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我和绍武如愿进入了中文系。入学不久，1956年春节，我就和绍武结婚了。

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大师云集的地方，那会儿师大中文系蜚声业界的“八大金刚”都健在：有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刘盼遂、李长之、陆宗达、萧璋、俞敏等老师。这些老先生与他们的得意弟子们交相辉映，构成了那个年代师大中文系的盛世。

陆宗达先生给我们讲授《说文解字通论》，刘盼遂先生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记得刘先生平素生活俭朴，吃穿非常简单，穿的衣服常是洗得发白，袜子也是打了补丁的。他的藏书极多，其中珍藏有全国仅有的宋版《十三经注疏》一部。可惜的是，在“文革”破四旧时，先生的大部分书籍被毁，让人非常惋惜。这是后话了。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先生

李长之先生、谭丕模先生给我们讲《文学史》；王汝弼先生、启功先生、梁品如先生讲《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俞敏先生讲《现代汉语》；杨敏如先生讲《外国文学》等等。先生们授课严谨生动，文采卓然，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例如启先生讲的是唐诗宋词。他讲课特别认真负责，讲课内容十分充实，注重基本知识（如诗词格律），结合着旁征博引，而且感情充沛，热情洋溢，经常满怀激情地在课堂上为我们朗诵古典诗词。先生平日里很幽默，很有亲和力，所以课下的时候我们跟先生的交流就比较多一些。

刚入学，我们首先被告知自己必须为每一门课准备一个小提问本。对于老师每天所讲授的内容，有不懂的问题，或者相关的其他问题都可以提问。由每一门课的课代表负责收集每天的提问本，提交给任课老师。老师会根据同学们的提问，安排专门的时间为同学答疑。我那时学习比较用功，第一学期几乎所有功课都是5分（满分），只有“现代汉语”课是4分。所以我倍加努力学习这门课，当时任课老师是俞敏先生。有一次，我用提问本提了一个问题，俞敏先生叫我去答疑。见着我，俞先生翻了翻本子，冲我说：“这是你写的字？游击习气！”这是我入大学以后，第一次受到老师批评，也是唯一的一次。从此我开始练字，争取能够写得好一点。

不过还是有许多遗憾。因为入学后不久就开始了政治运动，“反修”、“反右”、“大跃进”等各种运动纷至沓来，我们也被卷入了运动之中。许多原本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都被用在了运动上，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读很多的书。

对于在速成中学遭遇“反革命嫌疑”的批斗，我始终不能释怀，在绍武的坚定支持下，我给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如实说明了事情原委。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耀邦书记的重视，组织了由团中央、团市委和师大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复查。最后，调查组专门找我谈话说：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你没有任何问题，今后就是努力争取入党了。

黄会林先生

当时有个氛围，那是因为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经济有较大发展，而教育还相当薄弱。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大学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镇，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部提出了“向科学进军，争取当副博士”，推动了大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图书馆经常人满为患。大家努力学习，为参加工作、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做好准备。

1957年底，进入大三后期，我和绍武商量毕业时的就业方向，本着“祖国哪里需要，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奔赴哪里”的原则，我们一致决定毕业志愿全部填写边疆。当时想，西藏、新疆、云贵川，只要边疆需要，去哪里都成！

然而事出意外。1958年夏季，绍武首先被系里通知留校任教，虽然心中有些遗憾，但是组织需要留下，就要服从组织安排。不久，我也被要求留校了。这样一来，我和绍武一起留在了北师大。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辈子，我们俩已经在师大校园里待了57年，我想这辈子大概也不会走出这个校园了。

留校后，我本来想从事古典文学方向的研究和教学，结果组织却派我去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绍武想做文学创作，可是报到后总支安排先去政教系，学习马列理论，以便回到中文系担任总支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工作。这与他当时的志向有所偏差，可是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去了政教系。

（本文节选自《黄会林先生自述》，刊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2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