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一起床就突然想到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

说起关于“教师节”的倡议，朴实坦诚的王梓坤教授实在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来，就仿佛一件很平常的事儿自自然然就发生了一样。但是，这位从井冈山革命老区的一户贫农家庭走出来的院士内心深深的教师情结，却让一切变得清晰了：王梓坤教授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爱，当一名教师是他从小的心愿。当他23岁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义无返顾地选择到南开大学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教师。教师也就成为他一生的事业，他曾经有当选天津副市长的机会，却辞而不就，在1984年5月来到全国最高师范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校长。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王梓坤教授说：“当时文革结束已经好几年了，社会舆论很尊重教师，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教育，认为‘教师是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他们很关心改善教师地位、待遇的工作。但是，当时许多地方领导的思想认识还不够，只知集中精力抓经济生产，教师的地位、待遇的实际改善步伐还不大。来北师大这个全国师范排头兵院校担任校长后，我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办好学校，如何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这个念头一直在心里盘旋。也许就因为这，才有了那天早上的倡议吧。”

那天是1984年12月9日，王梓坤校长一早起来，“突然”有了给教师设立节日的念头，他习惯性地在5点钟就来到办公室准备工作，想把这个想法告诉谁，但还没人上班。早上8点，他第二次来到办公室，就直接把电话打到自己认识的一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那里，并告诉对方这个想法，得到这位记者的赞同。第二天，《北京晚报》刊出了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一条200多字的简讯，简讯中写到：“……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日即定为全国教师节。王校长认为，尊师重教月可定在每年寒暑假前的二三月或八九月份。……”于是，这条短短的简讯就成为倡议设立教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

大约一周后的12月15日，王梓坤校长为了进一步推动此倡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了北师大著名教授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贤智、黄济、赵擎寰等人参加讨论，这个倡议得到教授们的一致同意，并联名向社会提出。第二天，《北京日报》登出了关于这一倡议的简讯，但这条简讯编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北师大校长王梓坤倡议每年九月为尊师重教月建议九月的一天为全国教师节”。这是设立教师节的倡议第二次出现在媒体上。

王梓坤教授在两次公开发出倡议后，认为已经做了一名教师、一个校长的最大努力，于是又埋头到繁杂的学校事务中。但是，相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在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宣布设立教师节，……第一个反应是非常非常高兴，并立即开始着手准备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工作。……学生们在庆祝大会上打出了‘教师万岁！’的横幅，让我感动万分……”。

王梓坤教授并没有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认为，人大这么快就出台决议，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教师是关心的，关心教育、关心改善教师地位待遇的大有人在，也许中央早有这个意向，还没有公布，他的倡议只是与之巧合罢了。他说：“我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两次发出倡议后，我的精力也主要扑到校务上，没有再多做什么。而和我同时发出倡议的许多老师，像黄济教授就是政协代表，还有其他关心教师的人们，他们有更多机会提到此事，促成此事。”

王梓坤教授很高兴有了教师自己的节日，而不管是不是他的倡议起了作用。他获知人大决议时的第一个反应是“非常非常高兴”，并立即投入准备工作，迎接第一个教师节。当年为此忙了些什么，王梓坤教授已经记不清了，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全校师生庆祝大会上，学生们打出了一条横幅，上书“教师万岁”四个大字。多年以后，王梓坤教授回忆起这一幕，依然很动情：“我感动万分，也非常骄傲！”

“国家发展要依靠‘科教兴国’的战略，这其中教育是基础，发展教育就必须为教师做实事，教师节只是一个契机，日常工作中重视教育更加重要。”

说起十几年来的变化，王梓坤教授认为，党和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与先前相比，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教师节”的设立促进了全国人民、各级党政领导尊师重教的积极性，成为各地为教师办实事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成为检验尊师重教工作的重要时期；它的设立提高了教师地位，也促进了师范教育的发展，为我国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梓坤教授认为，现在仍然有一些地区还存在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校舍倒塌的报道也时有所闻，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还有很多困难。因此，他希望把“教师节”这个全国教师的节日纳入“科教兴国”大战略之中，继续深入为教师、教育办实事，决不停留于形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改善教师地位和生活，为国家培养出优秀人才。“这才是设立‘教师节’的最终目的所在。”

（作者练玉春，来源《校长月刊》，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