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教科书主要有两种：一是带有启蒙性质的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是封建社会每个学童必修课本。另一是参加科考必备的，如《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这些教科书是用文言文写就，一般都文字晦涩，知识面狭窄，内容陈旧。直到科举制废除前，这些教科书始终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之本。

中国教科书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教科书”这个名称的产生却是在19世纪70年代，并且是经西人之手。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实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这是教科书的名目在中国的最早出现。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编辑了《蒙学课本》三册，这是真正带有近代意味的国人自编的教科书。随后无锡三等学堂、上海澄衷蒙学堂也编辑了部分教科书。

“教科书”的一般释义是指按照教学大纲选编的教学用书。但在晚清，教科书却是一个泛称，不仅包括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课堂教材，还有着更大的包容量，举凡具有启蒙性质，能够供教学参考，以及许多介绍新知的书籍，都被泛称为“教科书”。

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因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引起学界历久不衰的研究和关注。但对京师大学堂教科书问题的系统研究却阙如。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对此课题进行考察，以期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1 京师大学堂从创办伊始就特别注重教科书的引介和翻译工作，先后制订的三个大学堂章程都对教科书的引进有明确说明。《大学堂章程》(1898年7月)规定，要建立编译局，翻译西方学堂教科书，以收实效。其“总纲”第五款谓，“西国学堂皆有一定功课书，由浅入深，条理秩然，有小学堂读本，有中学堂读本，按日程功，收效自易”，而中国学堂缺乏合适的教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今宜在上海等处开一编译局……局中集中西通才，专司纂译。……其言西学者，译西人学堂所用之书，加以润色，既勒为定本。除学堂学生人给一份外，仍请旨颁行各省学堂，悉遵教授，庶可以一趋向而广民智”。该章程还把课程的设置看作是大学堂第一重要的事情，“功课之完善与否，学生成就所攸关，故定功课为学堂第一要著”。其后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8月)和《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也都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引进。由于当时中国新式学堂教科书极为缺乏，为了鼓励采用外国教科书，《奏定大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确定了“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的原则，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堂引进和采用西方教科书提供了政策依据。

为了使教科书的译介有人员和组织上的保障，京师大学堂特设若干专门机构：

译书局。1898年6月，京师大学堂还在筹办时，管学大臣孙家鼐即奏请于大学堂内，附设编译局，集中一些懂外语的人才专门翻译、编辑西方教科书。7月3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建立译书局，由孙家鼐督率办理，梁启超具体操办。译书局开办后，便从日本购买了一批美国学堂的初级教材，开始着手翻译。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停办，译书局的工作也告停顿。直到1902年3月，大学堂重新开办，译书局也于同年10月恢复，1904年7月停办。

上海译书分局。因上海为西学荟萃之区，为了便于引进西书，大学堂于1902年5月于上海成立译书分局，主要是从事教科书的翻译工作。1904年停办。

译学馆。1903年，清廷在1861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改设译学馆，1911年10月停办。译学馆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外交人才，同时也进行一些教科书的翻译和引进工作。译学馆的教材择定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用大学堂简易科现用课本，其有未备，由本馆教员编定。法律、交涉学用外国学校课本”。专门学的教材采用外国课本，需要从国外引进。

译书局、上海译书分局是大学堂译介教科书的主要机构，二者以引进教科书为主要职责。译书分局的译书活动受译书局制约，其译书目录要呈报译书局，译书分局的员工薪水是由译书局总校管理的。但译书分局并不隶属于译书局，而是直接对大学堂负责。译学馆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外交人才，引进教科书只是为其主要任务服务的一项工作。在译书问题上三个机构相互知照、相互协作。

译书局成立后，“严复为总办，林纾、严璩、曾宗巩、魏易副之”。译书局选择严复、林纾等任职，可谓适得其选，严、林二人，是当时中国翻译界的领军人物，二人又各具特色，严复以翻译政论性著述而享誉，林纾以翻译文学性著述而得名，“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均为当时译界最孚盛名的“品牌”。于此，即便是对戊戌后的朝政痛加诋毁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梁启超还对译书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严复的任职可以说与译书局的存废共始终，他为译书局的创办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其就职后，亲手制订《译书局章程》，对译书局的人事配备、机构设置、制度规章、职员薪俸及领译合约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关于译书的流程和环节：“总译一人，以总司译事，凡督率、分派、删润、印行及进退译员等事皆主之。译员四人，分司翻译，其不住局而领译各书者无定数”，此外，还有笔述、校勘、润色等分工合作。关于译书局的首要任务：“现在所译各书，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深浅专科，立限付译。”严复还主持制订了《章程条说》，解释阐明译书局的翻译宗旨，即“开瀹民智”、“借鉴他山，力求进步”。严复任职期间，还率先垂范自行翻译或重译一些有影响的译著：如《穆勒名学》、《法意》(重译)、《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等。1904年春，严复辞去了总办职务。同年，译书局停办。林纾1903年任译书局笔述，1913年辞去大学堂(北京大学)讲席，其间一直在大学堂任职。在此期间，林纾与译局分译魏易、曾宗巩等合作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统计，从1903年到1912年，林纾翻译的作品有六十余部，其中有些被用作京师大学堂的教科书。他和魏易合作翻译了《民种学》(德国哈伯兰著，从鲁威英译本转译)、《布匿第二次战纪》，这两本书由京师大学堂出版。此外，他翻译的有些作品，如《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逊漂流记》等都被学部审定为“宣讲用书”。

京师大学堂是由皇帝下旨兴办的，地位特殊。首任管学大臣是协办大学士孙家鼐，重建时是工部尚书张百熙。在经费问题上，京师大学堂不能说是宽裕，但在当时财政困窘的情况下，却也得到多方关照。大学堂开办之初，中央政府拨款35万两白银作为兴办经费，当时清政府在华俄银行存有库平银5百万两，清政府以后每年把这笔钱的利息全部拨给大学堂作为常年经费，以保证大学堂的日常开销。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其间还有约一年时间停办)，这部分来自华俄银行的利息就达183万余两白银。不仅于此，光绪二十八年大学堂重建后，张百熙又上奏朝廷，认为中央的拨款尚有不足，要求各省认解部分经费，得到朝廷批准。当时全国各省，除广西、甘肃、新疆三省因为经费自给不足没有认解外，其余各省都承担了经费。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各省实解大学堂经费银达67万余两。在这有限的经费当中，大学堂用于引进教科书的费用占有相当的份额。大学堂筹建费35万两白银，其中“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也就是说，计划用于购书的经费就占了预计总经费的近三分之一，用于外文书籍购买的也达到七分之一。引进教科书的主要工作是由译书局来完成的。开办译书局的预定经费是银一万两，常用经费为每月一千两。光绪帝认为译书局的费用尚嫌不足，马上追加了经费，“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著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著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二千两”，使译书局每年的费用达到1.2万两白银。这在财政困难的清政府的各级机构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2 译书局应该翻译哪些书呢?张百熙于此有宗旨性的阐述：“然译局非徒译一切书籍，又须翻译一切课本。泰西各国学校，无论蒙学、普通学、专门学，皆有国家编定之本，按时卒业，皆有定章，今学堂既须考究西政西艺，自应翻译此类课本，以为肄习西书之需。惟其中有与中国风气不同及牵涉宗教之处，亦应增删润色，损益得中，方为尽善。”具体来说，译书的内容可分地舆、西方律令、商功、代数等38类。郑鹤声在《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一文中列举了译书局的译书，“其译成之书，则有罕木枵斯密算法一卷、威理斯形学五卷、洛克平三角一卷、斐立马格纳力学一卷、额伏列特动力学一卷、气水学、热学、光学、电学各一卷、垤氏实践教育学五册、欧洲教育史要三册、中等矿物学教科书、东西洋伦理学史、格氏特殊教育学、独逸教授法各一册”。其中《垤氏实践教育学》、《中等矿物教科书》、《东西洋伦理学史》、《格氏特殊教育学》、《独逸教授法》等实际上是由上海译书分局翻译的。这份书目并不完全。北京大学档案馆存有一份未标明日期的大学堂译书清单，除以上各书外，当时已经脱稿的还有“额伏列特声学一卷、密理辛和什理财学一卷、亨利丹那农术要理一卷、哈白兰民种学一卷”，未脱稿的有“威理孙立体形学、伊那楞木孙质学、祁学木地理、亨利力德尔罗马史、阿讷乐德布匿战纪”。

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分局成立之初，“即向日本次第购到应译书籍若干，当经发人包译，兼延分校随时校阅。现计发译书籍，除已译成之日本鹰村太郎之《东西洋伦理学史》、穗积八束之《国民教育爱国心》、佐藤传藏之《中学矿物学教科书》、藤代桢辅之《垤氏实践教育学》、清水直义之《实验教育行政法》内职员儿童篇、立法司法外政篇外，尚有小林歌吉之《教育行政法》、大濑甚太郎、杉木富槌之《儿童教育法》、育成会之《欧米教育观》、泽柳政太郎、立法铣三郎之《格氏特殊教育学》、小山左文二之《教授法各论》、寺田勇吉之《学校改良论》、谷本富之《新体欧洲教育史要》、江口高邦之《独逸教授法》、清水直义之《实验教育行政法》内泛论设备篇各种”。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上海译书分局都要把译成的书籍上呈给京师大学堂。但由于译者或请假参加乡试，或生病，译书的进程相当缓慢，随后，“教育行政法、儿童教育法、教授法三种久延不缴，饬令停译”。到1903年5月，译成四种，“计《实验学校行政法内之立法司法外政篇》四册、《泛论设备篇》二册；又《格氏特殊教育学》二册；《西洋伦理学史》二册，共十册”。同年十月，又译成五种，计“《美国通史》五册；《教育古典》两册；《德意志教授法》四册；《儿童矫弊论》三册；《博物学教科书植物部》二册，共一十六册”。到1904年1月，译成的书有“《财政学》六册；《地文学》四册；《矿物学教科书》一册；《博物学教科书生理部》一册；《经济统计学》上编四册，共十七册”。1904年7月，译成的书籍有“《今世欧洲外交史》上篇十册；《经济统计学》下篇四册；《天文浅说》四册；《博物学教科书·动物部》四册，共二十二册”。除此之外，上海译书分局1904年正月已经请人翻译了以下几种书籍：《化学教科书》、《日本伟人传》、《英国文学史》、《世界史》和《财政学》。

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对工具书的译介，如中外文辞典，“文典应分为英、法、俄、德、日本五国，每国分三种：一种以中文为目，以外国文系缀于后；一种以外国文为目，以中文系缀于后；一种编列中外专名，系以定义定音”。编纂文典的办法，“以搜罗为始基”，“凡已译书籍、字典，及本馆外国文教科译出之文字，或外来函告所及，概行纂录”。1905年徐用锡翻译了《汉译新法律词典》(三浦熙等著，新法典讲习会编)。在诸多新学科确立初始，工具书无疑是特别需要的。

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始就鼓励教习、学生自行翻译西方教科书，学生译书有成，还给予奖励。其中现今所能查阅到的大学堂教习和学生编译的教科书便有：《心理学讲义》(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1907年东亚公司发行)、《万国史讲义》(服部宇之吉编撰)、《经济学讲义》(日本教习杉荣三郎编，1903年版)，《经济学各论讲义》(杉荣三郎编)、《学校制度》(隈本繁吉著，程家柽翻译，1906年版)、《纸币论》(杉荣三郎讲授，唐宗愈译，1906年版)、《满洲财力论》(松本敬之著，施尔常译)等。

  下表反映了大学堂当时的译书情况(见表1)：

京师大学堂通过多种途径采集西式教科书。大学堂还在筹建时，就拟设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览而广天下风气”。“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续兴大学，乃设藏书楼，调取江、浙、鄂、粤、赣、湘等省官书局各种书籍”，“并购入中西新旧书籍藏之”。学堂要求各省官书局“将已刻各种经史子集以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十部或数部，刻日赍送来京，以备归入藏书楼存储，以资查考”。各省官书局积极响应，如江苏书局一次送书170种680余部，广东广雅书局一次送书100种300部，湖南思贤书局一次送书59种310部，等等。1909年，京师大学堂又咨文苏、赣、浙、粤、湘、鄂各省官书局，请为代购图书。湖北官书局一次就购置各种图书425部。1910年2月，江南官书局一次又给大学堂寄售各类图书325部，其中有相当部分为西方教科书。1903年浙江送往大学堂的西方教科书有：日本武学兵队各校纪略十部、蚕桑梓编8部、简便国民教育法30部、各国通商条约2部、外国师船表4部、理财节略10部、养蚕新法20部、宏文书院章程10部等等。湖南官书局第一次送往大学堂的西方书籍有：各国条约2部、名法指掌2部、蚕桑辑要2部，等等。

1903年留学日本的王履康为“开广内地见闻之用”，把日本参谋本部编写的五十余万言的《西伯利亚大地志》一书翻译过来，通过使日大臣送到大学堂，以资参考。同年，出使俄国大臣“将译印东三省铁路图四幅，并购备悉毕利铁路简图一幅，一并咨送大学堂”。1905年底至1906年初，大学堂连续给驻英、日、法等国大臣发电，谓大学堂需用教科书甚急，请他们速购。如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大学堂给驻英大臣电为：“敝堂需教科书甚急，乞速购寄”。两个月后，再次致电驻英大臣，“需书甚急，请速寄大学堂”。给驻法大臣的电文是：“前购政治、法律、公法、条约、历史、地理六项最新教科书”，“待用至殷，恳速代购”。

在大学堂所引进的西方教科书中所占份量最大的是大学堂直接派人购买的西方教科书。光绪二十五年购买西书12部，光绪二十九-三十年共购买西书400余部，光绪三十一年购西书208部，光绪三十二年预计购西书之费用为13018两白银，光绪三十四年四次派人购买西书达400多本。从“译学馆教科书目录册数、课卷等文件”可知，当时译学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分为甲、乙、丙、丁、戊四柜，其中西书共计553部3225本。

关于京师大学堂引进的西方教科书的具体数目，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本文只是作出一个粗略的统计。大学堂从1898年到1911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教科书大约是60余部100多册，购买的西方教科书大约为2000余部6000余册。在京师大学堂翻译的60多本教科书中，属于自然科学的有23本(约占36%)，社会科学和人文类有40本(约占62%)，而属于应用科学的只有1本。其中，教育方面的书籍有20本(约占38%)，也就是说，在大学堂翻译的社会类和人文类的著作中有一半多是介绍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的。从1903年到1905年，大学堂购买的西方教科书，总数为574部1072本，其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类421部，约占总数的73%，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类153部，约占总数的27%。译学馆所藏教学用书553部3225本，其中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为253部(约占45%)，社会科学和人文类300部(约占55%)。

以上几组数字虽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至少可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引进的西方教科书中，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的数量是多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这也与当时的翻译出版界引进西方教科书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以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的现状是相适应的。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不能全靠那些军工技术，还必须具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知识，特别是要全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又主要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从器物层次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次的升华。

大学堂引进的教科书使用非常广泛。首先是大学堂自用。大学堂作为新办的体制比较完备的高等学堂，许多学科在中国是第一次兴办，各种课程的开展都需要新式教材。如1902年大学堂重建后，仕学馆的课程有算学、博物、物理、外国文、舆地、史学、掌故、理财学、交涉学、法律学、政治学共十一门，大学堂章程规定，“以上各科，均用译出课本书”。在大学堂的各科教学中，除了经学、伦理学等少数几门中国传统科目是用中国的儒家经典作为教材外，其他的科目多是使用引进的西方教科书。

其次是为全国各地的学堂提供教材或者书目。京师大学堂翻译的教科书，有的作为官定教科书供各地学堂使用。如大学堂就曾知照天津招商局，要求配合运书到上海译书分局，以便各省购买，“为札饬事，照得本大学堂新译各书，由官书局排印装订发往上海译书分局，以便东南各省可以就近派员购买。现在各省学堂待官定教科书甚为急切，津沪转运应由招商局代为经理，庶足以昭慎重而免迟延，为此札饬，札到该局即便遵照，一俟京师书局运书到津，验明封条，迅即发运，毋稍迟误”。另据《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记载，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一本，为全国各学堂规定了各科教学所用书目，共列举了91本教学用书，其中60余本是译自西方的教科书。百日维新时期，光绪帝“国是”诏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还兼具国家最高教育管理机构的功能。过去，多有学者认为，京师大学堂对后一职能并没有履行。现在通过全国新式教科书的引介、翻译、审定和发行，可见，至少从教科书的角度来看，京师大学堂是基本履行了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的。当时各省新式学堂所用的教科书要经由官定，在学部成立前也就是由京师大学堂确定。这些学堂使用的教科书先由大学堂翻译、排印、装订，然后运到上海，再分发各省。所以，大学堂对教科书的引进，不仅仅关乎大学堂本身，还关乎到全国的新式学校，乃至整个近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的确立。

再次是被社会广泛采用。这里提供一则北京大学档案馆所存的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资料《翰林院知照大学堂送新译各书》，其中记录“翰林院为片行事。本处现在编译书籍，需用各种新书。相应行文贵学堂将新译各种书籍，务于即日咨送过院，以便编译可也”。众所周知，翰林院是施行传统教育的最高学府，是旧学最重要的阵地，如今也向京师大学堂索要新书，从一个最为典型的个案反映出清末新学旧学此长彼消的迅捷和不可阻断的大势，翰林院尚且如此，遑论其他的社会机构和阶层。所以，当时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在社会上有极广泛的传播。

3 京师大学堂引进教科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操作上的官方性。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的第一所近代国立大学，毋庸置辩地从创办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大学堂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建立的。为了督促大学堂的举办，光绪帝于二十四年四次颁布上谕，过问大学堂事务，并且任命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代表朝廷主持大学堂的一切事务。大学堂在当时还相当于国家的教育部，管理着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及其教育活动。大学堂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教科书的引进上是既具权威性，又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保守性。所谓权威性，就是它能动用中央朝廷的威势，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快速有效地引进教科书，在书目选定上也颇显慎重，能在全国范围内乃至通过国家的驻外机构和代表，广泛地组织书源，调集人才，筹措资金，并利用政府行为推介发行。所谓保守性，则主要反映在引进教科书内容选定上的正统性和教科书译介过程中的官方操作，京师大学堂作为清王朝的最高学府，创办的初衷是要培养为清王朝统治服务的人才。在引进西方教科书问题上，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个标准。大学堂引进教科书的书目首先要经由钦定。孙家鼐曾上奏光绪帝，要求学堂教材之择定应先由管学大臣阅定，再进呈御览，凡是引进的书籍中有“不合体例”者，都要删除，他以康有为的书为例，“臣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光绪帝当即表示同意。对译介的西书，清政府实行严密控制。尤其是1905年学部建立后，更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图书审定制度，以法令形式规定“编纂教科书，无论何种，俱审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宗旨”，严禁厉查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的书籍。如1908年，“文明书局本麦鼎华译、日本元良勇次郎著之中等伦理学一册，文笔极佳，蔡元培为之序，学部谓为中西学说杂糅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下令查禁”。随着学部审定制度的确立，清政府对教科书的审核愈加严格，此时“教科书”的范围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许多早些时候被视为教科书的现在已不被当作教科书了。当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员水祖培把翻译的《日本会计法规》呈送学部审定时，学部批复为“非教科用书，无庸审定”。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清末教科书制度逐渐走向了规范化。

过程上的阶段性。京师大学堂引进西方教科书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起始阶段(从1898年大学堂的创办到1900年7月停办)：大学堂引进的教科书较为有限。现在能够确认是在此时期引进的只有很少量的教科书。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大学堂引进的教科书定然不少。根据《大学堂章程》的“学堂功课例”规定，当时新式学堂所读之书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专门学中的各国语言文字学，“其功课悉用洋人原本”，其他的如算学、格致学、地理学等十种专门学，“其已习西文之学生，即读西文各门读本之书；其未习西文之学生，即读编译局译出各门之书”。但总的来说，由于大学堂处于初创时期，其引进教科书的各种措施尚未完善，继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及其译书工作被迫中断。

繁荣阶段(从1902年初大学堂的重建到1905年1月底学部成立)：此间大学堂所引进的教科书数量远远超过前一阶段。光绪二十九年引进西书的情况是：九月，服部宇之吉从德国、英国购书150余部380多册，太田教习从日本购英德书60余部90多册；十一月，章宗祥自日本采购书籍，花费日本金洋二千元；十二月，译书局购买西国书籍用银322两多。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年，译书局购买西书389部849卷，光绪三十一年服部宇之吉从日本购数学、物理、动物、教育、历史五科书籍185部223本。大学堂在1902年到1905年出现这样一个引进西方教科书的高潮，除了当时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勃兴等因素外，应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的兴建。

趋缓阶段(从学部成立到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04年7月大学堂的译书局和上海译书分局都停办，这样大学堂引进西方教科书的重要途径被切断。1905年12月学部成立后，学部编译图书局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大学堂译书局引进西方教科书的功能。而且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兴起了自编教科书的高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大学堂引进西方教科书的步伐。

时代上的应急性。京师大学堂引进教科书是在出现严重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教科书的引进从一开始就带有因应时局，因应变革，因应新政的目的。当时的时局危亡迫切需要国家的整体改革，而国家的改革首先在于人才，人才的推出又首先在于教育，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旧教育制度培养的旧人不足以救中国，而从戊戌以后大兴的新学又是一种亘古所无的全新教育体制，中国原有的文化教育资源不足以应对，只有引进西学、西书、西制。故而教科书的引进便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为了能尽快引进教科书，清政府及其官员提出了种种建议，袁世凯、张之洞和刘坤一等重臣就曾呼吁朝廷专派官员或出使大臣，到各国考察“新出最精最要之书”，“分门翻译，译成随时寄回刊布”。为了加速教科书的引进，清政府还采取了若干特别优惠措施，简化过关手续，免收关税，“大学堂需用书籍仪器标本器具，一切物件均由外洋购运或内地采买，经过关卡，拟请一律免纳税钞，由大学堂发给印单，凡经过关卡，验明印单，随时放行，庶免留碍”。京师大学堂的教科书译毕后，在向社会和各地的发行上也是急事急办，广开绿灯，“各省学堂待官定教科书甚为急切”，“一俟京师书局运书到津”，“迅即发运，毋稍迟误”。

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迅速而广泛传播的教科书为当时大批成立的新式学堂解决了须臾不可或缺的教材问题。郭沫若曾经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我们当时又翻译了大量的日本中学用的教科书。我个人来日本以前，在中国的中学所学的几何学，就是菊池大麓先生所编纂的。此外，物理学的教科书则是本多光太郎先生所编的”。教科书还应时所需地为国民和国家面对危机，解决外交难题提供及时的参考范本，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告急，译学馆学生林行规适时编译了《俄国政略》。而大学堂师范生黄枝欣所译的《尼泊尔志》，因较详细地介绍了廓尔喀的情况，弥补了以往历史地理学的不足，并对防范当时英国通过印度殖民地对西藏的侵略有着特别重要的参考意义，因而受到学部的高度评价，经审定作为亚洲各国历史地理参考书。在这里，教科书的功能已有了放大，不单只是课堂的教学用书，而成为面向全体国民进行救亡启蒙教育的读本和政府施政的参考。

内容上的多样性。梁启超在为译书局所拟的章程中认为，“所译之书，首当别择”，“今当抉择精审，……要者大约先政而后艺，先总义而后专门，庶几条理本末粲然具见”，“今当首译其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律例学各书”，“多译其史志以观其沿革得失之迹”，“西国各省各部之章程……今当广搜多译”。大学堂引进的教科书内容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其中又多是西方的政治、史志和教育类用书。

在国别的选择上，大学堂引进的教科书是以日本为主。据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译自日本的书共958种，其中社会科学类有366种，约占38%，世界史地类译书175种，约占18%，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类近百种。京师大学堂所引进的西方教科书，除了少量是直接购自英、德、法、俄外，其余几乎都与日本有关，或由大学堂教习从日本购买，或由驻日使臣采买，有些教科书原作者虽不是日本人，但是经由日本人翻译过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所藏书目中，甲柜有127部993本书，除了8部36本是中国书籍外，其余的119部957本全部是日本教科书。其余乙、丙、丁、戊四个柜子的书目也是一样，除少数中国教科书外，其余都是译自日本或是购自日本的教科书。

大学堂在引进教科书时还注重版本的多样化。我们以《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大学堂译书局购买的西国书籍报销清册》为例来考察。大学堂译书局引进的许多教科书都有多个版本，其中《布算》有洛克思、布鲁克斯密、韩布林斯密著等3个版本，《植物学》有淮脱、爱得蒙、倭立华、叶肯著等4个版本，《名学》有黑格尔、穆勒、巴得赖耶、汗德、罗支、蒲山基著等6个版本，《舆地》有戚休龙、克来得、可安倭律、休思、迈克尔宗、约翰士敦、马克突厥著等7个版本，等等。版本上的多样性是京师大学堂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引进西方教科书的一大特色。由于国内缺乏新式教科书，加之对西方新式教科书的优劣又不甚清楚，因此也就尽可能多介绍几种版本，以便师生在教学实践中去对比分析，去实现对教科书的优胜劣汰。

4 京师大学堂译介的教科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对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奠定和传播，起到某种奠基性的作用。大学堂在自然科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引进的许多书籍中国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到。邹树文在《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我记起上心理学课的一件故事，有一天服部宇之吉教习讲心理学，恰巧张之洞来查学，服部正在讲人的记忆力，说是中年的时候记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因中年事多，把少年所经过的事遮盖了，等到老年的时候，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于是少年及幼年的事，反而浮现出来，所以人到老年，往往可以想到幼年的事了。这一小段对于记忆力的讨论，触怒了张之洞，以为是讥笑他老了。后来商定学堂章程时，曾有一度想取消心理学课程”。大学堂的《心理学讲义》是由服部教习撰述的。服部在给学生传授有关记忆规律的知识，号称博学的张之洞认为是对自己的讥讽，实际上是他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他很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心理学理论，学生当然更是首次接触到这样的知识了。可见，大学堂译介的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大学堂译介的教科书还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近代比较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的构建，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是新兴事物，虽然在洋务运动前后已经有了一些格致之学的传播，但真正大规模地引进近代自然科学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堂章程颁布后，中国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堂按照章程规定都比较注重自然科学的教学。自然科学教学需要的教材要从国外引进，而京师大学堂在引进近代自然科学的教科书方面是花了很大功夫的。大学堂引进的教科书中，自然科学占了相当的份量，如在译学馆所藏的教科书目录中，自然科学约占了45%。在20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书籍已经主要是社会类、人文类，而京师大学堂引进的自然科学类书籍数额还如此之大，无疑是非常突出的。大学堂还非常注重加强对学生的自然科学教育。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认为：当时他们所读的书，“现代科学是占了最大的成分的”。京师大学堂在1903年颁布的面向全国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内分16门，各门教材若干，其中许多自然科学教科书成为了当时学生必读之本。1904年1月，张之洞等修订了学堂章程，颁行全国。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和高等小学堂的课程都包括算术、格致等自然科学；中学堂的课程包括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等自然科学。这个时期，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使得自然科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新教科书的引进对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和构建贡献殊大。洋务时期，一些洋务学堂已经有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设置。但是比较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则是在京师大学堂的三个学堂章程颁布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业、商务、医术等七大学科。《奏定大学堂章程》把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农、工、商、医，这个章程还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括的学科科目，各学科所要开设的课程以及各门课程讲的内容和方法。如格致科的算学门，其主课有“微分积分、几何学、代数学、算学演习、力学、函数论、部分微分方程式论、代数学及整数论”，补助科有“理论物理学初步、理论物理学演习、物理学实验”，该章程规定“以上各科书籍，外国皆月异而岁不同”，“宜择译善本讲授”。到1910年大学堂正式形成“七科立学”的体系，即经、政、文、格致、工、商、医七科。虽然，一些科目还无法真正建立起来，但在大学堂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至此已经奠定，中国近代的教育体系也从此基本确立。在当时中国的新式学堂，从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到中学堂，再到大学堂，之所以能建立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体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大批引进的自然科学教科书作为保证，京师大学堂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的重要时期。大量译介西方教科书是20世纪最初10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一过程中，京师大学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如此，引进的西方教科书也只能是发挥其阶段性的作用，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国外全盘引进照搬到更加强调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在学校中引进教科书的主体地位最后终于还是要被自编教科书所取代。

 

（作者：张运君。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3期，2003年5月。原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