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图书馆以其公开开放的特点迥异于古代的藏书楼，然而图书开放也面临着另一个风险，即图书借而不还。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作为早期成立的图书馆，其图书借阅归还情况的研究尚不多见。

吉林省档案馆现存有十多份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催还师范馆毕业生归还图书的来往咨札文，仔细探讨其来龙去脉，可部分还原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当时图书借阅归还的实际情况。

1.  京师大学堂图书借阅规定

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建设后，非常重视学堂的藏书建设，采取调取各省官书局已刊书籍、让大学堂的译书局翻译图书，或直接向国外购买等多种渠道增加馆藏。大学堂为方便师生使用图书，1904年制定了《京师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其中用了一章十七节的篇幅对借取图书的各种情形进行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如：

“凡学生取书，皆须亲至本馆填写书单，方能照借。一经到限即应缴回，如未经阅毕，准其赴本馆申明，换展期取书证据一纸，仍由供事续登号簿，到限缴还。倘到限不还，又不请展限，除追缴原书外，由经理官将学生姓名牌记本馆，限止再借”；并将逾期不归还图书的行为与品德挂钩，“凡学生取书，逾限不缴，并抗不展限或任意遗失，除限止再借外，并将该书全部原价令学生赔偿，并于立品门内告知监学官扣分”。

学生因事故出堂“由监学官知照本馆，立时查明，如曾借取书籍，须逐一缴还，方准离堂”；“每届年暑假放学前十日，由经理官悬牌告知，各学生所借各书，无论缴还日期已到未到，应逐一向本馆缴清，统核数目，查明有无缺失”。

大学堂对借阅图书不仅有制度上的严格规定，还发布有温馨告示。在毕业生即将离馆时，总监督李家驹发布告示，要求及时归还图书，并列出必须归还的德文图书书单。

1907年，京师大学堂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大学堂总监督对图书馆的图书进行清查，发现图书归还情况不容乐观，图书借而不还并不是个别现象。

2.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一届毕业生情况

没有及时归还图书的是师范馆第一届毕业生。师范馆是1902年2月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朝廷始为倡议，师范馆的生源一方面是在京师招考，一方面是各省咨送。入学条件是“品行端方，志趣闳远，中学既具根柢，西学已谙门径”，且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考试时不仅要考中国经史大义，而且算学、物理、历史、舆地也要条对详明，方为及格。各省分配有咨送名额，考验完毕，送入学堂。

1902年12月师范馆开学授课，生徒济济称盛。师范馆课程一共十四门，分别为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各门功课均用译出课本，由中教习及日本教习讲授，外国文由各国教习讲授，其中教育学讲授的有教育宗旨、教育之原理和学校管理法等。

1904年1月学部颁布《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要求师范馆改照此章程办理。师范馆在2月实行分科学习，四类分科分别是：第一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言语为主；第二类以历史地理为主；第三类以物理算学化学为主；第四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师范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择一类进行学习。

师范馆学生初议为三年卒业，1902年12月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定为四年卒业。从1902年12月至1906年12月，四年期满，课程授完。1907年2月师范馆举行了毕业考试，评出最优等18名、优等61名、中等21名、下等4名。1907年5月，3名丁艰期满的学生补考，评出最优等1名，优等1名，中等1名。由此，第一届师范馆共有107名毕业生毕业离校。

师范馆学生的毕业去向在《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早已规定：“分类科毕业生，有效力本省及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义务年限暂定为六年，又此六年中之前二年，经学务大臣及本省督抚指派职事，不论何地、何事，均为当尽之义务，不得规避”。1907年3月，师范生毕业即将离馆时，学部对师范生的奖励与义务章程又进行了相关的修订，规定师范生：“有效力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年限暂定为五年。此五年中，经学部或本省督抚提学使司指派教育职事，不得规避。师范生在义务年限内，各应尽心教育，不得营谋教育以外之事业，不得规避教育职事，充当京外各衙门别项差使”。因此，师范馆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离校后必须要在各种学堂里担任教职，义务服务五年。

3.  京师大学堂催促师范馆第一届毕业归还图书情况

吉林省档案馆目前所藏的“京师大学堂为毕业生借阅书籍应即缴还的咨文及吉林提学司给有关人员的札文”案卷中包括以下11份咨札文：

（1）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催顾德保、杨锟铻归还图书的咨文；

（2）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催杨锟铻还书给吉林提学司的咨文；

（3）顾德保和杨锟铻所应还书单；

（4）顾德保关于还书事宜给吉林提学使司的禀；

（5）吉林提学使司关于顾德保应还书事给京师大学堂的咨文；

（6）黑龙江提学使关于谢运麒应还书之事给吉林提学使司的咨文；

（7）吉林提学使司关于谢运麒应还书之事给实业学堂的札文；

（8）实业学堂关于上交谢运麒应还书之事给吉林提学使司的禀文；

（9）吉林提学使司关于送还谢运麒应还书籍事给黑龙江提学使和京师大学堂咨文；

（10）直隶提学使卢靖关于张灏应还书给吉林提学司的咨文，附有张灏应还书单；

（11）双城学堂监督有关张灏还书事给吉林提学使司的禀文，粘有张灏的禀文。

从这11份档案中可以看出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至少给直隶、黑龙江、吉林等省提学使发送了催还图书的咨文。朱益藩1907年7月26日被任命为大学堂总监督，9月8日接受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莅堂视事，12月29日被任命为宗人府宗丞，刘廷琛为新一任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实际上在京师大学堂执掌视事前后也就一百多天。直隶提学使是10月18日收到咨文，黑龙江提学使是10月23日收到咨文，可见，朱益藩上任伊始就把清理图书、追缴图书提上了工作日程。

朱益藩在咨文中称：“甫学堂向设藏书楼汇集中外图籍，部居厘别，篇帙浩繁，专供本堂教员职员学生等参考研求，随时借阅。累岁以来间有久假不归，甚或向催罔应，以致每过年暑假期者更仆难终，还者裹足不至。虽按图以相索乃返璧之无多，夫裒辑群书共相浏览，本艺林之旧事，亦海国之盛规，至乃散之四方，私诸一己，则书楼之设，今日充栋，异时必为虚车矣”，经清查发现“借阅未还之书实形繁多，而尤以旧班师范学生为多”，要求各省代为催还，一个月内送还图书。

档案中记载有应还书目的毕业生有４人：顾德保、张灏、谢运麒、杨锟铻；在直隶提学使的咨文中提到姓名的有１人，即穆奎龄。顾德保、张灏、谢运麒、杨锟铻4人借而不还的不仅有课本，还有参考书，具体书单如下：

顾德保借课本：独逸语入门、独和字典、课本地图、华英初阶、要语类编、智环启蒙、英文初范；借参考书：圣武记八本、管理法教科、教育的心理学、伦理教科书、教授法教科、教授法沿革史、教育学教科、小学校管理法、各科教法、垤氏实践教育学二本；

张灏借近世物理教科、课本地图、用器画初步、几何蒙小教科、平面三角法小教科、立体几何小教科、大本博士化学实验教科；

谢运麒借课本地图一本、用器画初步一本；

杨锟铻借参考书：中等地理举隅、卫生要旨、文话便读。

根据“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得知上述5人1906年在师范馆就读时的信息如下：

顾德保，字伯文，行五，年二十四岁，直隶顺天府宛平县民籍优附生，师范馆第一类科，习德文；

张灏，字复先，行七，年二十四岁，直隶河间府献县民籍附生，师范馆第三类分科，习英文；

谢运麒，字石生，行一，年十九岁，四川夔州府万县民籍附生，师范馆第四类分科，习英文。

杨锟铻，原名赞清，字剑峰，行一，年三十二岁，直隶顺天府大兴县附生，原籍山东登州府福山县，师范馆第四类分科，习英文；

穆奎龄，字伯祺，行一，年二十九岁，直隶天津府天津县民籍监生，师范馆第一类分科，习德文；

五名借书未还的学生涉及到师范馆第一、三、四类分科学生，他们没有归还的书籍共计26种37本，内容涉及教育学、算学、中外舆地、化学、外国文等课程，其中教科书为多。可见，师范馆第一届毕业生真带走了母校不少图书资源，长此以往，真如朱益藩咨文中所说“书楼之设，今日充栋，异时必为虚车矣”。各省提学使接到大学堂的咨文后相当重视，毕业生在本省效力的赶紧通知归还，不在本省的另送咨文到毕业生目前服务的省份，代为催还。面对长官转发来母校的图书千里追缴令，毕业生反应不一。

谢运麒1907年8月到黑龙江省效力，后因天冷不适应，要求到天气暖和的地方服务。10月底刚到吉林省，任实业学堂教务长。得知母校催还图书，他及时将所借图书上交，吉林提学使在11月15日咨送回京师大学堂。

顾德保和张灏则对母校提出自己的反馈意见。四人之中，顾德保所借图书最多，在大学堂学习时他的成绩相当不错，在现存的大学堂月考奖金名单中顾德保多次榜上有名。师范馆毕业考试时，他因丁艰没有参加集体毕业考试，后在补考中他名列最优等，奖给师范科举人，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他此时任吉林省中学堂教务长兼监督，得知母校追缴图书，他认为“查学堂定章，讲义课本向无缴还之例，西文无讲义，课本即代讲义之用，使课本须缴还则各科讲义亦须一一缴还乎？况现虽毕业，所有功课时须温习，势不能积四年所得，一旦出堂随时抛弃，故授讲义课本自应携带左右，以备温故知新之用”，不愿归还图书，同意折价赔偿。11月15日，吉林提学使将书价款咨送回京师大学堂。

张灏此时是吉林省双城学堂监督，他说“此项书籍皆系肄业时应用课本，多半购自日本，设尽行交还则另购非易，深虑后日效力义务，参考无资”，不愿归还图书，并在大学堂催还图书之前，让师范馆新班的史树璋在开学时就代缴书款了。

大学堂在1908年1月向吉林提学司再次发送催还中书科中书杨锟铻还书的咨文，推测杨锟铻没有及时归还图书，大学堂再次发送咨文，由于没有见到相关档案，不知杨锟铻最终是否归还了图书，但是大学堂一定要做到图书一本也不能少。

4.  结语

从1908年学部发布的《通行京外查明大学堂师范毕业生效力义务情形报部文》的名单可知，顾德保和张灏在毕业时就确定要到吉林省义务效力五年。吉林省此时刚刚改为行省，虽是皇迹启基之地，却也是边僻之所，文风不盛、新气未开。直到1909年吉林省在倡建图书馆时还称：“吉林自改设行省，学风渐开，然文献无征，书缺简脱，学子既冥求不得，教师亦参考无资”。相比之下，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图书资料可谓是蔚为大观，异常丰富。师范馆生在学期间，大学堂多次不惜重金从外洋购买各式图书、标本。顾德保所借的教授法教科、教授法沿革史、小学校管理法、各科教授法等书即是由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从日本所购。大学堂的译书局也不断将急需的教科书赶译出来，顾德保所借的垤氏实践教育学就是大学堂上海译书分局译校而成的。

作为国家指派的第一批新式教员，教科书和参考书无疑是自己披荆斩棘的左膀右臂，而知道所服务的省份书籍无多，无可参考，为适应将来的新工作，有所作为，毕业离校前学生不得不预为筹备，多多借出图书资料以备他日之用。不管是顾德保的“势不能积四年所得，一旦出堂随时抛弃”，还是张灏的“深虑后日效力义务，参考无资”，都说出了师范馆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时所面临的困境，对母校的图书借而不还确是情非得已。

不过，“留恋”母校丰富馆藏的状况并没持续很久，到了1911年，吉林两级师范学堂的图书馆里不仅有了经、史、子、集，还有了教育、格致、算学、英文、音乐附体操等现代图书类别；不仅有了各式教科书，还有了《俄国新志》、《米利坚志》、《节本原富》、《学校唱歌》等书籍，甚至连风琴、哑铃、铁杠等教学用具也都有了。

 

（作者：何玲，来源：《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3期，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