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原名夏，后更名玄同，字中季。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提倡文字改革，曾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历任北京大学、北高师、北师大等高校教授。语言文字学家。

（一）

钱玄同有个笔名叫“疑古”，而他这“疑古”却是先从“复古”开始的。知堂先生说他“第一的‘复古’做得很彻底。第二期便来了个‘反复古’运动，同样的彻底，不过传播得更广远了。”

先说他的“复古”，文字他主张用小篆。文章毫无疑问一律拟古。甚至服装也要参照古本研制一套“深衣”来。所谓“深衣”据知堂先生所说：“白布斜领，看起来很有点像‘孝袍’，看去有点触目。”钱玄同酷酷地穿着它去教课上班。你说这算“新新人类”还是“复古?’派头呢?

新文化运动开始，一时间大都激进的知识分子都以西方民主与科学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两剂解药。而所有往日称之为“国粹”的皆被当作“国滓”。钱玄同骨子里是具有“愤青”意识的。他转而成为疑古、反复古的急先锋了。

但这种反终究是没有根基的一种时髦文化罢了，这也是五四大多数文人的轻佻和偏激，所以知堂说“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这种仅靠血气的叛逆，我们又何尝不可以称之浮躁和浅薄呢?它的作用是顺时应势助长新文化运动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是促成这场革命草草收场乃至不可收拾的结局之根源之一。像林琴南那样的旧学卫道士（被他们称为“桐城谬种”）只得退避，躲到阁楼上去午睡去了，可谁知这一觉睡到今天还不见老夫子下楼来，真是漫长的沉睡啊！

钱玄同这一回的“反古”恐怕彻底要比“复古”来得畅快，因为反和毁总比复与立似要容易一些。依我看来，其实也未必，比如，他主张将线装书丢进茅厕，可他作的依然是文字学和经学的功课；他主张反对礼教，废除汉文，用罗马字拼法，而他的文字学研究仍然离不开音韵；他欲废除汉字，可他又热衷“书法”，写他的“唐人写经”，可见文字与艺术的魅力是他无法摆脱的。这正是片面的自相矛盾，也是“彻底”的困惑。钱玄同不像他的先生章太炎那样索性怪异到底，他的“革命”作风总是太过于性情，他说四十岁的人都应该枪毙，他渴望见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局面，而他也知道，这都是无法做得到的。所以，他的反复古也最终只是个“疑古”，以至他最终成为一个“不疑”的人，包括对他自己。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去做，结果将会怎样?事实上那一代知识分子们归根结底并不清晰中国的命运一一将走向何方一一不是他们在改变这一切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向何方？

（二）

钱玄同的新思想即是时髦的全盘西化，具体而言恐怕是欧化。他曾发表这样的言论：

“到了民国时代，还要祀什么孔，祭什么天，还要说什么纲常名教……”（《新青年》6卷2号）

“我坚决地相信所谓的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回语堂的信》，《语丝》第23期）

以欧化而当作中国的现代化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结。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主义，他们进而认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罪魁祸首是旧文化，钱玄同就曾主张“全盘承受西洋文化”（《致周作人》，钱的这一言论发于1924年4月，可谓先声，遂有胡适等人关于“西化”的激进思想构成一时代之风气）。

钱玄同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强调“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中国现代文艺研究资料丛刊》第5辑322页）。

可能我们要认为钱玄同骂孔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学术思想专制的痛恨。但他和很多知识分子并没有看到吾国学术思想发展缓慢的病根，他也看到“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的弊端，但他主张的拯救法宝依然是科学主义和自由民主，而他的自由观则又是基于古人的“太丘道广”（1926年致周作人信，见《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中国人对传统的批判大抵还是功利的，从钱玄同的骂孔老爹到文革时批孔老二，再到今天举国上下的尊孔祭孔运动的复生（甚至有学者又开始提倡以孔学而为国教），这样的循环往复使我们一直走不出无形的怪圈，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现状，就是保守与激进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坐标，因此双方永远不能有真正的对话。”（《“创新”与“保守”》见《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觉得，究其根本，还是这种种的学术主张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真理，相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的手里”，但少数人也会成为学术霸权，成为思想的专制和独裁。人不可能也不可以是真理，他可能接近真理，这正是德、赛二先生脱离法制法治乃至信仰背景在当时中国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他们一面鼓吹民主与自由，一面又反对“同孔丘与耶稣叩头”（钱玄同《致周作人》），信仰的缺失，或者说把信仰只当作西方文化，正是“现代化”发展的又一局限，这种障碍同样成为影响当代文化的构建，以致滋生片面的民族文化情结，以孔学来抵制西方文化的侵略，对于钱玄同那一代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极大的回击，这种回击同样失之片面。同样，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向往最终导致学术领域的驳杂混乱乃至失语。

钱玄同进而强调这种自由梦呓的重要性，“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我们不能以为这一识见的“失语”，他们始在这种自相矛盾中不能自拔，他们自以为是，终则对前景一片茫然。

学者周策纵以为，“1916年以后改革者开展的破除偶像活动并没有集中攻击宗教。但是在他们反对试图把孔教作为国教的活动中，确实表现了一般地对于宗教的反感，然而他的主要观点仍是‘宗教自由’，而不是废除一切宗教。”（《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然，我们可以不作片面地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以破为主导思想的，但它的寻求一个新的世界的理想却显得过于急躁，而这种立的理想事实上却是建立在破之上的。1919年3月梁启超就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发言，但却并没有引起狂热的知识分子们的广泛关注，粱鉴于西方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而道德权威屈沦丧争战不停的局面感慨道：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反而来许多灾害。”（《欧游心影录》）

对“科学主义的破产”反思，同样，对“民主主义”的狂热也转瞬跌入无望。1919年陈独秀曾倡言“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可第二年，他突然转变：“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党与共产党》）陈与李大钊等人由对欧美民治的向往而急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曾经令人们梦寐以求的‘德先生’从此和那场仅仅持续四年的启蒙运动一起悄然地退场。有人说这乃是“一幕奇特的历史悲剧”。可叹的是，今天我们果然真的追寻到其中的根源了吗?知识分子的软弱和骄傲，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今天，不是依然有很多人以为凡传统的就是国粹，凡西方的就不利于民族主义，当然，科学的甜头他们依然还在津津乐道着。

（三）

回顾那场“革命”，无论是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国书”，还是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让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一代人的真诚和使命感，同样也看到了五四文人的轻佻与浮躁，苦闷与偏激。

钱玄同欲以拼音取代汉字，可今天依然有人乐道音韵之学，热衷诗词古文，热衷汉字的书写。而他的这通写给夏宇众的信，无论样式、文字，都是一本古法，书法以行参入简帛笔意，极具几分鲜活之趣。因此，可以说疑古先生的骨子里还是有着挥之不去的古意的。

 

（作者许宏泉，来源《书法》，201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