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学前教育教研组。除了继续之前一贯关注的儿童游戏和玩具研究外，我开始重点研究蒙台梭利教育，并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送走了研究班的学生，我已经满七十岁，于1987年年底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的学前教研组给我开了个纪念会，给我庆祝七十岁生日，当时的主任祝士媛还特别请启功先生给我写了个“教永春长”的题词。

过了三年，到了1980年，当时的教育系主任顾明远来找我，希望我还回来。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系里。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初次招收硕士研究生，领导分配我担任导师。之后教育系又开办了一届学前教育研究生班，系里又把这项任务给了我。

　

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学前教育的奠基人卢乐山先生

在我担任幼稚园教师时，增加了自由游戏的时间。例如：早上孩子们到园的时间不齐，有早有晚，在这个时间我准备一些桌上的游戏玩具，如小型积木，仟板，穿珠子等，幼儿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操作。等到上课时间到了，就转向集体活动。这些都是由教师选定材料，在教师指导之下进行的。

当时，我认为游戏只是一种适宜的方法，孩子容易接受，对游戏本身并没有去研究。我开始研究游戏，是受苏联专家影响。苏联专家来了之后，肯定创造性和自主性游戏，这在当时也令我很有启发：我们认识到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于是开始强调游戏的教育作用，注重创造性游戏的开展，并明确了游戏是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教育的有力手段。

这一时期，我们对游戏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认识到创造性游戏是幼儿反映生活的有利手段，为了更好地开展游戏，事先总要在作业中带领孩子们认识环境。例如第一天参观了商店，第二天教师就准备反映商店活动的玩具材料，启发幼儿玩商店游戏，帮助他们分配角色，摆好商店的“货物”和一些必需品。此后又注意帮助幼儿在同一时间开展不同内容的游戏。例如有商店游戏；也有家庭游戏（娃娃家）反应亲子之间的活动；有乘汽车的游戏，包括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的活动等等。为了丰富游戏的内容，教师往往启发不同游戏组的幼儿将几个游戏联系起来，如“父母带着孩子，乘汽车到商店去购物”，这样就把三个不同主题的游戏串联在一起。

后来，我有机会和国外联系，初步接触到蒙台梭利教育。它在其他国家既曾受到过不少赞扬，也受到过不少批判和反对。特别是在美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衰落后，又获得了复生，并且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于是我想，对这个意大利女教育家，应当仔细了解一下。

卢乐山先生组织的教育教学讲习会

写《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的时候，我没能去国外查阅资料。这本书的材料，得益于在文学院工作的挚友杨敏如，杨敏如有个哥哥叫杨宪益，他的爱人是英国人，她有一本蒙台梭利的书，但只是很薄本的小册子，托杨敏如转给我。等看完了这本书，当时就有同事劝我干脆翻译出来吧。可是我尝试了一点点，发现不好翻译，因为这本册子不太全，前后有些内容自己不是很明白。于是我就想，多看点吧，兴许能翻译得好些。这样一连好几年，慢慢地就我所看到的，我写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这本书，他们都评价这是国内最早的蒙台梭利专著。

随着改革开放，更多新东西涌进中国为人所知，我对蒙台梭利教育的看法又有些转变，我又写了《实事求是地对待蒙台梭利教育》等等，讲述了怎么学习蒙氏教育的问题，这就和最早那本书里的立场和内容有所不同了。

我们学习蒙台梭利，如果要完全按照她的教育去实施，只能作为一个试点研究或实验，看看效果好坏如何，不能简单地就让全国都按蒙台梭利一个模式。有比较，才有鉴别，便于取长补短，也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认识，使思想更开放、活跃，对蒙氏教育的看法也会更客观，实事求是。有人说：“如果将一种不同的肥料加入蒙氏教育之中，将会出现更强壮、更健康、更美丽的花朵。”

启功先生为即将退休的卢乐山先生题词

1983年9月，我随教育部幼教处的领导赴比利时考察幼儿教育。去比利时参观了一个礼拜。我们在比利时参观幼儿园，可是作为组织者的教育部，并没有礼物提供给我们来赠送给他们。我就请了我们师大幼儿园的宣清亚老师，让她把我们幼儿园孩子做的手工作品，收集了一些，都是些精巧的折纸或者图画，作为礼物送给比利时的孩子。收到礼物的孩子非常高兴，对中国孩子的手工和创作很佩服。

从比利时回来不久，我们在1983年11月，又从北京前往印度。这次去印度，主要是参加研讨会，和许多国家研究儿童游戏的工作者一起，探讨儿童游戏这个主题。会上，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怎么开展游戏。做完大会发言后，我还带了一些中国的玩具在会场外面做了个展览，我们在旁边做介绍，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士驻足观看。他们觉得中国的玩具做工很细致，一些儿童能动手玩的小玩具让他们很喜欢。

（本文节选自《卢乐山先生自述》，刊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3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