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龚书铎先生已经仙逝一年了。一年来，我常常会想起他老人家，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教诲，想起在北师大随他读书治学的那些温馨的日子。

我得知先生之名是在1982 年。那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并逐渐对中国近现代史发生兴趣。当时师大历史系的师资队伍十分强大，名家辈出。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不待言，中国近现代史的教研力量也相当雄厚，且不提奋发有为的郑师渠、房德邻、史革新、王开玺、孙燕京、李志英、叶丹等那时还年轻的老师们，较为年长并给我印象很深的，除先生外，还有张守常、王桧林、方攸翰、荣国汉、梁义群、郭大钧、李慎兆、鲁振祥等前辈。1983 年，先生成为历史系主任，我们对他就更为熟悉些。但先生知道我，却已到了1985 年。那年的上半年，我获得保送研究生的资格，所选报的专业就是中国近现代史，而喜欢的研究方向则为近代中国文化史。先生约见了我们，并进行了一次相当于“面试”的谈话。我至今依稀记得当年能够如愿学习近代文化史的喜悦心情。

上世纪80 年代初，正是文化史继民国之后又一次勃发的时期。在当时重新掀起的文化史浪潮中，先生是潮头人物，堪称新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率先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并以此为方向，于1984 年招收了首批研究生。该方向当年的研究生导师一共有两位，除先生本人外，还有一位是他的老朋友、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先生。他那时候在北师大历史系兼职。

我属于龚、李合招的第二批研究生，1986 年9 月正式入学。我们这一批研究生包括3 位保送生在内，一共有7 名。这在当时已经是人数很多的专业方向了。由此既可窥当时该研究方向所受欢迎的程度，也可见先生敢于开创新局的宏大气魄。

龚书铎先生

我由于是大三已被免试推荐为研究生，实际上等于提前一年接受先生指导。在那提前的一年“预备”期中，我最大的收获，是在先生和史革新老师的指点下，尝试对张之洞与晚清儒学的关系进行研究。按照先生的要求，我很吃力地将《张文襄公全集》20 函逐一阅读，并做了厚厚的几本笔记，最终完成了一篇以此为题的本科毕业论文。那篇论文虽然写得一般，但当时却得到了先生及时的鼓励。先生特别肯定文中引用张之洞晚年《惜春》一诗，来说明张氏对自身新政活动“事与愿违”的可能后果并非一无所知一事，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发现”。该诗云：“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为惜花时；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大约从那时候起，我似乎朦胧地找到了一点从发掘一手材料入手、进行史学研究的感觉。正式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两位导师都给我们上过近代文化史专题课，所讲内容包括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化变化，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辛亥革命与新文化等专题。但当时的讲课不像现在这么古板正规，而是聊天式的。除了内容新鲜、信息量大、思想深邃之外，两位先生的个性，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性格迥异:一温文尔雅、老成持重;一才情横溢、豪迈奔放。李侃老师讲到忘情处，竟然会叫我们中“太聪明的，不要学历史”，而当改学某某应用学科。而我们将他的话求教于先生的时候，先生却笑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但两人也有一致处，就是烟瘾都奇大，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吸”烟，而是“烧”烟，要一根接一根不停地点上。正是在这烟雾缭绕的熏陶中，我个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史的无穷魅力，且终于在“史学危机”声声不断的时节，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在龚、李两位导师中，先生自然是“常务”。他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为了敦促弟子们多读书，随时了解其思考动向，以便及时而有效地进行指导，他曾采取过一个让当年的我们无法偷懒、倍感苦恼的措施，就是要求我们每天必须坚持写读书笔记，还规定每周都要上交给他亲自批阅。具体做法是，指定一个同学专门负责此事，每到周末，就把大家的读书笔记收上来送给他。他的批阅也不是走过场，而是仔细阅读我们的笔记之后，认真批上自己的指导性意见。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册研究生阶段先生以红笔批阅过的读书笔记。其中，有改正我错别字的，有纠正我弄混某著作作者名的，甚至还有提醒我日期错乱的，比如，1987 年12 月14 日，他就在我的读书笔记本上批阅道:“本周日记，月份都写错了”。每次凝视先生这几个红色批字，我都忍不住要自嘲当年的马虎，而先生那种亲切责备的神情，也会活灵活现地浮动在眼前。

多年来，我常常会拿出这本笔记来翻阅。每当我困乏于指导学生论文的时候，就会想起先生当年如何当老师。简直难以想象，百忙之余的他，仅仅是每周耐心批阅7 个硕士研究生的读书笔记，就要花掉多少时间!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不能不打起精神来，努力工作。我也深知做读书笔记的好处：它能持久锻炼学生积累、提炼和归纳问题的能力，能帮助学生不断整理思想，养成日常思考和写作的良好习惯等等。但我却只能是一般地要求学生们自觉去做，实没有勇气像先生那样，每周都亲自督查和批阅指导，尽管我的学生远不如先生当年之多。

龚书铎先生在工作

先生还非常关切学生研究的问题，经常及时地提供各种研究动态和信息。有时到他家，他还会送给或借给我们一些与研究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供学生参考。如有一次他从台湾访问归来，带回一本大陆难以见到的沈松侨先生1984 年版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一书，就曾专门留给我细读细看。那时，我硕士学位论文《试论五四后期的“东方文化派”》刚刚答辩，见到此书，如获至宝，对“反新文化运动”的提法也甚为喜欢，觉得很有创意，连夜将其一气读完，颇有认知收获。后来我有机会结识沈松侨先生，把此事告诉给他时，他感慨此书在台湾也少有流通，而在当时的大陆竟然能产生影响，实在为一幸事。

先生博览群书，对文化领域的许多门类都有丰富的知识。他曾因精通戏剧史，而被北京某专门学院郑重聘调，这一故事是当年我们这些学生津津乐道并引为自豪的。先生认为，一个文化史的研究者如果视野狭隘，知识贫乏，缺乏思想能力，将难有作为。因此，他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广博的求知欲和理论兴趣。我读本科生高年级时，他专门为我们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侯外庐先生的弟子步近智，讲授中国思想通史；读研究生时，他又请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王道成教授，专讲中国科举史，同时请本校艺术系的李含中老师，系统讲授中国美术史。其中，美术史课经常放幻灯片，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另外，他还要求我们必须系统学习各部门文化专史。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广博的文化史知识传授和训练，对于后来我们形成必要的研究视野，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先生是严师。他说话慢条斯理，温和可敬，但对学生的治学和做人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学生不专心学习，或拖拉作业，治学不严谨，写作不认真，或处事不妥当，他都可能给予严肃的批评，有时甚至一点不留情面，学生们因此往往很“怕”他。我亲眼见过多次他批评自己学生的情景。有一次，他批评一个学兄不分青红皂白，将正确和错误的思潮归并在一起，以“形形色色”统而称之为不当，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而我自己，当然也少不了挨他的批评。

记得博士毕业那年，因为想调换答辩地点，我就“遭遇”过他的一次严厉批评。当时，先生的博士弟子答辩，一般都在文史楼的一间光线很暗的旧办公室里。而我有个学长正好负责管理文史楼附近学校新修的留学生楼，他得知我要答辩，主动提出，那天留学生楼恰有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空着，可以无偿借给历史系一用，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效果也要好些。于是我就去找龚先生，问可否考虑换一下答辩的地点，结果却遭到他一顿“训斥”。大意是，像白寿彝先生那样的大历史学家，多少年在这栋楼里工作都不嫌它破旧，现在它居然“容”不下你了!答辩重在内容，形式和场地有何要紧？要是答辩完成得很差，那才真正可羞。我被批得满脸通红，赶紧低头认错，惭愧而出。

龚书铎先生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先生在原则问题上是严格、严肃乃至严厉的。他很有原则，但同时也宽厚。学术上有所批评时往往针对现象，并不及人。他常常讲“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反对苛求于人。而当他以此言来为学生出版著作作序时，则既洋溢着对作者宽厚的肯定、勉励，也暗含着不要骄傲自满、努力空间还很大的提醒。

严于律己，是先生留给弟子和许多人的深刻印象。治学上自不待言，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从未见到过他在各种场合迟到。每次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请他来开会、答辩，他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前来，谢绝接送，且总是提前到达，丝毫不摆大学者的架子。在他高龄的时候，我们请他到人民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只要不与他事冲突，他都一定认真准备，如约赶到，且每次都讲得满头大汗。先生是“天生”的历史学家。他有宏阔的综合视野，也有惊人的记忆力。尽管所参与领导的学术行政和教育事务众多，他却总是井井有条，从不忘事。先生也世事洞明，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不是那种只知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学究。先生终生信奉唯物史观，认为实事求是乃唯物史观的灵魂，并形成他鲜明的史家个性。他晚年称自己的书斋为“求是斋”或“求是室”，曾出版《求是斋随笔》和《求是室文集》上下册，由此可见其治学精神和人格追求。

前年11 月，在先生逝世后的那些极度悲痛的日子里，我曾一再重读和体味他的《求是斋随笔》和刚刚出版不久的《求是室文集》，并写下挽联:

先生一代名师，多超凡之处，弟子永远学不尽；

史学千秋伟业，仅求是一端，门人已足奉终生。

如今，先生去世已经有一周年了。在这特别的时刻，有关先生的往事不断涌现于脑际，遂谨作此文，以表达对于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作者：黄兴涛，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本文节选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