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９月，我的导师赵光贤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3岁。导致赵师去世的直接原因是肺病感染，然据医生讲，实则是由于肠胃功能逐渐丧失而致长期营养不良。赵师数十年前即因胃溃疡而动大手术，将胃部切除四分之三，以羸弱之躯而得享高寿，已是奇迹。故最终去世的原因并非由于病患，实为天年已尽。多年以来，我亲眼目睹赵师随着年事日高而逐渐衰弱、终至记忆不清神志衰退的全过程。特别是最后两三年，每见先生一次，便见他又衰老一层，心中往往百感交集。尝与师兄晁福林言：如果说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使人赏心悦目，那么生命的衰老和消亡则实在令人悲哀。

赵光贤先生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先生逝世已近七载，而在师门受教和与先生相处的种种情景，却时时涌上心头历历在目，因撰此文，聊寄对先生的怀念追忆。

先生于1938年秋考人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师从陈垣（援庵）先生，本来是打算专攻明清史的，毕业论文《明失辽东考原》极为出色，获陈垣先生很高评价，因得以刊于《辅仁学志》。但从后来先生一生研究的主体看，他的主要成果却集中于先秦史。刘家和先生曾因此而问他：“提庵先生从来不治经学，不谈先秦史，您是怎样用援庵先生的方法来研究先秦史的呢？把您的经验写出来，不是对于后学很有益的吗？”先生因此而先后撰写了《我的自述》、《我是怎样向援庵师学习的》、《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陈援庵师轶事》等几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先生入援庵师祖的门下是在1938年，但仰慕援庵师祖的学问却是远远在此之前。按照先生的体会，他从援庵师祖那里学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便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搞考证必须遍览群书，认真核对。

后来先生常讲古人所说史学、史识、史才三者的关系中，学不足可以弥补，勤学即是；才不足文虽不美，表意即可；唯有见识最为重要，因为倘无见识则不能发现问题，纵然经史烂熟，也不会有独创的心得，徒然重复旧说而无新意。先生后来于《我的自述》中开篇就强调“学史贵有心得”，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先生于讲课时还曾多次引用胡适先生所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所谓小心求证，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才说十分话”。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最基本方法。换言之，凡不认同这种方法且在实际研究中不能切实运用这种方法的人，严格地讲便不能算作史学工作者。先生的这种教育，对我后来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帮助。

赵光贤先生（左二）与赵沨、钟敬文、张岱年、季羡林先生合影

可以说，在师门学习三年，先生对我的最大教益，便是使我了解和掌握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初步实现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跨越。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带研究生，教诲学生严格而不古板，重在引导学生掌握研究方法；且无门户之见，并不要求弟子一定要遵从己说。正因为如此，才使弟子们没有思想束缚，在先生面前毫不拘谨，敢于畅叙己见。

先生书法功力甚深，早年曾有较大名气，学术界凡知之者（如先生的好友启功先生）均评价很高。但先生极少以字赠人，晚年尤甚，惜墨如金，故后来一般人并不知晓。我向先生求字，先生思之再三，写了一副对联给我：“胆欲大而心欲小，智宜圆而行宜方。”此联取自《聊斋》，语虽平易，内中实蕴含着做人做事的深刻道理。因先生极喜《聊斋》，故书此联以赐我。尝与我言：“《聊斋》文笔师法《左传》，熟读揣摩可受益无穷。”我自幼本来就喜读《聊斋》，此后更着意遵照先生的话去做，从写作行文的角度去体会《聊斋》，后来感觉的确受益匪浅。

赵光贤先生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

先生为人方正，不苟言笑，我想这是先生的性格、经历和所受教育使然。但先生行事并非处处刻板，对门下弟子尤为亲切，平日除学问之道以外，家长里短无所不谈。故而我自忝列门墙之后，与先生便始终保持着较为亲近的关系，无论学问之道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均乐于向先生直抒胸臆，一吐为快。

先生是治《左传》的名家。其代表作《〈左传〉编纂考》名闻海内，许多精到的议论见解皆发前人所未发。我自初从先生学习，便将《〈左传〉编纂考》作为学史门径，遵照先生教诲，尽可能广泛地阅读前人研究《春秋左传》的有关著作。我受先生的熏陶教诲耳濡目染，多年来先后也写了几篇关于《左传》的文章，有《论左传预言》、《左传材料来源考》、《左传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等；目前正撰写《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我准备集中使用今后几年的时间，完成久已想做却始终拖延的《左传探源》撰写。这虽不能报先生云天之恩于万一，但相信是对先生追念的最好方式。

（作者：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副主编，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