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什么原因，我接到北师大录取通知书比别人迟，来到北京已是1947年11月上旬了，师大开学已有好几个星期。报到、注册、安顿，待终于坐到生物系一年级教室里，我发觉一切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生疏。全班总共14个学生，男女生各占一半，来自天南地北，操着不同方言，各有不同家庭背景和抱着各不相同的入学动机。当时国共内战正打得难解难分，同学们对战端缘由和战局形势的看法也极为歧异。因为政治态度分野严重，所以学生间交流自然就少，男女生之间交流更几乎没有。

大学学习与中学完全不同，老师上课有的用英语，有的用汉语，有声有色，下课就夹着皮包走了，想见也见不着。一切得靠自己，而我又落下了好几星期课，一下子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还记得第一次去上动物学实验课情景：课的内容是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按规定必须绘出草履虫的外观和所见到的内部结构。由于我与老师、同学不熟悉，普通话又说得不好，显微镜也没有摆弄过，于是自作主张胡乱画了一张交上去。第二节课作业发下来我看见上面一个大红叉，头脑里嗡的一声天旋地转了；助教老师更说：“你画的是草履虫吗？”同学们哄的笑起来，我自己也羞愧难当，又不敢吭声。心里暗下决心：“以后我一定会跟上来的。”幸亏有两个男同学主动帮助我，我终于慢慢了解大学生物系课程和实验特点了，也明白绘生物结构图是做生物老师和做生物科研的基本功，必须好好掌握。

我和那两个男同学志趣比较接近，都不想浑浑噩噩混张文凭，也不想卷入各种纷争的漩涡，而只想利用读大学时间尽量多学点知识。我们互相学习，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习方法；大三后还商量分攻不同方向：你攻植物、我攻切片技术、他攻动物，这样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虽是战乱时期，可是大学里的社团活动还是比较多的。由于我懂音乐，钢琴弹得好，入学几个月后就参加了“群声”合唱团，不久还当上了合唱团指挥。

我记得当时位于和平门外新华街旧址的师大校园不小，花木很多，风光也堪称秀丽，但令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里有丰富的藏书和很多名师。生物系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最大，令我终生难忘。

孙儒泳先生

第一个是读大二时教我无脊椎动物学的张宗炳教授。张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授课一直用英语。这对我可是个严峻考验，上课最多只能听懂二三成。怎么办？只能迎难而上，我当时买来张老师采用的原版动物学教材，课前课后夜以继日地猛看。通过半年疯狂努力，英语的听说能力虽提高得不一定很显著，但却养成了终生爱读英文版专业书籍的习惯。这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增加了专业知识，又提高了外语水平。对一个学者来说，能得心应手地阅读外文文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快乐的呢？以后我学俄语、日语、德语，一概如法炮制，都卓有成效。就说张宗炳先生的课吧，期末考试一下子就顺利地通过了。

第二个是大三时教比较解剖学的郭毓彬教授，他也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比较解剖学比较什么？如何比较？郭教授就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纲，不仅以纲带目，且以目证纲，纲目分明丝丝入扣，听得我如醉如痴。尤其海曼的原版教材，构架既严密又宏大，文笔清新而精致，让我完全入了迷———那绝对是一种精神享受，那份豁然开朗那份美丽，怎么形容也不过分！

第三个是大四时教动物生理学的汪堃仁教授。当时新中国已经诞生，他也是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来的。动物生理学是一门讲生理机制的科学，比较高深，理论性强，不如解剖学来得直观，所以比较难学。但是汪先生层层设疑，启发学生思索；再层层解惑，像说书艺人丢“包袱”似的讲得深入浅出，让学生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

孙儒泳先生在工作

真心感谢这些名师谆谆善诱，鼓励提携，使我从刚入学时连草履虫观察图都画不好的低起点学生，几年后一跃为班上的尖子生，并提前半年被生物系破格留用担任助教工作。比提前当教师意义更重大的是，在这些恩师的耳提面命、潜移默化之下，我奠定了专攻动物学的专业思想，后来留学苏联时我毅然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但关键的没几步，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对我来说就是个关键。

至于当时为什么会推荐我留校当助教，我考虑不外乎两个原因，从大形势上讲，解放初到处需要人，新中国百废待兴，大学生凤毛麟角。我们14人的班级，最后坚持到毕业的只有6个人，其余8个人由于政治分野，有人跑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或到海外去了，也有人到解放区的白求恩医学院改攻医学，或提前参干去了南下工作团、去了教育部、去了北京市政府……解放前北师大学生人数不多，解放后扩招，自然需要补充师资。从个人素质特点说，我最大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干事情认真不偷懒。“板凳当坐十年冷，文章不书半句空”，坐冷板凳，我想我也是挺够格的，于是系领导和老师们最终选择了我。

当时，我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呆在生物系小楼里。准备实验材料、示范标本、解剖用具、仪器设备，还要尽可能多地钻研实验指导书和阅读许多中外教学参考资料，比如说预先牢记鱼、蛙、兔子的每一块骨骼和肌肉等等。当然解放初当助教，生活条件和今天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大家都挺艰苦。以住宿为例，和大学生一点没有两样，同系和不同系的年轻助教，六七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里，不仅摆不开工作摊子，连看书也看不进去。所以我每晚总在系备课室熬到十一二点钟，就这样我做了两年多的助教。

我相信“时势造英雄”。觉得若没有李平之老师把我介绍到上海唐山路小学教书这档子事情，就没机会补习中学阶段脱漏的大量知识，也就根本考不进北师大，也就碰不到张宗炳、郭毓彬、汪堃仁这些诲人不倦的恩师，也就不可能有以后专业方向上的立志和奋斗。更重要的，若不是在读大二时欣逢解放，从此沐浴新中国春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普通青年能捧一只饭碗已谢天谢地，怎么可能后来被推荐出国深造，公费留学苏联？同样，我能放开手脚搞科研，以后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因为遇到了“科学的春天”。如果仍是极“左”路线当令，知识分子仍要经常住“牛棚”、“接受再教育”、“夹着尾巴做人”，什么评教授、当院士、得科技进步奖……一切都免谈。

（本文节选自《孙儒泳先生自述》，刊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2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