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先生1994届硕士生和1997届的博士生，毕业后接过先生手中的教鞭，在北师大从事教育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今年7月20日是先生的90寿诞，我特地记叙几件20多年来先生关心、鼓励和指导我成长的小事情，以期向读者说明先生的朴素、慈爱、热忱、正直、谦逊、勤奋、博学、睿智等等美好品格，衷心祝贺他老人家健康快乐，寿比南山！

初识先生的名字当是在1989年秋学期。那时我还在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刘楚明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基础理论课，课的名称就是“教育哲学”，使用的教材即是先生撰写的《教育哲学》。教材并不很厚，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朴实无华，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那时并不知道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重建教育哲学学科以来的第一本教材，也不知道先生在教育学界的资历和地位，只是喜欢阅读先生的文字，品味其中的思想，体味先生真挚的教育情怀。课余，我还阅读了那一时期先生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进一步理解先生的教育哲学观。可以说，先生的《教育哲学》教材和相关研究无论是从观念方面还是从思维品格方面都给了我最早的教育哲学启蒙，奠定了我对教育哲学的基本理解，引发了我对教育哲学学科的研究兴趣。

1991年3月底，我正在安徽省歙县师范学校实习，接到系里教学秘书的电话，说是我的考研成绩出来了，总分还不错，要我准备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参加面试。一个多月后，我来北师大参加面试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先生。那时的先生尽管已经70高龄，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人如其文，先生衣着朴素，问起问题来也是关爱有加，完全没有大教授盛气凌人的架式。面试中，先生不仅询问了我的报考动机、未来学习打算，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先生了解到我家庭的经济困难时，还对系里要我们这些外地学生千里迢迢参加面试颇有微词。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与先生见面，他浓重的胶东即墨口音我竟然全能听懂，没有一丝困难。后来，每当有人告诉我说先生的口音重，有些话不好懂时，我就暗自得意，相信自己与先生有缘！

黄济先生

在北师大随先生念硕士的第一年初冬的第一场雪下得很大。早晨6点多钟，我和同学们都还裹着被子在睡梦中，突然有人敲我们宿舍的门，敲门声在寂静的早晨显得特别的响。睡在门口铺上的同学显然很不耐烦：“谁呀！这么早敲门，敲什么敲！”只听门外有人答言：“我是黄济，请问石中英同志是住这里吗？”声音不大，加上大家都睡得迷迷糊糊的，没有听清楚，也没有人赶快起来开门。门外的人又重复了一遍，“我是黄济，请问石中英同志是住这里吗？”这一下我们全听清楚了，门口的同学赶紧起身开门，我也赶紧跳下床。先生进来后并未多言，问明我的床铺后就走到我的铺前，边摸我的褥子边说，“北京下雪了，很冷，不知道你们南方来的同学习惯不习惯。褥子薄，冷不冷？要不去我家拿床厚的褥子来！”站在先生身边，看着先生摸我床上褥子的动作，望着先生肩上尚未消融的雪花，我的心头流过一阵暖流，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1994年春天，我硕士快毕业了，向先生表达了想继续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并嘱咐我好好复习。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那之前，先生就已经为我争取过机会。1995年秋，我结婚了，去给先生和师母送喜糖，先生和师母特地在家里为我摆了一桌家宴。席间，先生教了我们许多做人持家的道理，并为我们深情唱起了一首名叫sweet home的歌。直到今天，一忆那个场景，我的耳畔还能回响起先生那深情的演唱，心中还能感受到先生所要表达的无限祝福！”

1997年9月，我博士毕业留在北师大教育系工作。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重视教学，把书教好，站稳讲台；要重视学术研究，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地做学问。先生送了我和爱人一副墨宝，是我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叶剑英元帅的《攻关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一直将它作为我的座右铭，悬挂在我的书房中，时时勉励自己。在跟随先生学习的过程中，先生时常和我们说，他自己是北京师范大学1946级的同学，后来在地下党的影响下投奔革命，大学没有毕业。尽管后来北师大补发了他的毕业证书，但无论什么时候，他在填写自己的履历表时，都会在“学历”一栏里认真地写上“大学二年肄业。”先生的学历尽管不高，但确是勤于治学、学而不厌、终身学习的典范。不管是听课、开会，还是参加学生论文答辩或席间闲谈，他都极其认真谦虚地向别人学习，认真细致地做笔记，对于自己拿不准的问题回家以后必定认真查阅相关资料。有一次，他写中国百年教育学史的论文，对于杜威来华时间做了“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后”的表述。华东师范大学的瞿葆奎先生来信更正说，杜威来华时间应为“5月3日”。先生遂进一步查证并更改，在多处赞誉瞿先生的认真细致，要我们向瞿先生学习研究的科学精神。正是凭借着这种虚心好学、注重积累、矢志不逾、持之以恒的精神，先生虽学历不高,且累经政治运动折磨和摧残，仍成为学识渊博、底蕴深厚、著作等身的教育哲学大家，在教育学和传统文化诸多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

2003年10月，当时的教育学院领导班子希望我到院里做副院长，我去先生家里请教。先生很是鼓励和支持，并嘱咐我要努力工作，为学院发展做出贡献。2006年春季，学校领导期望我能够到研究生院工作，我再次去先生家里请教，先生仍是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并嘱咐我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师大研究生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先生看来，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人，最好有一点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经验，这样才能够真切地知道现实的教育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丰富对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和教育理论重要性的理解，大有裨益于教育哲学研究。如今，我在管理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七年多,我深切地体会到,教育哲学不单单是一个基础性的教育理论学科，更是深入观察和改造教育实践、构建良好教育秩序的现实力量。

在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近二十年，受惠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数不胜数。先生渊博的学识、朴实的学风、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品格以及对于学生、学校、国家和民族始终不渝的爱始终激励和引导着我在人生和学术上不断进取。

（作者：石中英，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