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戊戌变法时成立仅两年的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局势平息。9月20日，作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急切致函主持北京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呼吁“从速规复”大学堂。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恢复，户部尚书张百熙出任新的管学大臣。孰不知，一个多月后，张百熙却提出对包括丁韪良在内的大学堂洋教习全部辞退。这委实是重大举动，自此，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的西学总教习一职被取消，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的转变。于此，曾有文论及。
张百熙提出的解聘理由是办学经费困难，但解聘洋教习的同时，又聘请了新教习，还要支付洋教习的解聘费，实际上所费更多。那么，解聘洋教习的直接起因究竟若何？张百熙原为户部尚书，对大学堂的具体人事了解有限，为何有此雷霆之举？近来阅读严复书信，疑惑有了解答，原来，严复是解聘事件的幕后发起人。1902年2月5日，严复给张元济的信中披露：“复（严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严复与张百熙此前并无深交，却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匆忙拜会张百熙，可见，此乃严复北京之行的首要任务。而去除丁韪良的献议在严复当事先有所策划。此时，正出现丁韪良等洋教习与张百熙为薪水事闹得不可开交，严复选择此一时机提出罢丁，可谓适逢其时。当然，因丁韪良的地位，此举也将令中外朝野均感震动。丁韪良系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到中国，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经光绪谕令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着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鉴于丁韪良等洋教习在朝野中具有的能量与影响，对严复的开缺建议，张百熙“有难色”，最直接的担心便是由此引出列强交涉乃至国际争端。是时，庚子事变刚过，朝野上下对列强噤若寒蝉，张百熙有此顾虑亦在情理。严复却鼓励：“此无虑也；天下无以延师课徒，而启国衅者，尚书复何虑乎？去则留，留则留。”但严复也提醒：“惟切戒此后以延募教习托各国公使，为此者是自寻胶葛，且万万不得良师也。”
严复的告诫并非多余，在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聘请西洋教习时，就曾出现多国干涉的情况，除“俄、法使已屡言之”外，意大利驻华署理公使萨尔瓦葛(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还照会中方：“各国言语教习内，并未载义国言语教习。此系遗忘无疑”，强求聘用意籍教习。意使为此与总理衙门“哓渎不休”；称此事已引起意政府关注。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也“龈龈辩争”，语带威胁地提出“大学堂须聘请德国德文教习者三，专门教习二。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而在此时，正发生洋教习的索薪风波，丁韪良也发出恫吓：“此事如不照办，各国钦差必差人交涉事件，遂致贵部来信，彼时恐多争论，反为不美。”严复在这关键时候却认定，列强不会干预，此一判断是建立在对是时国内外情势准确分析之上的，也给张百熙等下决心提供了信心和助力。
应该说，严复罢免洋教习的建议既有公意的因素，也有私意的成份。从公意一面说，庚子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和中外观瞻所系，自然不能允许外人过多染指。有鉴于此，即便是受传教士影响很深并曾任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中文秘书的梁启超亦很不客气地评说洋教习：“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国家岁废巨万之孥，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时论对受教者也多有检点：“同文馆之设所以广方言储译才也。前岁洋兵入京，此辈半为所用，稍知自好者，尚能不忘本来。其不肖者，遂乃依恃洋人鱼肉闾里，甚至凌侮朝官，目无法纪。国家岁糜巨款，培植多方，而所得人才乃至于此，殊堪痛恨”。这也是庚辛后，中方约束外人干预中国教育的一大张本，防止培养洋奴。除民族主义的考量外，传教士被替代还有职业原因。教士的本职是传教，其从事教育，自来便不专业。此即严复提到的所谓“不得良师”的问题。严复的立论反映了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
从私意一面说，严复此时对就职大学堂有很大兴趣。而此就职，很大程度上须以西人教习特别是丁韪良的去职为前提。此时，在京城流传两种有关严复的说法，一是称拟以严复为吴汝纶的副手：“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张百熙）尚书之意，甚欲得吴挚甫，而以复（严复）辅之。”就是说，以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而以严复为副总教习。吴汝纶为桐城派大家，曾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权臣的幕僚，并长期主持莲池书院等，门生故吏遍天下，为中外朝野共誉的人物，又对西学早有兴致，“候官严幼陵先生博学能古文，精通外国语言文字，所译西书，自译书以来，盖未有能及者，而必就质于先生（吴汝纶），先生每为审正”。严复自视甚高，但对吴汝纶仍是高看，两人相交甚久，严译《天演论》便由吴作序，严复为此感激：“凡此皆受先生（吴汝纶）之赐也。”严译《原富》更请吴汝纶作文字修改，“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榷”。吴、严相互推许，早在戊戌年，吴汝纶就推荐：“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以严、吴之关系，严复是想谋得此差的。严复对大学堂的状况也深感不满：“新政以大学堂为鲁灵光，然观其所为，不亡亦仅耳。”严复想在大学堂有所作为，改变旧貌。但与严复跃跃欲试的姿态相反，吴汝纶却对就职大学堂推三阻四，“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就连张百熙以尚书之尊，登门跪拜以请，吴汝纶也不为所动。严复抵京后，试图说动吴汝纶，当即拜访，“叩吴所以”，吴汝纶给出几条理由，一是“家事放纷，非归不了”；二是“又经丧乱，精力短耗，若张必强我，恐不得生归乡园，复上丘墓”；三是要为李鸿章整理遗文，以答谢李鸿章在世时的厚待。而以严复私下测隐，认为吴汝纶不愿就职应该还考虑到“京中人众，新少旧多，而决大学成效之不可，不欲以是累其盛名，为晚节诟病耳”。为推吴汝纶出山，严复还致函相交甚深的吴汝纶女婿王子翔，要其劝“以舍己为群之义”，此劝能否奏效，严复没有把握，“不识可撼与否”。严复认为，吴汝纶的强项在于能通新学和旧学，“此老无他长，但能通新旧两家之邮而已，张尚书必言得之，固无讶也。昨又闻冶老拟请三品京朝官待之，吴未必为此动，然亦未必终不就耳”。后来的事态完全按照严复的估计发展。
严复对吴汝纶的劝驾和对丁韪良的罢免建议，与其本人的进退相联。此时还流行另一种说法，“外间诸人皆以洋文总教荐复”。就是以严复来替代丁韪良作西学总教习，严复出生在中西交会的前沿地带福建侯官（今福州），15岁（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这是清朝第一所具近代教学内容的军校，赴英留学归国后又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任职，不但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更被公认为是当时对西学了解最多的中国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溶中西为一治者，独执事（严复）一人而已”。严复以华夏译介西学无出其右的资格出任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当不是逾规非分之想。而严复欲出任西学总教习，原总教习丁韪良必须挪位，不如此，严复不能就任。严复建议罢免丁韪良，本身当有这方面的考虑。其实，严复并非对洋人管理完全排斥，此前，严复给张元济的另一封信则对洋办有不一样的评价：“庚子一变，万事皆非，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凡一局一地，洋办则日有起色，华办则百弊自丛，竟若天生黄种以俟白人驱策，且若非白人为主，则一切皆无可望也者。所闻所见，惟此最为可哀。支那气象如此，谓将能免于印度-波兰之续，吾不信也。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者也。”可见，对丁韪良的去除，不完全因其是洋人，更主要的与严复的切身利益有关，与严复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图有关。
但严复也认识到个中阻碍重重。首先是张百熙及其周边人的态度，张百熙尽管在广东学政任上因举荐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遭“滥举匪人”的纠弹，受革职留任处分，其具趋新倾向是毋庸赘言的。但其主体思想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在1901年10月24日有奏：“现在朝廷欲图自强而其最要首在培养人才，往年京师设立大学堂因乱而废，臣愚拟请将该学堂改隶国子监，国子监旧设南北两学，仿胡瑗以明经治事分课生徒；大学堂则中西并课，然轻其所重，重其所轻，用意不无一偏之弊。夫国子监向称太学，太学者，大学也，一都之中，岂容有两大学，重规叠矩，意见参差，此无怪学术之多歧，而人才之不出矣。欲救其弊，莫如善定其制，欲定其制，莫如首定其名，若将国子监衙门正名大学，举大学堂及南北两学一并归入，就监署拓而广之，并请简派管学大臣，视从前总理之职，应由政务处王大臣会同管学大臣悉心筹议，并招集京外通博之才，酌采中西有益政治，各种学问严定章程，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实事求是十年之后，必有人才出乎其间，此今日第一要政也。”其“重在中学，而以西学辅之”的理念明显与严复有所区别。同时，张百熙还奏“将同文馆改隶大学，并请简派专员办理提调事宜，外务部事繁不必兼领，所有肄业各生须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不徒取其通晓译事。”严复等以“通晓译事”见长，张百熙却不以为然。张百熙等也曾就京师大学堂如何办理问计于严复，严复建议“请设四斋：一正斋，从西文入手，驯至头等学业，以待少年之俊与各省学堂所送之高才生；二附斋，以中语演译西文，专讲西史、理财、立法、交涉诸科，以待年稍长之京朝官；三外斋，募自备资斧游学外洋已得学凭子弟，课以中学，如掌故、词章之类；四改同文馆为外交学堂，以言语、公牍、国际课之，以备外部出使之取材。”将严复的建议与张百熙的奏折比较，不难看出，除了第四条有关同文馆的内容两相符合外，严复的其他建议均太过于偏重西学，坊间曾以严复和林纾这两位同属福州籍的大学者作比：“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西学是严复在当时国人中人缺我有的最强项，故其格外强调，但与张百熙等的中体西用理念不尽相符，严复在与张百熙等接触后也感到，“张与沈、胡诸公皆韪吾说；沈小沂、胡梅仙二者，张尚书之良、平也”。严复归罪于沈小沂和胡梅仙，其实，严复与张百熙在办学理念上自有差异。所以，当外间有人以西学总教习推荐严复时，张百熙“尚未面及”。
张百熙的回避，或许还与其对大学堂的职缺安排有关。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在总教习问题上，即存在两种设计，一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提出的分设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聘用国人和西人分任中西总教习的方案。另一是梁启超代拟而由总理衙门入奏的只设一名总教习，并由中国人出任的方案，理由是大学堂“既中西并重，华人容有兼通西学者，西人必无兼通中学者”。后因孙家鼐出任首任管学大臣，故大学堂成立时采用的是前案，即分设总教习，以许景澄出任中学总教习，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庚子年后，张百熙接掌大学堂，却放弃孙家鼐的方案，而回复到总署方案，就是只设总教习一人。
京师大学堂内部人事复杂，局外人出任必多障碍，这一点，严复早有预料。“刻旧之提调、总办诸人则以谓大学复兴，此为彼辈应得权利；不敢公然自言，则数数唆丁韪良日用总教习钤记，促张开学。地方、办法、师徒，一切必仍旧贯，且出要挟之言，张为大窘。”严复感到对其出任，“颇觉谮者必多，未必果尔。”对此，严复以其惯有言词自我解嘲，“使复而不为总教者，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语虽自傲，内中也有些许道理。而且，可以体察出，严复对出任大学堂职任不抱太大希望，内心忐忑不安。
果如严复所料，2月13日，张百熙推出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最大的人事改组计划。其对总教习的选择尤为慎重，在张百熙的心目中，因为没有专设西学总教习，所以，该总教习必须兼通中学和西学，也因此而来，在推荐直隶知州吴汝纶为总教习时，要特意强调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在保举湖南试用道张鹤龄任副总教习时要强调其“学识宏富，淹贯中西。先前传言的由严复出任副总教习的说法落空。张百熙同时保举候补五品京堂于式枚为总办，翰林院编修李家驹及工部主事赵从藩为副总办。在上列保举名单中，没有严复的名字。同日，朝廷批准张百熙的荐请。张百熙的措置是对孙家鼐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设计的修正，而回归到只设一位总教习。此设计中，没有西学总教习的职缺，严复出任“洋文总教”的企望也无从实现。
应该说，因与自身利益相关，严复此时对大学堂的人事变动格外关注，信息也相当灵通，张百熙的保举折是2月13日递上，而其对洋教习的解聘折是2月16日才提出。但早在这之前的2月5日，严复就已获知：“刻闻已拟将七教习辞去，独留丁。补给前此停薪，须银四万余两，此事由小沂办理矣。”2月16日，张百熙在完成对新人事的布局后，谋定而动，断然提出对所有洋教习“一概辞退”，“惟现在大学堂开办需时，各洋教习闲住一月，即需月修金。大学堂经费无多，不能不设法樽节。是以将各西教习不论去留，目前一概辞退”。在张百熙的解聘方案中，并不如传闻那样，解聘其他洋教习、独留丁韪良，而是采纳了严复建议，将丁韪良也一同解聘。
严复虽未能出任大学堂的副总教习或西学总教习，后只是出任大学堂译书局的总纂，但其开缺洋教习的建言却能奏效。此举意义非浅，不仅实现了京师大学堂屏除西人直接干预的局面，而且初步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自此，西人在京师大学堂中的地位不再，转而由日本教习担纲，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和法学博士岩谷孙藏等被聘为教习。这并非京师大学堂独然，而是那个时代日本对华影响渐行渐大的趋势实录，是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由日本转手的时代背景的表现。当然，这又绝非严复所能料及。
吴汝纶后来勉强接受总教习职，却提出要去日本考察，但结局不妙。对此，严复亦有记述：“挚甫先生东渡后，鄙处未蒙一书，言动起居，只从报纸得其梗概，然未敢遂以为实。近者因同行伴侣稍稍先归，于是辇下哗然，谣诼蠡起。其所指为先生罪者，不肯具仪以谒孔像，一也；谓四子六经可以竟废，二也；耸诱留学生以与蔡公使冲突，三也。夫谒像废经二事，籍令有之，皆足诧怪，而言各有当，先生不任咎也；乃至耸诱学生抵其使者，则不待辞毕，吾能决知其必无。贤者处世，与其文章正同，大惭则大好，倘不为流俗之所怪，也不足以为先生矣。”据记，张百熙还曾面告严复，说掌握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荣禄对吴汝纶也“深相督过”。严复听此消息后，不以为忧，反以为喜。因为大学堂总教习的职缺，本来就不是吴汝纶“所乐就者，顾张尚书以其名重而要之，造膝长跽，促促卑谨，虽先生始终未尝一诺，然以牵率之殷，事诚有欲辞而不得者，乃今都下要津，皆谓先生不可为师矣。不可为师而去，正其宜耳，是先生终幸脱此桎梏，此吾所以为先生喜也。嗟乎！臧纥祀爰居以鼓钟，叶公见真龙而惊走，吾早知其势之不得长，蚍蜉撼树，乌足为先生病乎？”见人所未见，真是对吴汝纶的至交深论。从吴汝纶的境遇，严复还联想到自身就任大学堂译书局后的经历，“复之初来也，人人自以为得大将，乃今亦少味矣。然窃以是自庆，盖不为世俗所崇拜者，亦不为群小所抵险也”。显见得，即便在京师大学堂此类“新式”机构中，除旧布新者也仍是步履维艰。
（作者：郭卫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原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