样一种重视西学教育的态度和主张，在２０世纪之初，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吴汝纶还认为新式学校中的中学也不应该完全废除，“窃谓救时要策，自以讲习西文为务，然中国文理，必不可不讲”。因为中学中凝聚着中国传统文明，因此吴对中学的式微充满了忧虑和危机感：“见今患不讲西学，西学既行，又患吾国文学废绝，……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那么，应该如何对待中学呢？吴汝纶认为，应对中学进行选择取舍：“中学之当废者，乃高头讲章、八股八韵等事，至如经史百家之业，仍是新学根本”；“中国之学，有益于世者绝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词为最切”。简言之，吴汝纶对待中学的态度有二，一是“经史百家之业”应该保存；二是保存的最好办法是“究心文词为最切”。
由上可见，围绕着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吴汝纶主张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改革，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完全依靠学校培养新式人才；在教育内容上要以西学为主，同时注意保留中学精粹；在师资上聘请外国教师作为西学教育的主力，力求在新式学校体制中实现中学、西学的共存并举。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前后，“中体西用”论已不再是先进的中国人为西学、“新学”争夺阵地的主要舆论武器，而蜕变成顽固保守势力用以巩固传统中学阵地的舆论武器。重建京师大学堂的前期主导者张百熙与后期主导者张之洞即以其为立学理念，坚持保留中学在学堂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而吴汝纶却主张一种“兼苞新旧、会通中西”的办学理念，在救亡图存、兴国保种的教育目的统摄下，力图将中、西学教育共同纳入新式教育制度框架内，着重以西学开启民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实业能力，增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同时兼顾中学以延续中华文明命脉，保留中华民族的种族特性。应该说，他的这一理念已经超出了“中体西用”的范围，因此其办学主张很难与京师大学堂主导者们步调一致。这是导致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建设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点可以从严复处得到佐证，严复曾说：“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嗣复抵京，叩吴所以，则云家事放纷，非归不了；又经丧乱，精力短耗，若张必强我，恐不得生归乡园，复上邱墓；且归家非无所事，当为李文忠收拾遗文，以答厚我之意。吴言如此，然测其隐，则亦虑京中人众，新少旧多，而决大学成效之不可券，不欲以是累其盛名，为晚节诟病耳。”严复指出吴汝纶推辞就职的诸多理由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在于吴的办学主张无法在大学堂实现，认为大学堂建设很难取得成功。此可谓知人之论。
吴汝纶答应张百熙“暂不言辞”的时候，《壬寅学制》尚在酝酿之中。此时的吴汝纶尽管对总教习一职不是很情愿，但出于对张百熙的感谢和教育家的责任心，他还是想为中国教育做一些事情。吴汝纶认为日本改革前的国情与中国相类，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校屡改而益进，其制尽取之欧美，近则取德国者独多”，“全国皆设学堂，兼用中西教法，斟酌尽善”，值得中国学习。因此吴汝纶受命之时即向张百熙提出，为使“大学堂定章程参酌中外，期于尽善”要赴日考察学务，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了解日本教育改革的“推行之始，先后之序，迟速之故，艰苦曲折之状态”。张百熙答应了吴的请求，于是，这位尚未正式视事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以六十一岁的高龄，开始了他的日本学务考察之旅。
三、赴东考察，寻求良方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三日（１９０２年６月８日），吴汝纶携京师大学堂提调荣勋、绍英及其日籍门生中岛裁之等，自北京启程赴日，五月十五日（６月２０日）抵达长崎，又先后赴神户、大阪、京都及东京等地，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学务考察。为全面了解日本的学制系统、教育沿革及学校现状，吴汝纶一行参观了日本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和早稻田学堂４所大学，还有各类高等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军事学校、女子学校、中学校、小学校、幼稚园、盲喑学校等，共计５０多所，几乎涵盖了日本所有类型的教育机构。除了考察机关与学校，吴汝纶还遍访日本教育界各层人士，并对包括日本文部相、帝国教育会会长等在内的数十位日本教育官员、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著名教育家、学者以及中国留日学生进行了访谈或笔谈，从学制系统、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教育内容与教材、师资与经费、学校规模设施等多方面了解日本教育的沿革及现代学校的建设情况。考察过程中，吴汝纶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改革的方式、未来学制的设计与新式学校的建设等向被访者进行了咨询，其中关于改革中如何调停新旧派之间的冲突，学校中如何实现中学与西学并举是吴特别关注的问题。
吴汝纶询问教育改革推行不畅，时有新旧冲突如何解决。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回答，日本维新亦多冲突，只有新派“定大志，结大力，批艰排险，百折不回”，不管旧派如何抵抗都不放弃，如此才能成功。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也说，改革中新旧冲突之事无可避免，建议由政府“大发号令，申明改革之宗旨，使全国震动”，借政府之力压抑反对者。
发展新教育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吴汝纶亟欲了解日本的经验与建议。对此，易占家高岛嘉右卫门提出“中国之教有益于心，西教有益于身，不可舍己从人，当取长辅短”的建议。前文部大臣滨尾新则说中学属精神，西学属制度，兴办新教育可以中学之精神，用西学之制度，做到“用彼之长而不为彼所用”。东京帝大文科大学长井上哲次郎以“融合调和东、西洋之思想”的日本教育改革经验，建议中国对待中、西之学做到“去古就新”，即在保留中国古代文明基础上用西学补充和改良中学，特别是用自由、平等、人权、理想等西方哲学伦理观念补充中国旧有伦理之不足。
新式学校中如何兼顾中学与西学，这是吴汝纶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他的难题。吴汝纶认识到学习中学必得专心致志，否则“不能通其微妙”，而西学内容庞杂，学习亦极耗精力，“后生才力有限”，无法兼习中、西学的诸多内容；又兼习中学与西学耗时必久，人才培养的周期过长，不能满足国家亟需人才的要求；还有“西学但重讲说，不须记诵，吾学则必应备诵温习”，二者的教育方法不同，“不可并在一堂”。碍于以上三端，如无妥善之法，学校教育中“势难中西并进”。针对吴汝纶的疑问，日本教育家们纷纷给出建议。东京高师教习长尾槙太郎建议“小、中学、高等学校（大学预备校）课程，半汉文，半西学，而晋入大学，则专修其专门学”。早稻田学堂校长大隈重信也建议只在大学专门科开中学的经史诗文教育，而不“用之普通教育”。华族女学校教授土屋弘也持类似观点，并建议采用日本“五十音图”来简化汉字、统一语言，以促进中学在初等教育和国民教育中的快速普及。前文部省官员大槻如电的建议是不可弃用中文，只可删减旧学中“无益世道人心”和“徒费脑力”的部分，如科举八股等，但他主张小学不授西方科学，仍以中学教育为主。汉学家古城贞吉也建议“勿废经史百家之学”，又说“五方交通，学有长短，如废贵国之文学，则三千年之风俗无复存者，人则悉死，政则悉败矣”。前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麿与古城贞吉看法一致，他说“夫文字为国之命脉，绝国之文字，即断国之命脉也”，因此，建议学堂以中文教授史学、文学课，并主张择要开设大、中、小学的课程。
吴汝纶认真听取并记录了日本教育家们的建议，特别是长尾槙太郎的建议给吴汝纶提供了解决困境的思路。吴汝纶认为长尾槙太郎“谈教育事甚详明”，即提出了让中国模仿日本的“贡进生”制的建议：选取各地已有旧学根底的成年人入大学预科主修西学，然后再入大学专科深造，等中小学培养出可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后，就可废除这一制度。吴汝纶听后大受启发，欲仿“贡进生”制为京师大学堂预科选生，具体设想是“意拟先取年廿内外聪颖子弟，中国学已成者，为延西师，教之公学，分科略少”。之后吴汝纶将这一想法咨询于西京儒员林正躬、前文部大臣滨尾新、外务省政务局山座圆次郎以及前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麿，他们都表示“贡进生皆有根底，成学甚易，今中国可仿办也”，此法得到了日本教育家们的一致肯定。
与日本教育家的交流使得吴汝纶对新式学校的设计与具体教学的开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吴的心态。首先，坚定了吴推进教育改革的信心，其“兼苞新旧、会通东西”的办学理念在日本得以验证，强化了他办学堂以西学为主同时保留中学特别是中文的信念。其次，使吴看到了新式学堂中、西学并举的可能性，找到了兼顾中、西学教育的解决办法。一是仿日本“贡进生”制，选录有中学根底的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学生，这是吴汝纶在日的一大收获。吴曾特意写信给林纾介绍此法，称其既可快速开展西学教育，“又不至有尽弃所学而学之蔽”，同时请林告知严复，想听听他们对此办法的想法。二是受日本以切音字推广初级教育的启示，认为采用国人王照所拟的《官话和声字母》统一语音、降低识字难度以普及基础中学教育，使普通大众“皆得识字知书，渐开智慧”是一条非常好的路子。三是精简中、西学课程，努力避免“科目太多、时刻太少、程度太浅”的弊端。最后，这次考察也增强了吴汝纶经理大学堂的信心。考察日本教育使吴获得了颇多办学知识，促使他对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的态度出现转变，吴在回复弟子弓汝恒的信中说“大学堂纵有奏定章程，恐亦未必尽能推行。不如我行我法，随时改善，望老弟等酌之”。可见此时的吴汝纶已在考虑京师大学堂后续的建设工作。
与吴汝纶通过赴日考察对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的态度发生积极转向相反，清廷对吴汝纶在日的表现却并不看好。吴汝纶在日期间积极为吴稚晖等中国自费留日学生争取平等入学权，力劝驻日公使蔡钧维护本国学生的权利，对蔡钧放任日方逮捕、驱逐吴稚晖等留日学生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吴汝纶曾多次写信向张百熙寻求支持，并亲自与日本外务省长官珍田舍已交涉，还向上海各报馆披露此事，表达了对自费留学的支持和对吴稚晖等人的同情。吴汝纶的这些言行招致国内守旧派的多方猜忌，遂成“群疑众谤之的”。荣禄、奕劻等清廷大员怀疑他支持学生革命欲治其罪，张百熙虽多方回护免其获罪，但也不支持他干预留学生事务。为保护吴汝纶，张百熙曾下令让吴结束考察提早回国，绍英更是多次劝吴早归，女婿王光鸾也对吴的处境表示担忧，但吴汝纶对这些猜忌议论毫不畏惧，坚持完成预定计划和任务。
吴汝纶回国后先返回家乡，将聘请的日本教习早川新次带回安庆，“不暇问家事，即至会城，召父老，谋立学，尽极劳瘁”，从选聘教习、筹措资金、遴选校舍，到厘定章程、设置课程、招考学生，无不亲力亲为，一手创办了兼教中西之学的桐城学堂。吴汝纶在皖期间，其子吴闿生与弟子常堉璋多次劝他为免“政府忿责”不要回京，但吴汝纶认为日本对其访学之事甚是关注，如不归京办学会遭邻国轻视，这样“于义不可”。为维护国家荣誉，也为实现其教育抱负，吴汝纶仍决意北上，打定主意“如张管学待我意倦，再图南归”。此时的吴汝纶对回京办学还是持积极态度的，但大学堂内的权力争夺却愈演愈烈。１９０２年底，袁世凯入京议论大学堂不应请吴汝纶为总教习，并参奏大学堂用人“多主民权自由说”，称赵从蕃和沈兆祉二人主张革命。张百熙因受荣禄压制无力回护，赵、沈二人离职；张之洞也参奏大学堂师生思想激进；北洋官报局总办张孝谦则更是放言吴汝纶授意其创办的《经济丛编》宣传民权革命。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吴汝纶颇觉乱世难安，刚刚燃起的对大学堂的热情旋即被浇灭，回京的决心亦动摇，直至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１９０３年２月９日）吴汝纶病逝，其回京办学的想法终未实现。
四、有形与无形的影响
吴汝纶一行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离日，二十一日（２２日）抵达上海，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学务活动。此次活动吴汝纶收获颇丰，除前文所讲思想上、宏观思路上的启迪外，还获得了大量的办学经验和具体的教育材料，从多方面为大学堂的建设工作提供了帮助。
一是为学校校舍建设提供蓝图、寻找承建人。吴汝纶访日期间十分关注新式学堂的建造情况，多方收集有关资料，得到了京都帝国大学和御影师范学校的木质建筑模型，还请“卫生之名家”三岛通良绘制了各类符合近代科学标准和教学要求的学校建筑图作为新式学堂的设计参考，并引荐建筑家真水英夫承揽学堂建筑工程。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真水英夫被学部聘为京师大学堂建筑技师，主持设计和建造了京师大学堂的经科、文科讲堂和事务所。
二是为大学堂采购了各类图书、教材、仪器、图表、标本等，这些资料与器材分别经由吴汝纶学生杜之堂和绍英转交大学堂处，为京师大学堂提供了现代的教学设备与材料。为学堂教学急需考虑，吴汝纶还特别向管学大臣推荐了陈幌和戢元丞等留日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社和教科书译辑社，以及他们编译的各类教科书。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京师大学堂颁发《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至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学部审定一批中小学及宣讲所用教科书，其中多为留日学生所编译。
三是为大学堂招聘教师、延揽人才。访日期间吴汝纶受张百熙之托代招日语通译章宗祥、吴振麟、张奎三位留日学生入职京师大学堂，又以陈幌学业“尤为有根氐”推荐其充大学堂教习，还延请了服部宇之吉和岩谷孙藏两位日本教习，并荐范源濂为其通译。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服部入大学堂师范馆任正教习，岩谷任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正教习，范源濂以助教身份随其入堂，兼教东文。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章宗祥入大学堂，接替范源濂之位。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陈幌入大学堂教英文和东文，两年后又改理工科教员。可以说吴汝纶赴日考察学务之行，从校舍等硬件设施到师资等软件配置上都为京师大学堂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使京师大学堂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奠定了基础。
除了为京师大学堂的建设提供助力，吴汝纶还为新学制的构建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吴汝纶访日期间曾六次写信给张百熙，也曾多次写信给当时负责学堂章程起草的张鹤龄和李希圣，与他们交流访日心得，归国后又将访日期间搜集的各类教育资料和文件、访问记录、信札、日记汇编成《东游丛录》一书呈张百熙等人。此书涉及西方多国及日本的教育沿革、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方面面，可谓是“有关日本教育的百科全书”，日本报纸亦曾推荐此书，称其“编辑精详，虽日本自著书莫能逮也”。《东游丛录》一书为晚清教育改革和学制设计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参考材料。吴汝纶对张百熙等人提出的改革建议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改革中国教育刻不容缓，为早见成果可先行“救急速效”之法。建议大学堂先开师范馆、仕学院和预科，以速成兼通中西的新式学堂教员和略通西学之官员。可仿日本“贡进生”制为师范馆和预科考选已有中学根底的生员，主教西学知识；京师大学堂之专科教育应以培养“办事人才”为第一义，先开政治、法律、矿山、铁道、税关、邮政等培养周期短、应用性强的学科；地方先建专门学堂，学生毕业即先派给适宜之工作。
二是为中国教育长远发展考虑，应循序渐进地发展中小学教育。大学设立后需立小学，中学可在大学、小学建成，“文化渐进”后再开办。小学教育兼负为国民普及基础文化知识和为中学、大学提供生源的双重职责，为实现这一目的可采取强制入学法，并用“省笔字母”（王照著《官话和声字母》）编写《国语读本》“普教全国人民”以统一全国语言、奠定大众中文基础。中学教育以“普通科学”为主，为大学教育提供基础，课程内容需兼顾中、西学问与学生学力，因此要精简设置：“于西学则宜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
三是呼吁尽早废除科举，实现学校育才、取才一体化。不管是用救急之法还是长远之策兴办新式教育，都要以废除科举为前提才能取得成效，“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
四是奖劝鼓励学生留学，包括自费留学，并建议政府为归国留学生设置合适职位，以发挥其所学专长。
吴汝纶的建议基本涉及整个学制体系，他所建议的大、中、小三级学校系统，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分设并行的设置，以西学分科法设科的主张，表明吴汝纶对近代西方教育制度的接纳与推崇。同时吴又参考日本经验设计了符合中国情形的教学方式、课程安排、学生选拔和毕业录用方法等，特别是在课程安排上主张各级教育侧重不同：小学教育专注基础中学，尤其是国语、国文教育；中学开始中、西学课程同时开设，但暂缓外语教授；大学预备科和速成科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大学专科教育亦应囊括中西，但可先开应用性较强的西学之科。可见吴汝纶力图在西方教育制度框架下维系中学教育，有将中学知识纳入西学分科体系的意识，以实现中、西学并举。以上建议处处体现着吴汝纶“兼苞新旧、会通中西”的教育理念，可以说他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中体西用”设计的办学思路。
吴汝纶的“兼苞新旧、会通中西”的教育理念虽与大学堂主持者们存在差异，但仍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管学大臣张百熙费尽心力聘请吴汝纶任总教习，对吴自是十分看重，张属意让吴最终审定大学堂章程，曾派绍英邀请吴参与定章，也曾令张鹤龄征询吴对章程的建议，对吴汝纶的东访日本更是鼎力支持。张鹤龄、李希圣、李家驹、赵从蕃等大学堂各执事虽然“各为问题，研究学制复旁及理财、兵、农、工、商诸端”等，但他们都希望吴汝纶能为其提供建议。张百熙曾设想等吴汝纶归国后再敲定各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但因政府催促，张不得已才“如是忽遽”将初拟的章程“一面送阅，一面上奏”。因此，吴汝纶虽未直接参与《壬寅学制》的制定，但其所提建议与所供诸多材料应会被张百熙等人重视并参考。以后会同张百熙共同制定《癸卯学制》的张之洞等人，对吴汝纶的考察结果也是重视的，为张之洞谋划章程的罗振玉在吴汝纶归国后即登门拜访，而荣庆在接旨管理大学堂的第二日即“阅吴挚《东游丛录》”，可以说吴汝纶为《癸卯学制》的制订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考察晚清新政中教育改革的情况可以发现，吴汝纶的诸多建议虽未被张之洞等主导者完全采纳，但还是部分融入了其制定的政策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张之洞等人制定的《癸卯学制》极为注重经学教育，将经学特列为大学堂八科之首，但又在《奏定学务纲要》中规定“经学课程简要，并不妨碍西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只专讲经学精义而不务奥博”，这种取向与吴汝纶精简中学教育内容的建议是相契合的。纲要还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保存国粹”，“小学不兼习洋文”，以中国文字功课为重，这与吴汝纶力倡的以中文保留中学的主张是一致的。特别是“各学堂皆学官音”、“以官音统一天下语言”，“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的规定，与吴汝纶所提以“省笔字母”普教全国人民以统一全国语言的建议完全相同。此外，吴汝纶虽未能正式执教京师大学堂，但秉承其思想的桐城派子弟陆续进入京师大学堂，或执事或执教，从多方面为大学堂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努力，在民初京师大学堂向北京大学转型的关键时刻，桐城派子弟更是一度掌握学校领导权，见证、参与、影响了这所近代大学的建设与成长，也使吴汝纶的教育理念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得到了长久的存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由上可见，吴汝纶“兼苞新旧、会通中西”的办学理念虽未成为京师大学堂和新学制的指导思想，但它事实上被诸多改革者认识、接纳并融入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对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教育思想上求变与创新，在教育实践上探索与尝试，这也许是吴汝纶给中国教育留下的最大财富。
（作者：田正平、裴子卫，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