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以后，平津地区很快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接着整个华北，乃至华东、华中相继沦陷。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原有的学校有的内迁，有的被迫停办，有的被日伪强占实施奴化教育。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直坚持在北平继续办学，既没有迁移，也没有屈从于日本而变成奴化教育机关。

（北平辅仁大学）

一、弦歌不辍、讲诵如恒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日寇对我高等教育机关摧残甚烈，滥施轰炸，且肆意杀戮”。国民政府很快确立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以适应抗战需要，并且为了保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力，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和应急措施。譬如，把沦陷区的一批重点大学分别迁移到西南、西北等大后方，调整重组，继续坚持教学。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在北平坚持办学的只有4所高校，它们是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私立北平国医学院、私立华北国医学院。在这4所高校中，后两所规模极小、学科单一（只有中医），是几乎没有任何名气的学校。只有前两所学校是在沦陷地区较有影响的坚持办学且抗敌不屈的大学。

辅仁大学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办学，而免除了与燕京大学那样被强占的命运呢?这不能不从辅仁大学的性质和当时的国际关系说起。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性质的大学，筹办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本笃会圣文森会院，随后每年的日常办学费用也是主要依靠由圣文森会院和罗马教廷捐助的基金所产生的利息。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了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局面。美国本笃会为辅仁大学筹措的原有基金贬值，又不能再在美国募集到一点资金，学校办学经费变得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1933年，该校改由经济和人才都十分充裕的另一天主教宗派团体德国圣言会接办。该年6月20日，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由此，辅仁大学的主办团体由美国本笃会转移到德国圣言会，使得学校获得了充裕的办学资金和丰富的人才资源（教授和管理者），而且是沦陷时期能够继续坚持在北平办学而未被日本强占的最重要原因。

1937年夏，辅仁大学在全民族抗战的隆隆炮火声中继续招生。1938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了“一、在沦陷区域之各级教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二、在沦陷区域应使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民众宣传中央意旨，以培养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需要”等两条原则。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北平辅仁大学曾经密令其仍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其有利的国际关系，联络平津其他具有国际性的教育团体，尽量吸收沦陷区青年，培植爱国人士，延续中华民族的教育。在沦陷区内，应遵守三项原则：（一）行政独立；（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以示正义不屈。

辅仁大学能够在沦陷区坚持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也与陈垣等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职员有密切关系。陈垣作为辅大校长和一代史学大师，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他的言行和态度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像陈垣这样的文化名人，政治上无自由，行为上被监视，经济上十分困难。加之，身边的师友相继离去，亲人分别。陈垣最初也有过离开北平而南下的念头，但是，由于丰富而心爱的藏书无法搬迁，更为了辅仁大学，为了辅仁全体师生，他坚持留下来了。在陈垣的主持下，辅大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学校因此而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孑然屹立。

二、“抗日大本营”

沦陷期间，被日伪接管或接办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迫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迫作为必修课，教材也被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有的学校蛮横要求师生进校门时，必须向日本国旗敬礼。辅仁大学也面临着日伪政府所施加的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干扰。日伪政府经常来校调查搜查，并派日籍教师到学校，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情况下，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陈垣先生不仅自己洁身自好，不与日伪往来，决不作有损于民族利益的事情，而且身为教授和校长，更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学生不要事敌，不要做汉奸，不要助纣为虐，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只顾目前利益。在日伪的控制下，沦陷区人民噤若寒蝉，师生碰面，也只能目视而过。在这种特殊环境里，他又不能正面直接告诫学生。因当时日伪恢复读经活动，他便利用辅仁大学每届毕业同学出版一份年刊的机会，用中国儒家经典中的话语巧妙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譬如，他为1940年的《年刊》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蛮貊之邦”，陈垣是用来借指沦陷区。因为他看到个别毕业生在给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非常痛心，因而劝诫同学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的控制下，也不能做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之事的人。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日伪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为是引用经书，也对他无可奈何。

陈垣在北平沦陷的八年期间杜门谢客，一心从事教学和写作，撰写了7部专著、10余篇论文。在教学和论著中，他一改过去纯考据史学的学风，转而提倡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以笔为武器，借古喻今，痛斥汉奸卖国，斥责日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阐发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对于陈垣在特殊环境下所采取的学术文化抗日活动，辅大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曾题词称赞道：“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

辅大的广大师生绝大多数也都坚持进行文化抗日活动。北平沦陷之后不久，沈兼士、张怀、董洗凡、英千里等辅大几位教授秘密组织“炎社”，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学人顾炎武的学说为名，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读书，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他们约请北京文教界爱国人士参加，辅仁的师生率先纷纷加入。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人士，1939年夏，“炎社”扩大改组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会”。华北文教协会秘密进行的抗日工作主要有：在课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向后方输送愿作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学生，等等。

陈垣、沈兼士、英千里、孙金铭等师生在非常险恶的环境里，把生死置之度外，勇于发扬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和爱国主义精神，抗敌不屈，保持民族气节。辅仁大学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陈垣校长）

三、在特殊背景下发展

在日伪横行的特殊环境里，辅仁大学的师生们历尽艰辛，克服了日伪的干扰、威胁、利诱和经费拮据等困难，不仅使学校延续下来，而且在多方面的校务活动还有了稳步发展。表现在师资队伍壮大；开始招收研究生；扩大了本科生招生规模，尤其是设立女院，招收女生；增设附属小学和幼稚园等。

1937年4月，辅大以199000元购得旧恭王府。1938年9月，增设女院，由圣神修女会主持校务活动，以新购的恭王府作为女院校舍。当年，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及理学院的数学系，开始破天荒地招收女生。

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进行了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早在1933年夏学校董事会决定：“为予毕业学生有志深造者作各种高深学术之研究起见”，并遵照《大学组织法》第八条，而设立研究院，以养成“各项专门人才”。并由校务会议通过了《北平辅仁大学研究院入学简章》，且已作好招收研究生的计划。但是，此计划未获教育部批准。陈垣等人并未因此而放弃进行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和准备工作。经过三年左右的苦心经营，师资队伍进一步壮大，图书资料、理科各实验室、校舍建设有了明显的发展。1937年5月，教务会议决定成立文理两科研究所，并拟具《文理两科研究所组织规程》和担任研究科目的教授名单，呈报教育部核准。6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辅仁大学设立文理科研究所。1938年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此后，学校根据师资和设备的发展情况，文、理两科研究所又陆续增设了生物学研究部（1941年秋）、化学研究部（1941年秋）、人类学研究部（1944年）。辅大研究所成立于七七事变发生前，研究生招收是在事变发生后一年。1943年，辅大又设立附属小学及幼稚园，作为教育系学生实习学校。至此，辅仁大学发展成为拥有研究生、大学本科、中学、小学、幼稚园等完整系统的教育机构。

沦陷时期，在其它各校或停办、或内迁的情况下，原属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一些教师，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能随校内迁，又不甘心在日伪控制的学校任教，因而不少知名教授转入辅仁任教，如高步瀛、顾随、张子高、袁翰青、李霁野、刘盼遂、萨本栋、褚圣麟、杨成章等，从而壮大了教师队伍。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教职员人数、招收规模、学生结构（从幼稚园到研究生）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变化。1936年时的辅大招生人数是331人，在校生数810人。1938年时，在校学生达1265人，中外教职员人数为183人。1941年，在校生共计达到2267人，中外教职员已增加到283人。1942年，在校学生达2413人，中外教职员进一步增加到396人。

学校招生的超常扩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华北地区的广大沦陷区爱国青年既不愿意去伪大学接受奴化教育，一时又无法离开沦陷区，便纷纷以考入辅仁为荣。尽管当时辅仁的学费较高，伪大学又不收费，但是这些爱国青年就是不愿考那些伪校。原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就读的有些学生无法随校迁移者也转入辅仁，继续学业。总之，沦陷时期竟然是辅仁大学发展最快和鼎盛的时期。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间，辅仁大学共培养本科生2199名，平均每年毕业275人，另有数十名研究生毕业。其中有的人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学者、科学家、院士、新中国的领导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不同性质的学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国民政府鉴于辅仁师生抗敌不屈的爱国精神，除明令嘉奖外，并特准追认沦陷时期辅大毕业生的学籍。

全面抗战期间，在当时绝大多数民族文化教育机构内迁的情况下，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仍然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满足沦陷区爱国青年的求学愿望。陈垣、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一批爱国学者、师生在非常特殊和困难的条件下，与强敌周旋，不事敌、不附逆，勇敢而顽强地进行文化学术抗日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和长久继承。

（作者：孙邦华。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