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此校是百日维新的产物。光绪皇帝实行的新政废除后，唯有新政期间办起的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恐怕与孙家鼐有点关系。

创办人孙家鼐

孙家鼐是一位可爱的老古董。说他是老古董，因为他是清末的三朝元老；说他可爱，是因为他并非是冥顽不灵的老顽固，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问题上，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并且发挥了好的作用。孙家鼐1827年生于安徽寿县，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年仅24岁时就中了一甲一名进士，力拔头筹。但当时强手很多，究竟谁当状元定不下来，只好由咸丰皇帝定夺，进行面试。孙家鼐被考核时，皇帝要他写副对联，为大清王朝歌功颂德。孙家鼐才思敏捷，轻松自如地写道：“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维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巧妙地写了进去，马屁拍到了家。不过，从这副对联中也可以看得出，孙家鼐驾驭中国方块字的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咸丰皇帝一高兴，孙家鼐便当了状元，从此官运亨通，从1878年起孙家鼐给光绪皇帝当老师20年之久。这位老先生思想并不僵化，他赞同康有为变法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参加了酝酿维新变法的“强学会”。1898年孙家鼐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学务大臣，并负责创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洋人“学校遍于国中”，所以“威力行于海外”，这种重视教育的见解相当深刻。

孙家鼐办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当时孙家鼐已72岁，能承认西学的重要地位，已经很不简单了。

孙家鼐确定了上述办学宗旨后，还确定了“分科立学”“严聘教习”“精编教材”“慎选生源”“学用相符”等一系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办学方针。慈禧太后扼杀了维新变法，对参与维新的官员杀的杀，撤的撤，对孙家鼐却网开一面，这与他为官的圆通、做事的谨慎小心不无关系。孙家鼐还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欲能则学，欲知则问”，下联是“守身如玉，守口如瓶”。这下联八个字的为官之道，使孙家鼐在政治风浪中没有翻过船，京师大学堂能保留下来，与孙家鼐这位没有倒台的首任校长（当时叫“管学大臣”）恐怕有些关系。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包围中，孙家鼐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他急流勇退，称病请长假，颐养天年去了。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校长，总计不过380天。他离职后不久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重大事件，京师大学堂近于瘫痪。到了1902年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实为京师大学堂第二任校长。

“性情中人”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1874年中进士。此公与孙家鼐性格迥异，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适于干事，不适于当官。1894年，慈禧太后过60岁大寿，从紫禁城到颐和园到处搭彩棚、种花、奏乐，大肆铺张浪费，马屁精们无不为之大献殷勤，而张百熙竟敢于上奏光绪皇帝，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祝寿活动，可见他是一位正直而又敢说话的人。1900年张百熙被派到英国担任“专使大臣”，这一经历使他对中国的落后、西方国家的发达有了深刻的认识。要改变这种差距，只有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为了聘请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张百熙经过多方考察后，认为此职非桐城派的领军人物吴汝纶莫属。吴汝纶生于1840年，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国藩的崇拜者，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面对张百熙的聘请，吴汝纶以“年迈学浅”为由拒聘。为此，张百熙竟不顾自己是高官大吏的身份，在吴汝纶面前长跪不起，并说：“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张百熙做得比刘备三顾茅庐还真诚，吴汝纶被感动，只得应聘。张百熙在改革官制、财政和废除科举制度、主办京师大学堂、创办医学和译学馆诸多方面都有贡献。但是官场难于容纳耿介之士，张百熙最终还是被排挤出局……

（作者邵纯，来源：《教育旬刊》，2013年10月·中,原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