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黎锦熙先生，字劭西，湖南湘潭人。一九四二年从城固来到兰州，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教务主任、国文系主任、国文科主任。

黎锦熙先生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国文系的课程，除了目录学和音韵学需要老师讲授外，学生都可以自学。”一九四二年，黎先生从城固来到兰州，他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教务主任、国文系主任、国文科主任，工作很忙，但还是亲自讲授“读书指导”和“音韵学”课程。“读书指导”一课程，设在一年级，教材用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讲授时，注意了这几个方面：一是用新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把原书所列经、史、子、集四类的书重新分类。如把《周易》归哲学类，《毛试》归文学类。二是介绍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在讲《十三经注疏》时，着重介绍了清代学者所作的新疏。清人给《左传》作的新疏，举出了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说是并不太好，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可能比洪书好，但未刊行。三是指出读书的顺序。把书按价值高低分成三类，在书名上分别画三个圈、两个圈、一个圈。三个圈的要精读，两个圈的要略读，一个圈的供参考。由于时间的限制，经部没有讲完，但经过先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后，使初学者有门径可寻，不至于面对浩若烟海的中国古典文献而望洋兴叹了。

黎先生一生致力于汉字改革工作。他常称道钱玄同先生说过的两句话：“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汉字改革，就属于致用一方面。镇原慕少堂（寿祺）先生曾给黎先生赠诗一首，中有：“注音童叟知”之句，说得有风趣。黎先生在给人写条幅时，字旁都要注音。一九四五年夏，毕业班同学拿上宣纸.请他写字作为纪念，我也去了。他让同学背诵古人诗篇，以便书写。我背的是左思的《咏史》诗中的四句：“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他说：“好诗！”在写注音字母的时候，他笑着说：“”我写的字母，不但是字体集成，而且是书中有画。象这个《，就用写甲骨文的笔法。”逗得大家都乐了。

黎先生主张现代的人作诗，不管是新体还是旧体，都应该用现代语音来押韵。有一次谈到清末有个高心夔，一次是会试中式后的覆试，一次是朝考，两次考试都因作的诗押“十三元”的韵出了韵，被置四等。王闿运作了一首诗来嘲笑他，中有句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黎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平水韵》一百零六部合并成十八部，编了一部《中华新韵》为写诗的人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书。

（二）

李嘉言先生，字慎予，河南武陟人。一九四二年秋来到兰州，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教师的生活是清贫的。李先生也不例外。但先生安之若素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学问方面来。在十里店离兰新公路很近的小屋内，土墙纸窗，一张书桌，一盏煤油灯，经常工作到深夜。记得一次讲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萌此百尺条。”这时板书了自己的近作一首：“何为栖栖与，羲和御日行？物皆随之转，我亦得吾生。鄙事今仍习，贤心老更成。穷通知有命，不为寸苗惊。”先生在这里咏诗言志，既表达了自己坚持教育工作的精神，也表示了对权势者的蔑视。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元旦，我们几个同学去给先生拜年，门上贴着隶书写的一副春联：“门前拓展无穷路；面北欢迎有德人。”横批是：“不求斋。”进了屋后，先生笑着解释说：“怎么能不求呢？在学问方面是要求的。”这副春联的上联，表面上指的是兰新公路，实质上指的是中国的光明前途。下联提出了做老师的标准，要德才兼备，德要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当时“缺德”的文化人，还是大有其人呢。

先生经常称道他的老师陈寅格先生治学的谨严，要我们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讲“辞赋研究”课程时，他除了介绍前人研究《楚辞》的成果以外，有时也讲自己的见解。如讲《九歌·云中君》的“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说“帝”是“离”（螭）的形误、“服”读为《易，系辞下》“服牛乘马”之“服”，作驾御讲。“龙驾”、“螭服”，相对为文。在教课之暇，继续修改《贾岛年谱》。在贾岛的《长江集》中，有一首七绝《渡桑乾》：“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多的人认为是贾岛作的，但唐人令狐楚编选的《元和御览诗集》中却作刘皂。先生根据何焯、萧穆的意见，并作了补充，确定这首诗的作者是刘皂。抗日战争胜利后，《贾岛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接着又作《长江集校注》。他当时有改编《全唐诗》的计划，曾撰《全唐诗校读法》一文发表在一九四一年《国文月刊》上。解放后，先生任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主持《全唐诗》的改编工作。

一九四四年端午节，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西北师范学院的国文学会出了壁报，还举办了纪念晚会。在会上，先生作了讲话，他强调屈原追求真善美，不与恶势力妥协，不借以身殉之的战斗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当时国文系的进步教师，得到广大青年学生爱戴的，除叶鼎彝先生外，就要推李先生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曾给我来信说，原来他的老师闻一多先生曾约他在抗战胜利后回北平清华大学，自从闻先生遇害后，再不想去了。闻先生的死，对他的刺激很大，过了不久，就进入解放区了。

我在毕业前，曾持宣纸一卷请先生写字留念。他写的是《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鞭策。一九六五年从开封师院来信，谈到教育子女的问题，强调青年人要参加生产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掌握生产技术。否则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家庭中，生活优裕，会逐渐变质的。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他想得多，想得远。先生给我的好些信札，都已在十年前遗失了，但这封的内容还记得清楚，每当回想起来，就受到教益。

（三）

 

丁易先生姓叶名鼎彝，又名叶丁易，安徽桐城人。他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到兰州来的，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

一九四二年秋，丁易先生在系主任黎锦熙先生的主持下，开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谏程。主要讲鲁迅，分析了《狂人日记》、《药》、《明天》三篇作品。在讲到《狂人日记》中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那一段时，他认为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一切反动派的心理状态，并举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例。一开始野心很大，想一口吞掉中国，在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抗击之后，又表现出了色厉内茬；但人们一定要提防，不可麻痹，因为它一定要玩弄阴谋诡计的。当时同学们听着，自然联想到那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从而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教育。丁易先生思想进步，又有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在分析作品的时候，总是显得深刻、细致、生动、引人入胜。在当时全院最大的教室第七教室里，本系和外系的同学总是坐得满满的。丁易先生曾集前人诗句为对联，请顾肇仓（学颉）先生用小篆写出，悬挂在住房的墙壁上：“只爱云山非学道，但开风气不为师。”

在甘肃的大学里，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讲授鲁迅作品的教师。他喜欢龚定庵（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真正做到了开创新风气。那年，他刚满三十岁。在讲授历代散文选课程时，经常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并介绍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让我们阅读，还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让我们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免得摸不着门径。还注意讲授基础知识，如“四大注”，即裴注《三国》、刘注《世说》、郦注《水经》、李注《文选》。

有一次我去丁易先生家求教，谈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我喜欢那些考证文字，以为这就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代表作。丁易先生微笑着说：“史料还不能说是史学。”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知道，但在那时对我这个孤陋寡闻的后生小子来说，却成了新知识。

一天，我读张介侯的《养素堂诗集》，在《忆海藏寺》诗中有“境寂界超心湛冥，木犀香来悟宗旨”两句，不知道出处。后来翻《焦氏类林》，其中有一则说:“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途释再三，晦堂不答。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日：‘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我以为找到了出处，但这一则却没有注明录自何书。我向丁易先生请教，也不知录自何书。一年以后，丁易先生已到四川，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一次给牛维鼎、管家骅几位同学的来信中提到我曾问过的问题，说是偶阅丁传靖辑的《宋人轶事汇编》，其中有闻木犀香一则，出自宋释晓莹《罗湖野录》。我看信以后，很受感动。先生关心青年、严肃认真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千古文章未竟才！”丁易先生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讲学，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因病逝世于莫斯科，只有四十二岁。

（作者：李鼎文，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