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之有校训，始自清末。中国大学开始重视校训建设，是在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校校都有校训且能“各美其美”，则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期，清政府就以皇帝诏书、学务大臣和学堂监督训词等形式，对学堂师生明示宗旨、强调学规和指明治学服务的指向，当时称其为“垂训”。因其言简意赅、“垂训”者有权有威，其影响能达到一定的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在“校训”的意味和功效。
1898年，清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其中强调“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不仅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宗旨，也是对此后学堂师生的进学要求。1904年，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就职，他的就职演说异常简短，“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八个字，精炼有力，既指向明确又要求具体，有学者把它称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校训。1909年6月，独立设置后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搬迁新址，张之洞出席开学典礼，训词称“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为标准”、“做北斗”，一度成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办学追求。
1912年，陈宝泉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沿革而来）校长，他提出了“诚实、勤勉、勇敢、亲爱”的校训。
1914年，学校将这八字浓缩为“诚勤勇爱”,写进校歌，要求师生“学日进，德务滋”，力行校训，“无愧为人师”。这个校训在北京学界影响较大，有一定的社会关注度。1919年，蔡元培先生来北京高师做“科学之修养”的演说，其中就专门谈了北京高师的校训。他说，“‘诚’字之义，不但不欺人而已，亦必不可为他人所欺。……故欲力行‘诚’字，非用科学的方法不可。其次‘勤’。凡实验之事，非一次所可了……反覆推寻，不惮周详，可以养成勤劳之习惯。再次‘勇’。……凡作一事，能排万难而达其目的者，皆可谓之勇。……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凡此二端，均由科学所养成。再次‘爱’。……若科学，则均由实验及推理所得唯一真理，不容以私见交易一切。是故妒嫉之技无所施，而爱心容易养成焉”。蔡元培的解读，虽然是为了推介“科学”，但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北京高师校训的内涵。这个校训有以下特点：一是本于“以成已成物为励学及服务之方针”；二是着眼于“造成完全之人格”；三是取法于“进学”“滋德”的教师教育要求。它曾长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
1923年高师改大后，范源廉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与北师大有较深的渊源，曾三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对于办大学、办教育和办师范教育有着深刻的体会和高屋建瓴的见解。1924年6月，范源廉为毕业同学题词“以身作则”，并加以注释：“师范大学毕业诸君以教育为职志，特本‘言教不如身教’之旨，为书四字与同学录，共勉之。”范源廉虽然不久后即去职，“以身作则”的题词却融入北师大人的血脉。此后，“以身作则”被学校师生奉为校训。在范源廉所作的校歌歌词中，倡导“植立师道”，主张“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在精神上与此校训也是贯通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西迁，与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合组为西北临时大学（后改称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文，要求“全国公私各级学校务各制一特有之校训及校歌”。随后，西北联大常务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合组各校校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了“公诚勤朴”的联大校训。关于这个校训的内涵，黎锦熙先生的解释为，“公”以去私，“诚”足去弱，“勤”可开源，“朴”能节流，勤朴公诚是民族苦疾“贫、愚、私、弱”的对症药。
1939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要求各级学校以蒋介石裁定的“礼义廉耻”为校训，西北联大及其分出校虽名义上服从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实际认同的仍是“公诚勤朴”校训。西北联大解体后，北师大从联大分出并西迁兰州，1946年在北平原址复校，学校虽屡受调整、遭遇波折，但学校的传统却得到了坚持，办学精神上与从前仍一脉贯连。
20世纪90年代，面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全校师生在筹备“211工程”的建设中，也在反思学校的文化建设。1996年，北师大启动校训征集活动，邀请校内专家学者共提方案。早在1993年，启功先生为北师大出版社有个题词——“师垂典则，范示群伦”，这个题词刻石放置于出版社大楼前。校训征集活动中，“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受到关注。考虑到其“稍嫌艰深”“稍感平板”“过于静态诠释”，启功先生也不同意以此为校训。“学为人师，行为师范”提出后，大家高度认同，加之几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发文推介，全校师生更是交口相传，媒体也开始注意并不断有报道。1996年11月4日，学校校务会议明确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定为校训，并请启功先生赐墨勒碑，先生欣然从命，这就是今天我们走进北师大南门看到的校训碑的来源。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延续了北师大的精神和传统。它与优级师范学堂时期的“树风声”“为标准”的追求、北京高师时期的完全人格养成的理想、改大后的对于言教与身教关系的重视，均有精神上的契合。二是简约而义达，言语通俗而意旨高远。赵仁珪教授说“它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老师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行于日常，用作箴言，是可终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事业理想。三是对中国的优秀教育传统、师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中国典籍中关于士人优秀品质的阐述内容不少，对于教师言行提出要求的观点也不少，相应的名言警句比较容易找到，但八字校训并非简单的照搬它们。启功先生专门对校训有所解释：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问、知识以至技能。仅仅具有还不够，须要达到什么程度？校训讲得明白，是要能够成为后学的师表。师表的标准，我们都能理解，不是“职称”、“级别”所能衡量或代表，这是不待多说的。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品行，这包括着思想、行动、待人、对己，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够成为世界上、社会中的模范。八字校训针对了北师大的实际、师生的实际，结合了时代的要求、国家的需求和学校的使命，超越了传统的德才、言行、身教与言教的关系认知，生动平易地诠释了北师大的办学理念，深刻隽永地明示了学校师生治学服务的根本遵循。
2014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广大师生，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谈到北师大的办学，总书记特意引用了“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校训，这大大激励和鞭策全校师生恪守校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励耘于祖国教育事业和文化传承创新事业，不断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党和国家满意、人民满意的优良业绩。
（撰稿：魏书亮、姜文，图片编辑：白媛，来源：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史话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2017.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