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城中学堂建校于1901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则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两所学校在建立之初，一为中学，一为大学，同样是清末新政兴学校的产物，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瓜葛。1908年，师范学堂从京师大学堂独立出来占用了五城中学堂旧址，这是二者发生关系的第一次：“窃京师大学堂，向附设师范一馆，以储养高等师范之才。现在分科大学将次开办，势难兼筹并顾。另行筹办优级师范学堂以储师资，查，现在五城中学堂地方，房屋于改设优级师范学堂最为相宜，拟就其基址酌添堂舍，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其五城中学堂，即于附近地方另建。”因为这项决定，五城中学堂和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成了邻居，一中学，一大学相依，具备了结成亲缘的基本条件。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厂甸五城学堂）

五城中学堂和北师大前身发生第二次联系是在1912年。5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明令改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命陈宝泉为校长筹备开学事宜。1912年7 月，改五城中学堂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即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8 月20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教育总长蔡元培参加。8月21日附属中学校开学。附属中学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育科研和实习场所。从此中国师范教育的领头羊与一个忠实的附属中学，骨肉相连，风雨同舟，二者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近代教育的涵义极其广泛，本文力图从师资变迁的角度，探讨北师大及其附中，对中国师资教育本土化的贡献。

一、师自东洋来

清末，中国举办近代教育时，极度缺乏师资，于是聘请了一批日本籍教师。北师大的前身一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有很多日籍教师，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服部宇之吉先生，他教授教 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据统计，1903年至1906年间，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有包括 服部宇之吉先生在内的12位日籍教师，如物理、算学教习太田达人先生，动物、生物教习桑野久任先生等，他们通过教学活动，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第一批高等师范学生。同时， 这批日本教师在中国的教学和教育活动，也使中国的学制和教育思想深受日本影响。

其实，近代日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也是源于西方的。据著名教育家林砺儒先生研究发现：“(指明治维新后)当时日本的学制，就照法国的榜样，分全国为大学区、中学区和小学区，而师范学校之设立，也极力步武法国。”日本的学制学习了法国，教育思想却来源于德国，著名教育家陈元晖先生认为：“日本从明治天皇执政（1867年）后，向西方国家学习，教育思想从德国传来的居于领先地位，康德的哲学思想和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成为日本的重要思潮，所以，中国近代从西方传来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学习德国的。”后来，日本的民族主义高涨，制定了小、中、大学和师范教育并行的体制，逐渐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教育制度。因此，中国引进的是经过日本人简单整合过的西方教育制度。

甲午之后，在留学日本的高潮中，由于中国兴办教育的急迫心情，有一部分人去日本学习师范，回国后作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教师。这样，中国的大、中学校争相聘用日本留学生。随着留日学生的影响，1904年我国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从学制上学习了日本，日本的学制和教育思想自然而然的输入中国。由此可见，日本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媒介，中国近代教育与日本有明确的师承关系。

细检北师大附中档案，笔者发现，在民国初年，附中的师资也经历过日本留学生占主流的时代。据《教育杂志》刊载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情况我们看到，1912年北高师附中有教员18人，职员6人。可能因为辛亥革命的原因，附中的教师在这一年作了重大调整。18名教师中有12名为新聘任的教师。附中新聘任的12位教师中，有4位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其中，一名毕业于“日本高工”，两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名毕业于日本速成师范。留日归国的占新进教员的三分之一强，且包括留日归来的当时附中主任韩振华。

1913年，北高师附中教员人数增至24人，新到校教员7位，其中留日归国两位，占三分之一弱，1915年，明确记载有四位新进教师系留日归国学生。可见直到1915年，留日归国的教员是附中补充新教师的主要来源。

民国初年，在中国自己培养的师范教育没有系统地发展，毕业生较少的情况下，日本留学生在附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留日风气自19世纪末开始，二十世纪初，快速发展，1915年前后，留日风气的累积效应，已经使高师附中师资深受影响。

其实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深受日本的影响。1912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陈宝泉先生也是留日回国学生，之后任校长的李建勋、范源廉、张贻惠等先生都曾留学过日本。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名字也是模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而来，北高师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都深受日本影响，在此就不多赘述了。

如前所述，中国甲午之后通过留学，学制模仿等方式，从日本引进了源于西方的教育体系，这是饱受西方侵略的中国在追求进步时，采用的独特渠道。我们说，在近代化初期，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模仿一个较先进的民族，是加快现代化步伐的捷径之一。北京高师及其附中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师范教育层次和最高水平的中等教育层次，它们通过吸纳留日学生做师资的方式，顺理成章的引进日本学制和教育理念，引领全国风气，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其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知道， 一个寻求近代化的国家，仅仅简单的吸收外来学制，是比较初级的方式，也是粗放的整合资源的形式。要想提升整个教育近代化的层次和水平，必须对外来的教育资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处理，然后，认真吸纳，逐渐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学制、教育理念。教育资源的传播主体是人，是师资，所以师资在学制和教育理念的建设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此，师资从依赖外部培养到自主培养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趋向，因而，学校师资从吸纳日本留学生为主，到本土化生产机制的建立，将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段必由之路。北高师附中作为民国时期中国中等教育的先锋，将更多的表现出如上的演变轨迹。

二、 本土化进程

其实，1912年五城中学堂改为北高师附中后，主要吸收留日学生的同时，也开始吸纳高师毕业生。1913年，数学教师程廷熙来附中任教，成为北高师附中任教的第一个高师毕业生，标志着北京高师毕业生留附中任教潮流的开始。“初中和高一两年的数学老师全是程廷熙先生。他鼻子大，又有些鹰钩，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程大鼻子’。程老师体高而瘦，端肩且有些向右下倾，喜欢夹着点名册来上课。 一口皖南口音，但讲课时口齿却非常清楚，一句一句地，有条不紊，极少重复，逻辑性又强。听了他的课觉得数学并不难学，复习起来也不太费力。程老师的板书好，尤其是画得几何图形非常规矩。”

程廷熙（1928年同学录）

北师大档案馆藏的高师同学通讯录显示，1914年，即民国三年，北京高师第二届毕业生李约留在附中任博物教师，师大附中档案也显示，李约1915年到校。而且李约老师在 附中声誉很好，著名天文学家陈遵沩是北京高师附中1920年毕业生，他回忆到：“博物李老 师，老在黑板上写一大篇笔记，要学生抄下来，他的一手好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就 养成我读书爱写札记的习惯。李约老师在1941 年《师大附中成立40周年特刊》发表过《曾在附中用过之两种教学法》回忆自己在附中的经历：“余自高师博物部毕业以来，滥竽附中博物教习，倏忽已二十余年。回忆往日教学时情况，故犹历历在目前，而未之能忘也。”

1916年，附中有教员32名，新进了一位国文历史教师陆承贾，1917年，似乎是北高师附中的教师更新比较多的年份，档案上显示这一年教员30名，比前一年少了两名教师。但却新进了五名新教师，其中两名是留日归国学生，其它三名均毕业于北京高师，他们是国文老师夏宇众、董鲁安，英文兼文科主任陈国梁。1917年是留日学生和北高师毕业生新陈代谢比较显著的一年，来附中任教的留日学生的数量优势渐渐让位给北京高师毕业生。这些高 师毕业的学生日后大多成为名师。著名文学家蹇先艾先生回忆“当时给我影响较大的教师 是教国文的夏宇众先生和教英文的赵海天先生。夏先生给我们选讲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冰心、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校长，两院院士的张维回忆：“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20年代师大附中老师中最为学生称道的教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1919年毕业的马箕先生回忆“陈国梁先生是教英语的，水平很高，能说能写，发音又好，后来是燕京大学的教授。”

1918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概况》介绍学校教员状况：“教员二十七人，计专任教员十二人，其他为兼任教员。高等师范教员兼本校教员者七人，高等师范毕业学生十一人，占全数二分之一以上。”如果单计高师毕业生，北京高师毕业生到附中任教，至1918年就占到附中全体教师的五分之二左右了，到二十年代，随着高师毕业生到附中任教的人数增多，比例日渐增大。

从史料上看1919年教员32人，新进8位教师，北京高师毕业有5位，"其中有钟道鲳先生，其中学生回忆图画手工课时说：“钟道鲳先生：钟先生是我们手工老师。在每周两小时的时间里，教我们纸工，竹木工，着重工具的使用。”1920年新进7位教师，全部是北京高  师毕业学生。其中英语教师赵海天和数学教师傅仲孙后来成为名师。附中档案显示，赵海天先生1920年1月来校任教，来自于北京高师。因为1923年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档案馆藏的同学录中却记录了赵海天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科毕业生，时年已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从以上史料，我们推断，赵海天先生可能在早年北京高师毕业后，任教附中几年，又回北师大英语研究科深造。之后再回附中任教。通讯录显示，赵海天先生当时任附中英文科主任，可见他在附中已经是教学骨干，这样的地位应该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1928从附中毕业的张维先生回忆：“初中一年级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赵海天先生，赵先生毕业于师范大学，个儿不高，胖胖的，一口北京话；上课总是一张笑脸。但讲起课来则非常认真，对学生的预习和作业要求非常严格。”赵海天先生在《师大附中成立40周年特刊》中也发表了一篇题为《英语教学法之点滴》的文章，行文非常严谨，可见是一位教学非常认真的教师。

1921年四位新到校教师，其中三位来自北京高师。他们是国文教师梅贻瑞、张焘，数学教师吴篮，北师大档案馆的同学录显示，梅贻瑞是河北天津人，1919年从北京高师国文 部毕业，任教高师附中。1923新进五位，其中一位为北京高师毕业，两位为北京女高师毕业生。这一年是北京高师改成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年，也是师大附中率先实验三三制的一年，这一年新招女生班，实行男女同校，因此学校新进了女教师。她们是国文老师黄庐隐和石评梅。二位不仅是名师，而且是蜚声中国的著名女作家。这给师大附中的历史又增添了很多传奇色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颜一烟回忆到：“师大附中，是当时最早的男女合校的中学，但合校不合班，我们女生班是一年级三班；级任主任是石评梅先生，兼教国文和体育。”

根据笔者对档案资料的爬梳，发现，师大毕业生进附中任教的人数在逐年增多，以致形成了后来附中主要教员基本来自师大的局面。因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师范类的最高学府，它的生源无疑很优秀，它的培养师资水平是师范类院校中最高的，而北师大(包括北高师) 的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是师资方面的优中选优，能有利地保证附中高水平的师资力量，也  为师大附中百年来的长盛不衰的局面奠定了雄厚基础。

我们看到，清末民初以来，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到北京高师，再到高师附中，师资经历了日本籍教师，中国留日学生，北师大(包括北高师)的毕业生等三轮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师资从依赖日本，逐渐本土化。从留存的资料看，北师大(北高师)毕业生既深植于中国文化根基之中，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教育训练，所以很多到附中任教的教师，深得学生爱戴，日后成为蜚声教育界的名师。这表明真正融进中国故有文化的师资群体，在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三、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尽管高师和师大毕业生当时基本上是由中国自主培养的学生，但不意味着这些毕业生是与世界学术和教育形势脱节的，相反，在实际教学中他们具备宏大的国际视野。附中校友，著名声学家，中科院院士马大猷先生回忆：“印象最深的是两位数学老师，傅仲孙先生和程 春台(程廷熙)先生，后来他们都是师大教授。两位先生是中学直接使用国外课本的倡导者，他们组织了国外课本的影印工作，影响很广，范氏大代数几乎全国使用多年，大大提高了数学水平。”著名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曾经回忆：“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数学，程老师非常的好!个个习题都要做，几何用温德华几何学英文本，习题也用英文解答。”如前所述，早在晚清时代，中国已经开始吸收外国师资、学制、教学思想、课程设置，民国之后，中国向日本、美国学习教育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师大的学生受开放的风气影响，自然也具备国际眼光，从史料上看，师大优秀毕业生在附中任教，在实际教学中中西贯通，积极寻找外来教学模式与本土的契合点，意在寻找一种既开放又适合本土的教学体制。

然而，当时，教育学家们一边在引进国外教育资源，一边对纯粹的引进已经有了警觉。笔者发现北师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四五年，他(傅仲孙)去英国考察，临行前张贻惠对他说：‘你不要出国留学，你的学问是在中国学的。你一留学人家就会认为你是从外国学的，这是我国的损失，日本林鹤一就未曾到外国留学嘛!”"张贻惠先生本身1904年公费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获理学士学位。1915年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物理、数学、化学等课程。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24年回国任北京师大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翌年任师大校长。张先生是傅仲孙先生的前辈，他老人家是典型的学贯东西，留学归来的一代教师，然而，张贻惠先生对傅仲孙先生是本土培养的专家很敏感，他不希望人家(指外国专家)认为傅仲孙先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除饱含着民族情结外，也有着文化的深意。

像钱玄同、张贻惠、陈宝泉等第一批留学日本回国教师群体，自身深受西方的教育思想 和体制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拥有强烈的民族情结也是自然的事情。他们希望中国能摆脱依附 外来教育体系而独立的立场也很容易理解。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把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个必 然反应，是文化引进后的自觉意识的抬头。正如北高师模仿日本而来，最后积极改成师范大 学，后衍生了中国当今师范大学繁荣昌盛的局面，这在世界教育史上，并无先例，这是典型 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案例。引进是为了超越，可以说：“引进”,“自觉”,“超越”是外 来文化本土化成功的三部曲。所以说张贻惠先生代表的第一代留学生教师群体的民族意识觉 醒，是中国教育本土化必然要经历的“自觉”阶段。在“自觉”的一代长时间积淀后，“超越”的功夫则要由本土化的傅仲孙等先生来做了。

笔者注意到，北高师和后来的北师大培养出的毕业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土化师资在 师大附中任教，形成了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名师群体。笔者发现这些本土培养的名师群体具 备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是知识功底扎实，逻辑认知体系严密。其次，这批教师基本都具备 国际视野，开放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群体。再次，这批教师经过系统的教育教 学方法的训练，加上我国传统的因材施教等教师技术的熏陶，把教学法运用得很出色，深得 学生喜爱。最后，这些教师经过师范教育的熏陶，视教师职业为神圣的事业，其职业精神感 染了大批学生，具有自然的凝聚力。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师大附中这片沃土，适合中国式的名师成长：第一：这是中国当时 最好的中学之一，生源优秀，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同时设备先进，教学可充分展开。第二：历任校长(解放前称主任)都很开明，对教师重聘任，少解聘，在职业不稳定的时代，在师大附中任教的教师有很强的归属感，当时校内制度开明，努力工作的教师有较强的成就感。第三：师大附中当时具有引领中国中等教育的独特地位，在对全国教育政策制定方面都有一定的话语权。第四，名师云集的气氛使青年教师的初始职业生涯，起点很高，长进很快，所谓的高标准、严要求化于无形之中，有利于保持整个教师群体的素质水平。第五，成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执教于中国一流的中学，文化的认同感可以消解外来课程、学制的冲击，使中西结合变得易于操作，中外教育体系容易水乳交融。简而言之，师大附中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教育教学环境。无形间成为以北师大为代表的中国师范教育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最佳试验地。

四、启示

本文通过爬梳北师大和附中(包括前身)在历史上的师资变化：从聘用精通西学的日本籍教师到日本留学生蜂拥回国，再到北高师和北师大独立培养师资，实现师资本土化的过程，体现了外来教育体系引进到中国后经历的三个过程：第一，引进外来制度。第二，本土的文化自觉。第三，融合中外，实现超越。可以说是北师大和附中携手走过了这段教育由依附到自觉和超越的历史进程，由于二者分别代表了中国最高层次的师范教育和最高层次的中等教育，所以他们的道路也基本上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如今，中国的教育正经受着国际社会的新一轮冲击，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聘师资重 “海归”之风方兴未艾。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进一步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必须也看到，紧随之后的应该是在高水平基准上积极培养本土化师资，融合中外，实现超越，这才是有光明前途的文化选择。如果形势真正向高水平的本土化方向发展，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特色，相信，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在不久的将来会在国际参照背景下更上一层楼，拥有更多的国际对话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那又将是我国教育体系大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平台!希望如上的良性互动能尽早在中国启动！

（作者：景晓平，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28卷第1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