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大学毕业。由于“文革”毕业分配拖了一年，1968年才正式分配。我被分配到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哈尔滨石油化学研究所。结果去之前又让我在部队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因此，我从大四开始，一年“四清”、两年“文革”、劳动两年，前后五年完全脱离自然科学。到了研究所干的也不是我学的东西，因为是化学研究所。我在那里搞的是X光衍射实验，研究催化剂等等。后来研究所希望我学核磁共振，就派我来师大物理系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到师大听课，也没有想到后来竟会来这里工作。

我回所之后，就想着考研究生。我最初是想考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也曾打算考科大，但是它南迁到合肥去了。后来看到北师大也在招相对论专业的研究生，我就写信把我的两篇稿子寄过去了，一篇是写马赫原理的，另一篇是关于宇宙学红移的。天文系老师回信欢迎我来，我就决定考师大天文系的研究生。当时师大天文系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天文系之一，另外一个在南京大学。考试我没有特别重视，指定的参考书我认为比较简单，也没下功夫复习。结果高等数学考的都是技巧问题，考得很糟糕。第二天考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开始一看八道题一个也不会，但是想想总不能交白卷吧，于是就在那坐着，后来一看，第八道会做！第七道也会，最后就把八道题倒着给做出来了。

最后我就靠着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把总分给提上去了，复试时刘辽先生对我十分满意，当场拍板要我，于是就考进了北师大。当时北师大天文系只招了两个相对论的研究生，都是刘辽先生带的。我三年的研究生课程都是和物理系的研究生一起上。当时学生都很努力，都很珍惜文革后来之不易的稳定环境和学习机会。因为我在研究所已经开始搞科研了，有一定的科研经验，但相对论研究还是刘辽先生把我领进门的，基础是他帮我打好的，最初的课题也是他帮我选的。我在研究生二年级时开始发表论文，在刘先生的带领下逐渐钻研进去，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后来又一直得到他的指点。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搞的研究比较多，一共做过十二个研究题目，成功了六个，发了六篇论文。

赵峥先生

我从1978年开始进入北师大相对论研究团队。这个团队为相对论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之前，中国只有零星的相对论研究，没有形成气候。“文革”期间，一些初级的相对论探讨在混乱中出现。真正的相对论研究是从“文革”后开始的。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神州大地的时候，一些在严寒压抑下顽强生存的相对论探索者，开始出来宣传、普及这一理论，并逐步展开了合法的研究活动。以刘辽先生为首的北师大相对论小组，是当时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和普及相对论的团队之一（另外两个分别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

刘辽先生祖籍湖南湘潭，1928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刘辽先生的父亲刘朴是著名的中文教授，上世纪20年代后期应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之邀，到该校任教。其时，日寇亡我之心已昭然若揭，刘朴教授悲愤之至，为自己新生的四子起名为“辽”，字“子复”（给他三哥起名为“沈”，字“子恢”），意在恢复辽沈。强烈的爱国之心又促使刘朴教授写了一篇《过辽论》，揭露日本鬼子与汉奸亡我中华的阴谋。这篇论文当时流传颇广，影响很大，因而受到日本鬼子的注意，把刘朴教授视为眼中钉。于是，刘朴教授不得不于“9·18事变”前夕举家迁往关内，以躲避日寇、汉奸的迫害。

1947年，刘辽先生在重庆上中学时，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为反感，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地下活动，秘密散发《挺进报》。正当他填写入党申请书时，川东地下党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现，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刘辽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幸亏在此之前他已离开四川，于194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北平，刘辽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他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活动，监视一些特务学生的行踪，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北京大学的阴谋，满腔热情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民青联盟”成员本可自动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刘辽觉得革命已经完成，以后主要任务是科学技术救国。因此他没有转团，而是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

1956年，刘辽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工作。不久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刘辽也被卷入了洪流之中，“右派”这顶帽子，他一戴就是十八年。此后，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刘辽先生被反复批判、劳改，他和家属长期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和各种歧视。但是，刘辽先生没有被巨大的压力所压垮。他利用劳动之余努力钻研科学著作，特别是广义相对论，坚韧地希望凭一己之力进入科研领域。在劳改之余学习理论物理，在黑暗中形成了师大最初的相对论小组。改革开放之后，刻苦钻研相对论近20年的刘辽先生成为了广义相对论的积极传播者和科研专家。他走出校门，到处讲学，形成了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当时全国研究相对论的人，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出自他的门下。

赵峥先生在授课

80年代初，北师大相对论小组的梁灿彬先生赴美国追随国际著名相对论专家瓦尔德（R.Wald）和杰拉奇（R.Geroch）学习广义相对论，把用整体微分几何表述的现代广义相对论形式引进中国。梁灿彬先生把大量精力投入现代微分几何与广义相对论的教学与传播，为推动中国的相对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北师大相对论小组对中国相对论事业做出的第二波贡献。“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曾连续听了梁灿彬先生好几个学期的讲座，有关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追随刘辽先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一是黑洞，二是时间的性质。他直接指导我进入了黑洞量子热效应的研究和引力波的研究。他的讲义中介绍了著名物理学家朗道关于“同时传递性”的工作，一般相对论书籍和文献都不涉及这一重要问题，它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此后的若干年中，在发表大量黑洞热性质论文的同时，我一直断断续续地思考“同时性”问题，思考时间能否定义的问题。

毕业之后我留在了物理系工作，一方面继续搞黑洞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跟着老教授听了两年课后，就开始讲课了。师大老师讲课非常认真，特别清楚，刘辽、喀兴林、梁绍荣、高尚惠、梁灿彬等老师讲的课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后来的教学工作很受他们的影响。总结自己的特长主要是基础较扎实，物理图象清晰、想象力比较丰富，而且具有跳跃思维，容易找到题目。

（本文节选自《赵峥先生自述》，刊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2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