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虽然无缘在本科、硕士两个阶段直接跟随先生学习与工作。但是，自我上大学起，先生便开始对我的学习与后来研究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他的不幸仙逝，不仅使中国经济学界又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而且使我们不再有亲耳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这里谨记述我在本科阶段与先生的初识、硕士期间的结识、再到博士阶段的亲聆教诲，以寄托我的哀思。

一、初识恩师

先生对我的影响可以追溯到30年前。作为“文革”后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一批受惠者，我就读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虽然是名校，但却是工科院校，社会科学方面的师资、图书资料都极为匮乏。当时学校的条件，显然不能满足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十年文化灾难，嗷嗷待哺学子对知识的需求。正是在这一当口，先生一行来到了四川。

记得是在1980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成都召开，在这个以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中，所有中国经济学者耳熟能详的老一辈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张培刚、谭崇台、高鸿业、胡代光……当时少壮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易风……齐聚蓉城，我的恩师陶大镛作为学会副会长自然也在其列。会议组织者利用这一机会，为我们举办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一时间“洛阳纸贵”，大家不分学校，不分年级，齐聚到四川大学的大礼堂来分享这一知识的盛宴。

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先生音容笑貌以及讲授的主要内容，他演讲的题目是“西方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这次讲座使我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即使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必须熟悉西方经济学。自此以后，我便循着先生指引的路径，开始自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也许先生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讲座，会影响我的后半生。今天我仍能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给同学们讲授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仍然能受到同学们的好评，这与我30年前接受先生的启蒙有密切关系。

陶大镛先生

现在的本科生可能难以想像，一次普及性经济学知识的讲座会对我的一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就当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条件，不仅开设不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课程；在当时工科院校的图书馆中，甚至找不到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的老师都很优秀，但他们都成长在红旗下，虽然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但却无缘学习西方经济学知识。正如有同学戏言的那样，“言必称马克思、斯大林，却不知道凯恩斯、萨缪尔森”。他们的这种知识结构，自然无法告知我们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专业学生的重要性。与之不同，像先生这样老一辈经济学家不仅熟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有深厚的西方经济学功底。他们的经济学知识都始于西方经济学学习，然后才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能与先生相识。由于讲座参加者多达数百人，讲座后学生们将讲台团团围住，像我们这样外校来的旁听生无法靠近。

二、结识恩师

受先生那次讲学的感召，我后来报考北师大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因先生不招收硕士生，故无缘求学于先生门下，而选择了先生所在的经济系的《资本论》研究专业。

1985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年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介绍了我的硕士论文准备工作，没有想到的是，小组竟推荐一位在校硕士研究生做大会发言。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发言成为我与恩师相识的契机。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被唤入他的包厢，就我在会上的发言，我们长谈了一夜。

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劳分配的性质的翻译问题，按照中译本，按劳分配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权利”，而我认为应该译为 “市民权利”。这看起来是德文文献中“buergerlich”这一多义词的翻译问题，却涉及到一个多世纪以来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本意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奉行的是与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权利。这与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资产阶级权利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中译者会这样处理呢？

我与先生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一般商品经济的区别聊起，讨论了一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个中涉及到这一德文文献的英文、法文译本，以及直接导致中译本误译的俄文译本，我们甚至还讨论了文革后期姚文元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的那篇曾一度干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章，因为这篇题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是为“四人帮”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作，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邓小平第三次下台。然而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直接来自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多年中对马克思本意的曲解。

由于这一课题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大，我到北京念书后曾请教过许多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尽管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与支持，但心中的疑惑始终无法尽释：熟谙马克思思想精髓的，对德文却不甚了解；精通德文的，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却嫌不足。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二者皆精通。一夜之谈，全释了我多年来的困惑。

在先生的鼓励和教导下，我完成这项工作，不仅通过了论文答辩，还在《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并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届优秀成果奖，是恩师引导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三、亲聆教诲

先生是中国世界经济学科创始人之一。博士期间我跟随先生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到研究工作的程序，再到论文的写作，无疑不浸润着他的心血。

 

陶大镛先生在工作

记得我一入学，先生就提出，希望我能发挥掌握德文的优势，赴德国用第一手资料研究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考察德国及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对这一体制的影响。因为按照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体制的解释，它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自由主义的弗莱堡学派，而这种解释显然与这种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社会特征不相一致。

带着这一任务我来到德国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临行前，先生一再叮嘱，留学访问时间很短，应切忌浮躁。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做到穷尽相关文献，这虽然很困难，但要力争做到。期间不仅不要急于发文章出成果，甚至不要急于消化所有文献，关键是要把它们检索出来，带回国来再细细研读。秉承先生的教诲，我在德国多个图书馆中泡了整整一年。与现在信息时代不同，检索资料完全靠手工查阅卡片，文献也无法计算机拷贝，只能靠复印。最后我带回国一百多公斤文献资料，这为我后来完成博士论文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我向先生汇报了工作情况，师生共同制定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与详细纲要。我的工作印证了先生事前的判断，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影响，这也是德国及欧盟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所在，因为在英国尤其是美国没有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的“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对美国的影响顶多是欧洲大陆的舶来品。

这时先生已年过八旬，身心已日渐衰老。但是，他仍然坚持逐句逐字地批改我的论文。毫不夸张地说，德高望重的先生工作起来，就像中小学老师批改作业那样。更让我不得不动容的是，从初稿到定稿，这样的程序他一共走了三遍。先生的语言提炼能力极强，文字表达精准到位，他三轮的悉心批阅使我受益终生。

后来这一研究成果使我再度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被同行称为中国使用原始一手资料研究德国市场经济理论的两篇重要文献之一，左大培先生的《弗莱堡学派研究》弄清了这一体制的经济自由主义来源；我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探源》搞清了其民主社会主义来源。这篇博士论文还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这些荣誉归了我，但不太为人所知的却是，先生为我的论文付出的心血。

恩师不幸离我们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这不仅仅是经济学方面的专业文献，他的高风亮节、治学态度、渊博学识、坚持学术原则与学术理念的风格将永远鞭策和激励着我们。这篇小文无法承载先生一生，只是记载了我与老师30年来的神往片断，愿恩师一路走好！

（作者：沈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