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北师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可以上溯到王国维。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我们有刘盼遂先生。

刘盼遂先生是河南人，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第一个研究生班的首名弟子，他的直接导师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投昆明湖后，遗体被捞了上来，当时只有一个梳着长长辫子的人跪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刘盼遂。刘老师个子不高，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是传承王国维学问很重要的一位学者。

他是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历史……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我大一有幸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课。那是1955年，当时他还不算太老，政治上也还风平浪静，所以他没有被剥夺上课的权利。

刘先生上课非常自由。我现在的印象就是，他给我们讲了好几个月《史记》，《史记》里的名篇基本上都讲了。他的学问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讲《廉颇蔺相如列传》，光是对这个“蔺”字，他就用考证的方法，考证了整整一节课。可是他操着一口非常浓重的河南口音，这对我这个刚到北京的南方学生来讲，怎么也觉得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明白。一方面是因为他河南口音非常重，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那些背景性知识掌握还不是很丰富，所以我没听懂。可是程度比较好的同学都听懂了。哇，都赞美不绝！同学们说，这就是北师大之所以为北师大、北师大中文之所以和北大中文并列全国第一的原因——因为有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有这样学问功夫很深的人物。

可是我听不懂，并遗憾地认为这是我很大的损失，怎么办呢？于是凡是刘先生下一次课要讲的内容，我就事先预习。我预习每一篇他即将要讲的《史记》章节，一定自己都看得差不多了再去听课。听不懂河南话，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做笔记，专门看他的嘴型。因为我已经预习好那些知识了，就可以对照口型来帮助识别和理解，就这样，我慢慢从基本听懂到完全听懂。所以，《史记》学得非常扎实，这是因为刘盼遂老先生讲得非常精彩。

刘盼遂先生

刘盼遂先生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藏书家。他最有名的一部藏书叫宋版《十三经》，是无价之宝。刘先生爱书爱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个藏书的书房，他自己也睡在那个地方。北京的冬夏气候变化很大，夏天下雨的时候很潮湿，而冬天又很干燥寒冷。古书的书页在气候潮湿转为干燥的过程中就会有变化，可能会受损。刘先生真是爱书爱到了跟生命一样重要，因此他冬天从来不烧火炉，宁愿挨冷受冻，也不愿意让他的书遭遇到破坏。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书，后来由他儿子送给了我们图书馆。其中有一本书叫《大明通典》，据说全国就此一部，这孤本记载了明朝各种各样的法律、守则等等。此外，还有很多别的藏书，都是很珍贵的，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家。

“文革”的时候，他想用生命来保卫他的这些书。结果旁边学校的那些红卫兵多次到家里抄家，把他的书弄得乱七八糟。最后把这些书，一捆捆地都抄走了。据说是送到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实际上分散到了好多地方。他最珍爱的宋版《十三经》从此流失，下落不明。

我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反复地来讲我这些老师们？一方面，是说明北师大中文系教学研究的实力很强，在全国是顶尖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对我日后学术生涯的影响，对我学术研究的一种启示。

我可以这样说，老师们的这些课程，他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我都会想到这位老师或那位老师。所以，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不进北师大中文系，接触不到这些老师，我的学术会失去血色，我可能一无所成。如果说，我今天在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方面，作出那么一点点小的成绩的话，都是跟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密不可分的。所以老师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他们是我历史和生命的一部分。谢谢您，我的老师们！

（作者：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本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3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