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著《劝学篇》，沟通中西，集“中体西用”思想之大成

晚清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和日本的崛起面前，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需要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清廷大员到士大夫阶层，处处弥散着“保国”“保种”“保教”的强烈危机感。洋务派的“自强”和维新派的“变法”，都是一种未能成功的尝试。张之洞由“清流”而入“洋务”，由“办洋务”而“行新政”，对“旧学”和 “新学”的关系，既有深入而系统的思考，也有实际而切身的体会，更有从施政着眼的利弊权衡和意见调和。正因为如此，他所著的4万余字的《劝学篇》，较顽固派的保守、洋务派的短视和维新人士的激进，更易为各方所接受。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内篇有九，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是谈如何认识和对待旧学，如何看待和发挥旧学的功用，所谓“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则含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农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功教十五篇，主要谈如何认识、借鉴和运用新学，所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中学西学的关系处理上，“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认为，偏激的趋新和守旧均无益于救时和应势，“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要匡救时弊、“保国保种保教”、“求富求强”，须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一主旨贯穿于全书。1898年，《劝学篇》成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交相嘉许，令广为刊布，通行各省。舆论称其为“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十日之间，三易版本，“刊行不下二百万册”。个人的思想和主张，由官方来推广，进而上升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殊荣为张之洞带来了莫大的尊荣。就连西方的传教士也称赞他是“这个国家赖以支撑的柱石”，将劝学篇翻译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然而，誉由此出，罪也伴之。它不仅被革命派视为“愚谬”，改良派也将其作为障碍。 “不知国家与朝廷之区别……不知欧美所以致文明之故……不知志士之所志”；“未闻以牛为体，以马未用”。张之洞的“扶清”立场和“固本”主张，更使他收获了无数批评。朝为“木铎”，暮为“箭垛”。然而，“中体西用”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自不必说，即就现实的考量来看，放在清末，它是中国“求富求强”途径的一种策思和探索；着眼今天，它仍能够在面对文化的“民族性保持”和“世界性获得”的张力时，给我们提供启示和镜鉴。

制定癸卯学制，折衷内外，对中国近代教育进行系统设计

晚清在发展近代教育上是有综合考量和整体规划的，清政府设计的学制，先后有戊戌变法时的《奏拟大学堂章程》、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奏拟大学堂章程》由梁启超行文，属草案，出台仓促，颁布不久即被弃置。壬寅学制为过渡，由张百熙主持拟定，颁而未行，存在一年零四个月。癸卯学制为定案，由张之洞实际主持，张百熙、荣庆等共同参与，1904年1月公布，民国成立初仍在发挥作用。三者都贯彻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标志启动戊戌变法事宜的《定国是诏》，明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光绪批准的《奏拟大学堂章程》，在学堂功课例中提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 在《钦定学堂章程》的制定过程中，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与时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直有沟通。张之洞多有建议，像“日本学制尤为切用” 、“管学之员宜赴东学习”, “编订教科书”等，受到张百熙的格外重视。1902年8月,张百熙上奏《钦定学堂章程》，谕允颁行全国，因多方表有异议，且屡遭参奏，施行陷于困境。此时，由张之洞主政的湖北，是新政的各省表率，其学务成绩尤为突出。考虑到张之洞的影响和资历，处境尴尬的张百熙以及刚刚增派为官学大臣的荣庆，共同向清廷上折“奏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张之洞由此走进中央教育改革的舞台，并反客为主地成为实际上的主持者。1904年1月, 张之洞和张百熙、荣庆一起上奏《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该学制立足国本，取法日本，对中学有格外的突显，对西学有全面的纳入，并特别融入了湖北的经验和成例。它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始于蒙养院而终于通儒院，横向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说得上是体系庞大，课程完备，禁戒严整，并尽可能兼顾了各方的诉求，成为首次得到实施的法定的国家学制系统。

推崇师范学堂，视其为教育造端之地，推动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置

《劝学篇》谈及教育在新政中的地位，认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主张“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如何广设学校，张之洞的主张是，师范教育不仅优先办理，且要高其位置。1902年，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办学折》中，提出了各学堂办法15条。其中，“师范学第一。……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张之洞的特别之处是，不仅这样说，还这样实施。1902年，他频频派人到日本考察师范教育，并正式开办湖北师范学堂。1903年，兼理两江总督期间，又开办三江师范学堂。他办理师范教育的成效和措施，无疑是癸卯学制单列师范教育系统的底气和重要根据。由此，湖北的师范学堂章程，几乎成为癸卯学制规划师范学堂的蓝本。按照癸卯学制，“大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并行实施，由此，附设于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面临着照何章而遵的选择。《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将来大学堂开办预备科及分科大学，事务至为繁重，仕学师范两馆均应另派监督自为一学堂，径隶于学务大臣。其仕学馆课程应照进士馆章程办理，师范馆可作为优级师范学堂，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由于清末政府财政拮据，且对待新政意见多歧，中央各部施策难免会经常犹豫，以分科大学的办理为例，就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07年9月，清廷谕令入值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他一改学部的拖沓，在大学堂分科大学筹办迟缓、进士馆已经停办的情况下，首先推进优级师范学堂的建设。1908年6月，学部上“奏设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并遴派监督折”，清廷依议。张之洞即派自己的门生陈问咸任监督，并负责新堂舍的建设和迁入工作。11月14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正式开学，1909年6月迁往新址。为庆祝新校址的启用，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张之洞亲临现场致辞，称“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这段话既集中宣示了他对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也指明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定位，表达了一个行将成为历史、以教育为新政根基的清廷要员对师生的期望。1909年10月，张之洞撒手人寰，画上了人生的休止符。他倾力经营的中国教育事业，并未停步，不断在“本土诉求”和“西潮冲击”的风浪中，加快了探索向前的步伐。

在中国现代教育的演进中，张之洞无疑有着本源处的综合影响力和显著作用力。北师大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其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自始便有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和“择善固执”的担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之洞与北师大产生交集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追述北师大的以往，我们不可忘了张之洞。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京师史话》推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