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生理学家、细胞生物学家、教育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北师大生物系汪堃仁教授，不幸于1993年9月18日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国教育界、生物界的重大损失。我在师大生物系求学期间，受业于汪堃仁教授，1954年毕业后留任他的助教。他备课认真，讲授清楚，深受学生的欢迎。我的任务是每次上课为他准备好挂图，课堂演示实验，带学生做生理实验及课后辅导。由于他的严格要求，我在工作中不敢稍有疏忽。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他对我一生中的教学、科研和如何做人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留校之初，汪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师长。“文革”伊始，汪教授便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加之次子在协和医大学习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女儿因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急于动心脏室间隔缺损手术，在混乱中死于手术台上。他的处境如雪上加霜，心情极坏。出于自然的师生感情和对他的尊敬，我明里暗里帮助他摆脱困境、处理问题。此后我也被划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我们之间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那时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我们反而能够推心置腹地谈谈心里话，在师生情谊之外又加上了一层“患难之交”的感情。“文革”之后，形势巨变，他当选为学部委员，组织上让我写他的传记，当时我欣然从命。通过和他本人多次交谈，拜访了他的家庭成员、亲戚、同学、学生和老师，如张钖钧、宏怀麟、杨国荣等教授，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对他一生的经历、工作和感情有了全面的了解，最后写成了有关他的第一篇传记。此文经我系彭奕欣教授认真、细致地推敲和修改，刊载于1985年由谈家祯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中。通过写这篇传记，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其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1.忧国忧民，赤子之忱

汪堃仁先生

在他大学求学期间，正值日寇大举侵略中国时期，东北三省沦入日寇之手，长城血战、冀北自治，国民党实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神州大地弥漫着腥风血雨。为此，他忧心忡忡，义愤填膺。他关心国事，追求真理，阅读进步报刊，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1934年毕业于北师大生物系，留校任教。北平沦陷之后，他正在协和医学院进修，成绩很好。但由于感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决心放弃良好的研究工作条件，克服了重重困难，携妻带女(长女两岁，次女仅6个月)奔赴已迁往西北的母校去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他筹借了盘缠，绕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经海路到海防，换火车到昆明，经黔蜀，最后到达城固。一路上要乘轮船、火车、江轮、手推车及步行，万里跋涉行程四个多月，沿途看到敌机轰炸后的火光冲天、残垣断壁、陈尸遍地的悲惨局面，痛感有一个强大祖国的重要性。即便在交通破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下，他还在重庆买了几套学生用的生理仪器带到城固。在当时情况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抗战胜利复校北京，经师友推荐，他于1947年远渡重洋到美国进修，两年中在美发表了论文数篇，博士学位指日可待。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接到署名“华北文化委员会”及北师大领导的电报，催促他尽快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他意识到这是祖国对他的召唤，便毅然放弃了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以及个人的经济利益，谢绝了艾威教授的挽留，辞别了师友，乘船回到了解放的祖国，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

2.思想敏锐，勇于开拓

汪堃仁与崔恒硕同游山海关姜女庙

到美国伊利诺爱大学后，因科研需要，他的导师、著名的生理学家艾威教授让他自制一台组织化学实验用的仪器。在一无图纸，二无经验的情况下，经格罗斯曼教授的指导，他很快制成了第一台适用于组织化学的冰冻真空干燥仪。用该仪器制片，可以保存组织细胞内酶的定位和活性，因此做出了有意义的工作。文章发表后为国际文献广为引用，也为他今后一个时期中从事组织化学工作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任北师大生物系主任，同时组织上推荐他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和病理系主任，肩挑两副担子。他不仅兢兢业业地办好生物系，而且为新创办的病理系物色人才。当时聘请刚回国的王志均教授与何申教授以及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组建队伍，开展了工作，做出了成绩，成为病理系的奠基人，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期间，由于师大当时无法开展工作，1974年他毅然要求调到新创建的北京市肿瘤所去，在那里任细胞生理学室主任、副所长。在短短的时间中，便开展了工作，从组织队伍，购买仪器设备到设计课题，他都事必躬亲，成为这个研究所的奠基人之一。他时刻关注国际科学发展的新动态，如他看到cAMP可诱导癌的逆转的报道，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收集文献，写综述，组织研究课题，取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当国际上细胞骨架研究增多的时候，他认识到细胞骨架作为多功能细胞器的重要意义，便率先写综述，领导研究组开展了微管与细胞癌化关系的研究，对国内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3.艰苦奋斗，勤奋耕耘

中科院院士汪堃仁先生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汪先生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在没有复印机之前，他阅读文献都做详细的摘要，案上、书架上堆着一撂撂编号的笔记本及卡片，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十分工整的小字。数十年的记录，他的右手中指的一侧被笔磨出一个很大的茧子，成为他勤奋工作的鉴证。无论是听学术报告还是小组讨论会，他都认真地做笔记。汪教授体弱多病，又有习惯性腰扭伤的顽症，一发病便不能动弹，但即使是躺在床上仍坚持阅读文献，批改论文，学生们见此深为感动。虽然他社会地位高，身兼多职，如全国人大代表、学部委员、几个学会的副理事长或常务理事、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工作十分忙碌，但他一有空便看文献，写文章，找同事，与研究生讨论问题。

4.呕心沥血、培育新人

博物系教授汪堃仁先生

汪教授十分关心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成长。任系主任期间，他常为某些课程的质量而担忧，到处聘请名教授任课。他常说学生一辈子只听一次这门课，讲不好影响深远。他常为自己的学生取得好成绩而万分喜悦，选派优秀的青年教师进修或出国留学。他十分关怀生物科学的普及、发展及人才培养。他撰写论文《生物学教学与人才培养》、《改革生物教学适应四化需要》、《生物科学与四个现代化》等。为我国的生物科学的发展、普及、人才培养而呐喊。他和裘维蕃教授接受中科院生物学部的委托，组织中学生物学教学咨询组工作。由于两位教授都已年近八旬，在他们关心和领导下，我和朱正威先生任秘书，具体组织全国八省(市)的调研工作，开了两次全国会议，广泛调查研究，阅读大量文献：起草文稿。他和裘先生都认真修改，提意见，历时两年完成了此项任务，并写成书面材料，上报中央和国务院，并在报刊上发表，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这是汪教授最后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汪先生生前说过：“回顾我的一生，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虽然历经坎坷，贡献无多，但我的命运始终和祖国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连在一起。我的生命，我的全部热情，我的喜、怒、哀、乐都寓于这一事业之中。”这是扣人心弦的肺腑之言。的确，汪教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与科学工作的园丁，他没有波澜壮阔的生活经历，也没有取得石破天惊的巨大成就，但他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他为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在若干个研究领域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建国之初，在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正是由于有一批像汪教授这样老一辈的科学家们，把一切个人的名利置之度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流汗、流血、奋斗、牺牲，才有了共和国的教学和科研事业的今天。”饮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永远铭记他们，学习他们，为祖国的建设而献身。

（作者：王永潮，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