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在这重大节日的前夕，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父亲。他解放前出长北师大十余年，曾为北师大的生存和发展付出过心血，尤是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为了保存北师大的实力与元气，保持北师大的传统与校风而弹精竭虑，不遗余力。

父亲于1919年毕业于北师大。后官费留美。192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即返国任教。1930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师大代理校长。1932年，被任命为北师大校长。1945年秋离校。父亲不仅是解放前北师大校长任期最长的一位，也是在国家时局动荡，北师大面临存废关头被任命的，因此肩负的使命尤为重大。

李蒸校长

父亲赋予师范教育以重要意义。他曾说过：“我们要注重师范教育，无师范教育便无教育，我们要认清，教育重于一切事业。“父亲一就职便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取消高等师范教育制度之谬论进行斗争。他南北奔波，据理力争，发动舆论攻势，终使停办北师大之决议未能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通过。与此同时，父亲着手整顿校务，完善规章制度，提高授课质址，并增添设备，改善生活，在短短几年内培养出一批批优秀师资，以实际行动证实北师大有资格成为与国内一流大学齐名，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的高等师范教育最高学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师大奉命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父亲仓促赶赴西安进行筹划。临大于1937年11月开学，后因战事吃紧，又于1938年3月迁往陕西省城固县。父亲与其他校领导率全体师生编队徒步行军，在崇山峻岭的古栈道上风餐露宿十余日始抵达目的地。1938年4月临大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8月联大奉命改组，原北师大独立设置，易名为西北师范学院，父亲被任命为首任院长。1940年4月学院又奉命迁往甘肃省兰州市。自抗战以来四年之间，学校三次易名，三次搬迁，其困难与损失程度可想而知。为了保存北师大实力，延续北师大校史，父亲只有接受现实。他两次赴兰州勘选新校址，在各界的协助和不侵占农田的原则下，最终选定在市郊十里店黄河南岸的荒滩地上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学校采取逐年搬迁方案，直至1944年夏始完成迁校任务。建成后的西北师院设有培养本科生的十个系，几个专修科和进修班，还设有研究高深教育学术专题研究所，开辟了社会教育实验区，及供实习的附小、附中、师范部等，条件虽差，规模不小，学校聘用的几乎全是北师大的原有师资，实际上，西北师院就是北师大的继续，是北师大在西北地区建成的一个培养人材的完整的教育基地。

李蒸先生

父亲谈到学校的成绩和贡献时说：“师大已为国家培养了数于名青年导师，组成了国家的教育干部，这种力量是潜伏的、永久的、扎实的社会基层。”“本院前身北平师范大学为国内少数著名大学之一，其教授人才济济，图书仪器设备之充实及校舍教具之齐备，较诸国内任何大学亦无逊色。尤以校风纯良，适合培养富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之中等学校师资，在国内实属唯一无二之最高师范教育学府。”

抗日战争的爆发，虽然摧毁了北师大原有的物质基础，但也给予父亲展示另一种才能的机会，即不畏艰难，埋头苦干，身体力行，任劳任怨。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做过的一些值得称道的事迹，我们都是在他逝世多年以后，从校友们的回忆文章中才知道的。1945年父亲离校时受到师生的竭力挽留，他本人也对学校依依不舍。后来父亲考虑到北师大自三十年代起就处于派系斗争中的劣势地位，在战后复校问题上定会遇到阻力。为了使北师大复校时“在政治上有力量抗争”，他认为自己调到“中央”工作更为有利。后来事实果如他所料。

李蒸先生题词

1949年4月，父亲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北平和谈”。这是一次历史的机缘，也符合他本人的愿望。父亲被认为是“社会贤达，搞教育的，政治色彩不浓，态度比较超然”来参加”和谈的，他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父亲病逝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当时的悼词中，也肯定他是“老教育家，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文教组副组长期间，仍然关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当他去外地考察，他都深人学校了解情况，举行座谈听取意见，然后根据笔记整理成书面建议，向有关单位反映。

当北师大迁入新校址后，父亲曾集体参观过。他目睹了学校扩大的规模和各方面的进展，在向我们讲述时，兴奋之情溢千言表。尤其是当他看到体育馆的设施，使他回忆起当年费尽心力筹措资金建起来的风雨操场，曾被认为是一项壮举，而与今日建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受到重视的程度，新旧社会对比，使他感慨万千。

改革开放以后，北师大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曾幻想，假如父亲今天还健在，当他看到北师大将以怎样辉煌的成就来迎接百年校庆时，他不知会感到怎样的欣慰呢！

（作者：李溪桥，李蒸先生之女，本文选自《我与北师大——北师大百年校庆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