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范源廉(1875—1927)，具有多年从事教育行政的经验，清廷于1905年创立学部后就入职其中，民国元年时与蔡元培通力合作，改造封建教育，此后更几度出任教育总长，是一位实践的教育家。其实，范源廉对于中国师范教育，特别是高师教育，影响至深，其所创立的高师教育分区制，惠及了无数的学生，身前就已被尊称为“师范教育之父”，然限于历史的尘埃，几不为人所识。

范家本籍江苏，后世居湘阴，其父范琛，“以儒行见备乡邑”，在长沙做塾师维持家庭，家中有长子范源廉，长女二姑，幼子范源让(即范旭东)。范琛于1889年不幸去世，留下一门老小相依为命，全靠其妻谢氏及其妹缝缝补补维持家计，只能免却饥寒而已，但谢氏“志行高迈”，从不“戚戚于所遭遇”，反而时常训导兄弟二人“善继父志，毋贻家族之羞”。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范源濂先生

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朝野震荡。江西人陈宝箴临危受命，升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并设立时务学堂，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引起强烈反响，第一次“诸生投考者近四千余人”，只录取了40名左右，可谓千里挑一。后又经两次招考，共有学生近200名。梁启超曾任该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向学生宣传民权平等学说和变法主张，为维新运动储备干部。正值青年的范源廉，或许是受了风气的鼓荡，毅然辞职，投考时务学堂。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远遁日本，思时务学堂有志青年废学之可惜，便函招他们来日求学。范源廉接函后，义无反顾，踏上了勤工留学的道路。抵达日本后，苦学身日，夜以继日，触发旧疾，不幸病倒，病榻之上仍编辑日本明治维新诸元勋小史，尤其服膺福泽渝吉之伟业。刚好医院旁有一小学，从窗口可以看到无数天真烂漫的儿童，忽而列队、忽而唱歌、忽而游戏，精神非常活泼，范源廉甚为感动，穆然神往，于是学师范、治教育之志愿，终身不复动摇矣。即便是1900年回湘省亲途经汉口，被同志以“范师范，糊涂旦，不知有汉，想吃教习饭；反说别人胡干，革命吓出一身汗”等句讥讽，亦不为所动。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总长，他却找到了共和党的范源廉，想请他做助手，为此两人还有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想为中国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二人超越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合作的时间虽短，办的事很多。蔡元培之所以找到范源廉，乃是“深知其怀有抱负也”。蔡元培与袁世凯的政见不合，亦鄙夷其为人处世，便舍弃了官职，此后主要由范源廉负责中央教育行政。

高师究竟是该继续存在，并且升格为师范大学；还是应当取消，以全力建设普通大学，两派“争辩甚烈”，范源廉没有参与这场笔墨官司，但是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立场及观念，即就任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而来，在近代兴学史上，北京高师是“六大高师”中唯一一所一直坚持师范性的学府，其他五大高师，或与他校合并改组，或直接升级为普通大学，高师教育一度岌岌可危。而范源廉素来注重师范教育，且他与北京师大极有渊源，1906年的筹办就出力不少，不意十多年后因缘际会出任其校长。当时学校因风潮叠起，致使校长一直空悬一年有余，公开范源廉为校长后，校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欢迎的，也有怀疑的。

范源廉先生书写的北京师范大学校训“以身作则”

1923年11月，范源廉结束欧洲考察后，来校就职了，在学生自治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作了一番演说，他这样讲道：“学校是社会国家里的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社会或国家的一个赘疣，他自有他的生命。‘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自然应该也有他的生命，但是他的生命，究竟何在呢？师范学校是施行师范教育的地方，教育是应该有意义的。现在本校教育的意义，究竟若何？这两点是要弄个明白，不可含糊放过去”。

他从“维持大体，整理秩序”入手，每天按时到校办公，随时约请教职员谈话，了解情况，学生方面有意见或建议，亦可以送达。校务情形摸清以后，便开始整顿，把那些挂名不管事的兼任系主任都更换成有责任心的人，所请的教授也都很努力，特别是兼任讲座教授，如梁启超、蒋百里等不仅能按时上课，甚至比一些名教授还肯负责任；同时又下大力气整理校园环境，将公认为不长花木的琉璃窑旧址弄得绿荫遍地、百花烂漫。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师生们更加钦佩。1924年1月13日，孙宝琦组织内阁，发表范源廉为教育总长，就职之初就有怀疑，担心范源廉“不会安于这种穷学校”，为此范源廉于是月16日午后召集各班学生代表开谈话会，明确表态“教长之职，决定不就”，并请代表“转告同学，务安心就学。”他选择与师大共甘苦，让疑云一下都消散了。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京师虽为首善之区，但是对教育却异常漠视，当时北京的“国立八校”积欠极其严重，已达一年有余，1924年9月，新学期即将开始，经费毫无眉目，校务无法进行，八校校长愤而辞职，范源廉的态度最为坚决，他表示“无论如何绝对的不再担任校长之职务”。他曾经比较过教长与校长两种职务，觉得“居校长地位，尚可对于教育事业踏实办理；就教长以后，反不能办理教育”，可见他愿意也喜欢做师大的校长，否则就不会辞去教长一职了，任职尽管只有半年有余，但师大学风为之一变，梁容若也说从小学到大学，接触过不少校长，悠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范源廉校长。

范源廉辞职离校后，学校教师、学生多次挽留，并且派出代表到天津动员他回校，但他表示“对于校长职责亏累实多，未可更为冯妇”，辞职之意，甚为坚决。此后，他主要负责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事务，1927年12月，不幸因病去世。

范源廉先生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委任状

观范源廉的一生，是为高师求独立生存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为中国教育求普及的一生。他对于高师教育的认识，没有男女之别，没有党派之利，没有乡土之观，没有内外之分，也没有孰高孰低的世俗之念。他很早就注意到为中国培养女性师资，所以无男女之别；他自己是共和党人，却愿意与国民党人合作，并没有少受前辈朋友们的指责，但他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党派之利；他察觉中国缺乏大量教师，故而创设速成师范，虽然明知其不合格，但坚信有总比没有好，在高师与大学之争上也是如此，只要是学校，就是社会组织的一员，自有它应有的作用，不认可什么“大学高、高师低”之说，故而他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他所设计的高师教育分区制，是为中国教育量身订做的，为了它的顺利推行，不惜停办家乡的湖南高师，没有少受同乡的指责与批评，但他心里装的是整个中国，故而没有乡土之观；不可否认，速成师范与高师教育分区制背后有着极其明显的日本因素存在，这与范源廉受教育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两项是日本发展新式教育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范源廉加以借鉴并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所以没有国内、国外、美国、日本、之分。

可惜的是，这位实践的教育家，他的理想、他的计划、他的抱负“竟不得一当以见诸施行”，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范源廉自己对此并不特别在意，吴家驹曾记与范的一次谈话，范这样说到:“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毋庸顾惜，我人既有一定之宗旨，只要一息尚存，力守不变，将来时机凑合，必有贯彻之一日。

（作者：张礼永，本文节选自《当代教师教育》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