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1913年，27岁的钱玄同从杭州来到北京，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任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的国文、经学教员，一直到1939年52岁去世在北师大任教长达20余年，其间担任国文系主任多年。在这里，他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并与鲁迅一道联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女师大(北师大前身)学生的正义斗争，他还为“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北师大学生范士荣撰写了纪念碑碑文。除此之外，他还与其他学者一起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字的改革，我们现在使用的横排版图书、拼音、简体字以及白话文等，都是与钱玄同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分不开的。

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他在北师大讲授的课程主要也是音韵学、经学史、《说文》研究等等。按常理他是不大可能主张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反对八股文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学者，在1917年致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大力倡导“文学革命”，这一举动，使陈独秀、胡适备受鼓舞。陈独秀说:“以(钱)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一文中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胡适在晚年的《自传》中仍然十分称赞钱玄同参加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他说:“钱玄同，原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可见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多么重要。

钱玄同之所以高举“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的旗帜，自有其深刻的思想，他在《论应用之文之亟宜改良》中说:“那独夫民贼，最喜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好叫那些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凡是做到文章上，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卑贱的人，当面讲白话，究竟彼此亦没有什么大分别；只做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这些话清楚地表明，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更重要的是有其政治上的思考:文言文容易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而白话文则易于为人民大众接受，有利于民主制度。这便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思想基础。

1918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从这一年的四卷一号起，全用白话做文章，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而这些都是钱玄同宣传、鼓动和争取的结果。黎锦熙说:“《新青年》四卷一号，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可见钱玄同当年提倡这些新的做法，不但需要见识和眼光，而且需要极大的勇气。

鲁迅首次用“鲁迅”笔名发表的《狂人日记》，催生者就是钱玄同。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鲁迅’的笔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钱玄同到绍兴会馆劝说鲁迅写文章有更为具体的记述:“钱君从8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4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如众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作者：李端、郭小军，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2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