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我来到北师大任校长，首先到这儿来，最早的印象，就是北师大的师范性与学术性怎么样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好几代人，因为有一部分人强调学术，师范就不要管了，最好把师范这个名字取消，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是师范大学，还是要把师范搞好，把培养教师，特别是培养中学教师，作为主要任务。我认为，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不是对立的，我们两个都要搞。既要抓高的学术水平，又要面向教育，培养老师，包括中学老师，大学老师，或其他专科学校的老师。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学术水平不高的话，培养的老师水平一般不会太高，那我们就和普通师范学院一样，就不是全国最好的北京师范大学了，所以，我们必须抓学术。同时，我们的师范性也不能丢掉，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干这个事，何况培养师资是光荣的任务。就像军队有海陆空三军，你是陆军就是陆军，不要搞空军。一个国家的师范院校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学校有这么多老师，有的人擅长搞科研，有的人擅长教学，各有所长，各人发挥个人的优点就是了。搞科研好的多搞一些科研，教学搞得好的多培养一些人才，多做一些教学工作。我就这个想法，因此，我两方面都支持。我来的时候，学校还是有一些派性的，有少数人搞得水火不相容。我们团结起来，一块把学校搞起来不更好吗。而且，这并不矛盾，你搞你的科研，他搞他的教学。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多数人是赞成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很反对，好像我不重视科研。我自己是搞科研的，我怎么不重视科研？有些人非常偏执。我现在还这样看，2002年我们百年校庆，不是也提到教师教育吗，但这不是惟一的。你还要搞科研，培养老师，是和其他大学区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管你是转型还是不转型，都得这样做。北京大学也培养老师，不能光培养某一方面的，更不能说歧视哪一方面的。

王梓坤院士在工作

我在任时，对教学，科研搞得好的都要奖励，包括行政做得好的也要奖励。特别是奖励一批年轻人，在当时算是多的，好像是奖励300元。还给了单间的一套房子，相当于鸳鸯楼，这在当时还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北师大穷，来之前听说给了北京大学1个亿，这相当现在的10个亿。起初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没有。我到这儿之后，感到很有希望。但是当时国家教育部说没钱，要问国家计划委员会去要；计委说问教育部要，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有下落了。我的前届没有校长，聂菊孙同志是书记，他们说这件事没有落实。没有钱，怎么办学？后来我见到中央领导，每次都要钱，反正也不是为我。我也知道问他们要钱，他们不高兴。我想我当或不当校长无所谓，我也不怕你罢官，罢官就拉倒了。他们也知道，不是追他个人的债。当然，后来也没有拿到1亿，但是还是给了一些。他们通过别的渠道，听说是李鹏总理和万里委员长跟霍英东先生提议，希望他能够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当时霍英东还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霍英东对他们提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视，给了500万美元。后来盖了英东教育大楼，否则，我们没有个像样的楼。当然，还买了一些设备。还有邵逸夫图书馆，给了1千万港币。我们因陋就简，建了不少房子，包括礼堂。后来，科学文化厅还是起了作用，用到现在还在用（注：2006年8月拆掉），要不，我们学生活动连个地方都没有。后来，建了水模拟实验室，化学楼。大概在我一任期间，建了整个建筑面积的至少1/3以上，这在我离任的告别辞里面有。

这个告别辞，算是对我任校长以来的情况总结。除了房子、经费、就是奋斗目标：把北京师范大学办成为国内一流，世界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的，多贡献的重点大学。而且对每一门学科，都应该支持，光支持某一个学科不行。我们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经费也是有限的，大家不可能是一样的，有先有后，但都要支持。不像有些人，对某些学科不光是不支持，还卡人家，就很不好了。像艺术系，当时系主任叫张啸虎，是一位老先生，搞一个系费了很大的精力，有一次报招生计划，有人想把人家招生全砍掉了，这太不对了。我跟人家说话时很少动情绪，但这次我说这太不对了，你不能把人家招生全去掉了，这个系怎么办下去那？后来还是招生了，但还是受了影响。

王梓坤先生

其次，我觉得师范性的特色是格外重要的。于是，我当时提出了三高：高水平的专业，高水平的师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高水平的师资，包括科研的高水平，在教学上也要高水平；要出成果；要有优秀的毕业生。毕业生对国家的贡献，过些年就看出了，这是最要紧的。当然，我们师范大学没有工厂，不能发明机器，但是要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

这些都和我研究数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做领导工作，要团结群众，要有一个先进的办学思想，争取到一定的经费，这都是重要的。要团结人。这是一项集体工作。数学研究和其他科学不太一样，是个人行为，自己努力就行了。办个讨论班，大家在一起讨论，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工作。做领导，必须做人的工作，要有前瞻性。要有优秀的毕业生，必须有好的办学思想，好的老师，有一定的经费支持。

说起来，关于教师节的倡议，我还有一些故事。当时我想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在师范系列里应该是打头的，责任不光是搞好本校，对全国要起点作用才行。怎样提高教师的地位，怎样让大家更重视教育，我想了不少。因为我是老师，又是校长，自然地就想到教师地位的提高。邓小平对教育提出的“三个面向”，陈云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不重视教育不是好的领导。但是，当时，对“臭老九”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消除。要这些思想真正地深入民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欠老师的工资还很多，侮辱，打老师的现象也很多。现在领导很重视，这非常好，但还不够，要全民重视。当时我还不知道国外有教师节。我想，五一劳动节，还有妇女节，这都很好。要是有一个教师节，不更好吗？就这样想出来的。我后来知道，还有一些人在以前就提出过建立中国的教师节的想法。我们学校启功，钟敬文等有声望的老先生写的建议，也起了作用。“尊师重教”这4个字倒是我最先想出来的，就是改了一个字，以前叫“尊师重道”，改成“尊师重教”才比较好。

王梓坤先生倡导教师节原件

这样一来，至少在全国人大开会讨论时，知道有老师们在建议，可以增加建议的分量。不能说一所高校的某个人或几个人说的，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有了教师节，至少政府要重视教师。

 

（本文节选自《王梓坤先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