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毕业前，我决定考辅仁大学历史系，因为我特别向往当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当时，报考大学填了五个志愿，我都填了辅仁大学。我想，不能姓“碰”，而要姓“想”，考不上，就去工作。我要当陈垣先生的学生，我要成为历史学家，当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就是我那时的决心。现在，许多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自己的志愿，完全姓“碰”，碰上什么学校、专业就上，也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其实，兴趣很重要，要做的事没有兴趣，肯定做不好。有幸，我以二百五十的及格分数考上了辅仁大学。

我能够上大学，很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所以，那一年我考大学时，说是可以申请助学金才去考，但学费还要交。我姐姐把结婚戒指卖了，我才上了学。上学后，所谓助学金也很少，只有四十斤小米。我没钱交住宿费，只能买张电车月票走读。不管怎样对付着生活，大学算是上成了，而且是一心想上的由陈垣当校长的辅仁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由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设的辅仁社。此后，英敛之努力促进公教大学的筹办，1925年公教大学成立。1927年，北京公教大学改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50年10月，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辅仁大学前后共存在27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

　　张静如先生

我所上的史学系，教师队伍很整齐，亦不乏名师。给我上过课的老师，除陈垣外，还有赵光贤、刘启戈、李雅书、吴世俄、朱庆永、杨曾威、尹敬坊、陈桂英、荣孟源等老师。陈老上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既严肃又和蔼可亲，七十岁的老人，精神非常饱满。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容易明白，而且点到为止，留给学生思考的余地。我特别欣赏陈老的板书，整齐、潇洒、刚劲、匀称，从不潦草。我教书以后，觉得板书很不好写，一般写出来的字不耐看。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说，陈老的板书好看，别人写出来是趴着，陈老写出来的字是立在黑板上。陈老的课使我受益匪浅，从中学到很多做学问的态度、道理和方法。当时，我不仅听他的课，还看他的书。如他的《校勘学释例》所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方法，对我后来研究中共历史进行辨伪、校勘有很大帮助。

上文说到，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是1952年9月。当时，叫做“院系调整”。为了使辅仁和师大两个学校的同学合并前先接触一下，1952年暑假，两校学生一起到门头沟区潭柘寺野营。暑假以后，我就从辅仁大学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变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

进入大学后，我一看，辅仁大学的图书馆比大同中学的图书馆大多了（现在看辅仁大学当时的图书馆也是很小的），藏书丰富，真高兴。每天到学校不去教室上课，直奔图书馆，借来线装书就看，一头扎进去。有时，干脆不去学校，而去新华书店看新出来的书，因为图书馆进新书不及时。在图书馆，每周要用一天时间看各种期刊，以便了解多种学科的前沿。虽然学历史，但一定要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只有具备多学科的知识，才能搞好本学科。

大学一年级，学中国通史时，我就考虑是不是可以把研究甲骨文当作方向。想来想去，决定试一试。研究甲骨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与现代文不一样，难于认清。甲骨文是用青铜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因为材料坚硬，字形多是方块形和长方形，这显然对现代文字有影响。我搞了一阵，很有兴趣，天天在纸上划，并努力对尚未被认识和隶定的单字进行破解。但多次努力都没有成果，这使我逐渐怀疑干下去的前景究竟如何。经过思考，我决定改方向。第一次问路失败了，我并不灰心。因为一切努力没有白干，不仅搞的过程中看了很多书，对后来的研究有用，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研究问题的经验。失败使我更加慎重地选择方向。我分析了主客观条件：外语不行不能搞外国历史，古文不行不能搞中国古代史，而且外国史与中国古代史离现实较远，有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甚相符，遂决定研究中国近代史。我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进行了问路式的研究，并写了一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得到当时教中国近代史的荣孟源老师的夸奖。说到这位老师，他跟我关系很好，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兼课。他是范文澜的得力助手，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在史料学的研究上成果甚丰，主持编辑了多部资料书，如《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等。经过思考，我把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切入点。随后，我搜集到当时能够看到的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始材料，以及谢兴尧等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的著作，仔细阅读，深入研究。我研究过洪秀全，也研究过洪仁玕。另外，我还研究过太平天国时期对中国传统习俗的冲击。由于我整天都看有关太平天国的书，被同学戏称为“太平天国专家”。这一段的研究，对我后来从事中共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奋斗是直接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前辈们拯救中国的事业，因为中国近代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大背景。

　　

　　张静如先生在工作

为了研究问题，我除了在辅仁大学图书馆看书和向老师借书之外，还常去北京图书馆。我当时手里没有坐车的钱，只能走着去，虽然很累，但却不在乎，来回劲头十足。去一趟不容易，要呆就一天，中午也没钱买饭，只能吃个烧饼之类的东西，晚饭多吃点也行了。我当然没钱买书，借来的书，自认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用手抄下来，而且字体工整，不潦草，确实很费劲，但每抄完一个材料，像完成一件大事，心里美滋滋的。

在问路研究的过程中，我体会出进行历史研究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就是说，一定要从大量原始材料中分析出结论，不能靠二手材料做文章。对于以往研究者的成果，可以而且应该参考，但不要被其左右。二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不管研究者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没有理论指导不行。当然，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比较熟悉，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历史问题。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必须有坚强的毅力、韧劲、耐力，必须特别有兴趣。兴趣、爱好很重要，因为如果对一件事没兴趣，不愿意做，即使做了，也钻不进去，不能千方百计去想办法，当然不会做好。毅力和兴趣，是搞好任何科学研究的基础。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1952年年底，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学校新成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中国革命史资料组当资料员。此前，也就是1952年下半年，组织上曾经希望我去北京地质学院当中国革命史教员，我不愿意去，或者说也有点不敢去。这回说去当资料员却正合我意，因为正想能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史料。至于从搞近代史转成搞革命史，倒觉得还可以，一方面两者是相联接的，一方面搞太平天国运动尚未有什么成果。当时别人很不爱当资料员，认为资料员是教学辅助人员，被人看不起，可我却没有这样想法。这样，在我大学三年级上完第一学期以后，即1953年2月，也就是我刚刚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组中国革命史资料组做资料工作。

（本文节选自《张静如先生自述》，刊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2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