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现名开慧镇）出了两个秀才。一位是枫树湾（现名飘峰村）的缪芸可，一位是板仓冲的杨昌济。缪芸可大女儿叫缪伯英，女婿叫何孟雄；杨昌济小女儿叫杨开慧，女婿叫毛泽东。

1921年10月9日，是个星期天又是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的婚礼正在中老胡同5号举行。两个人的名字一“英”一“雄”，后来被誉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他们俩位列其中，而新娘缪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桃哥”——缪秀才的女儿

就见14岁的缪伯英冲上前，背起三华，追上警察押送的吴老板，大声对三华说：“吃你女儿的是这个恶魔！”

1899年10月21日，缪家老大降生了，缪芸可喜得千金，非常高兴，他给孩子起了个乳名“玉桃”，学名缪伯英。缪伯英话不多，性格坚毅，天不怕地不怕，像个男孩子，妹妹仲英、弟弟立三不管她叫姐姐，却叫她“桃哥”。

辛亥革命后，缪芸可辞去湖南省教育司教育科主任，东渡日本学习现代教育。半年后归国，在家乡创办小学、女子职业学校。受开明家庭的熏陶，缪伯英与男孩子一样，10岁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学习，还在平江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寄读一年。

启明女子师范的刘三华，父母双亡后，被狠心的叔叔卖给了在平江开赌场的吴老板。吴老板一妻两妾生了7个女儿，三华头胎也是女儿。中秋节这天，随着一声啼哭，三华的二胎又是个女儿。望着刚刚降生的女儿，重男轻女的吴老板失望到了极点，他丧心病狂地抓起女儿，一下子扔进了水桶，活活地溺死了。

消息传出，启明女子师范的学生非常愤怒，在女校长的率领下，来到吴老板家抗议。大门一开，就见五花大绑的吴老板被警察压了出来，门外顿时骂声一片。突然，披头散发的三华冲了出来，指着吴老板的背影叫骂：“魔鬼！他是魔鬼！” 女校长见状赶忙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三华。神情恍惚的刘三华一把推开女校长，大声骂道：“就是你！你吃了我的孩子！”见此情景，人们都不知所措，傻傻地站着。就见14岁的缪伯英冲上前，背起三华，追上警察押送的吴老板，大声对三华说：“吃你女儿的是这个恶魔！”

一个警察对缪伯英的举动非常惊奇，问道：“女学生，你的胆子真够大的。就不怕我们把你抓起来？你叫啥呀？”缪伯英一字一顿地回答：“维护正义，何来害怕！本姑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叫缪伯英！”人群发出一片赞叹之声：“姑娘！好样的！”

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3年前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杨昌济此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全家从乡下的板仓冲迁到了长沙。在乡下，缪伯英和杨开慧就是好姐妹，小两岁的杨开慧也管缪伯英叫“桃哥”。到了长沙，两个人来往更多了。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用今天的话，她就是当年湖南的高考状元哩。

头发的故事

缪芸可对女儿的举动不仅没有谴责，还给校方回了一封信，“我有心灵能识古，年逾古稀亦知新”，以示支持女儿的行动。

1919年的秋天，缪伯英从三湘之国来到了文化之都北京。刚到北京的缪伯英，感觉什么都新鲜：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皇家气派的园林、悠长的胡同、流派众多的思潮……开心的是，她又见到了杨开慧。原来，一年前，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迁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新思潮交汇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气象。求知若渴的缪伯英，很快就融入了滚滚的反封建新思潮洪流之中。

当时，新派女学生认为留长发就是封建意识，缪伯英等女高师的学生纷纷剪掉一头长长的秀发，留起齐耳短发。女高师当局觉得这些新派女学生是在挑战学校的权威，哪儿还符合妇道操守？

于是，校方在图书馆前贴出告示：“今日我校学生多剪发齐眉，有伤风化，有悖妇德，应与禁止。责令擅自剪发者复蓄，未剪发者不得效仿。如敢固违，定以校纪处罚，令家长接回不得再入本校。” 还要求学生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督促执行。但是，缪伯英、张挹兰、许羡苏和体育系的甘睿昌4名女生，死不遵命。她们觉得：皇帝都没了，男人的长辫子都剪了，凭什么女生不能剪短发？

缪芸可对女儿的举动不仅没有谴责，还给校方回了一封信，“我有心灵能识古，年逾古稀亦知新”，以示支持女儿的行动。许羡苏是鲁迅的同乡，鲁迅是她的保人。为了这事儿，鲁迅几次找女师校长疏通无果，就退了女师的聘书，还写了一篇《头发的故事》的短文，借守旧的N君的话，加以讽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在社会上的一片抗议声中，最后，这件事情只好不了了之。今天我们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缪伯英照片，多是一头短发，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缪伯英在北京大学湖南学生同乡会认识了北大学生、酃县同乡何孟雄。以后，她就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参加社团活动。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何孟雄、缪伯英等不少学生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对于“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工读互助更是着迷。

邓中夏、何孟雄等13人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暂时重工轻读，绝对实行共产。他们在北大二院对门、沙滩东口骑河楼斗鸡坑7号租了3间小房子，贴上“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对联，摆上5张桌子，办了个“俭洁食堂”。小饭馆里切菜端盘子的几名学生，都是日后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缪伯英等女生也不甘落后，中断学业，组织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了间房子，挂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女学生变身“女裁缝”。开张之日，她们还贴了不少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一时间，学生搞工读互助成了社会新闻，北京《晨报》的第三版赫然标题——《寒苦学生之模范》，介绍何孟雄等学生开办的“俭洁食堂”，称赞“菜蔬精美价格低廉，大受学生欢迎”。缪伯英等女生开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经过《晨报》的报道，甚至有外地女生前来参加。一番光景，好不热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学生们凭着“理想”和热情，不怕吃苦，勤于劳作。但事与愿违，他们没有经营管理经验，不但毫无盈余，反而赔了本钱。美好的空想还是被现时的残酷击碎了。1920年3月23日，何孟雄等人的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9月，缪伯英等人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也坚持不下去，解散了。

痛苦的失败让何孟雄、缪伯英等学生意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于是，他们摈弃了工读主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亢慕义斋”与中老胡同5号

晚上，陈独秀对何孟雄说：“去年你出席少共国际‘二大’，听说介绍信和‘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是你夫人缝在衣服夹缝里，连看守都没搜出来？”

李大钊的大名缪伯英早在湖南时就知晓，李大钊《大哀篇》等文章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在北京大学，缪伯英终于见到了李大钊。先生原来如此年轻、如此朴素，“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原来根本不是夫子老者模样。

“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听完先生的演讲，缪伯英找到李大钊，十分激动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见她十分诚挚，就答应了缪伯英的要求。从此，缪伯英经常到李大钊那里求教学习。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北大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研究会。

北大校长蔡元培为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拨了两间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名曰“亢慕义斋”（Communism音译），即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室内墙壁正中挂着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宋天放手书的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墙的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

“亢慕义斋”收集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二期院》等汉、英、德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及报刊杂志。何孟雄、缪伯英等经常聚在这里，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他们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章节：“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参加了会议，她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一行秘密来到北京，和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召开几次座谈会后，建议北京先进的知识分子应该建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表示深有同感。之后，经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一行秘密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面。8月，上海共产党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当选为书记。在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陈友琴等9人，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黄凌霜等4名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纪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与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发生意见分歧，宣布退出。为了充实党组织的力量，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就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吸收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缪伯英、范鸿劼、李梅羹等人转为党员，一时共产党小组党员达到11人，并决定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李大钊任书记。21岁的缪伯英，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李大钊、张申府原本希望发展天津的刘清扬，成为妇女中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但刘清扬发现名单上有张国焘，就拒绝了。原来五四运动快结束的时候，张国焘向刘清扬提出恋爱要求被拒。她怕张国焘再纠缠，“感情上的沟壑”让刘清扬没有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1921年1月，刘清扬到法国参加了旅法“共产党小组”，入党时间比缪伯英晚了3个月。

景山东侧有几条细长的小胡同，老百姓形象地唤作老虎洞胡同。叫着叫着就简化了，西边的叫西老胡同，中间的叫中老胡同，北京大学的许多女学生就住在这一带。

1921年10月9日，是个星期天又是重阳节，有着共同理想和信仰的何孟雄、缪伯英喜结连理，在中老胡同5号举行结婚典礼。从这天起，他们家就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经常在他们家里开会活动。

1922年秋的一天，陈独秀从上海秘密来到北京，住进了中老胡同5号，准备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 “四大”。晚上，陈独秀对何孟雄说：“去年你出席少共国际‘二大’，听说介绍信和‘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是你夫人缝在衣服夹缝里，连看守都没搜出来？”

闻听此言，何孟雄看了一眼妻子缪伯英，不好意思地说：“是伯英缝的。不过我没去成俄国，在满洲里被捕了。”陈独秀摆摆手说道：“这不怨你，是特务关谦密报的。你不是还由此得了个‘江囚’的笔名吗？不说这事了。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否？”

何孟雄、缪伯英夫妇赶紧问：“先生，什么事这么神秘呀？” 陈独秀哈哈一笑说道：“请伯英也把文件给我缝在衣服里行吗？”原来如此。两口子赶紧答应，缪伯英穿针走线，巧妙地将文件缝在陈独秀衣服内层，从外边一点都看不出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后，原北京共产党支部的《工人周刊》成为北方分部的机关刊物，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缪伯英担任编委成员。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2月7日拂晓，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与警察镇压长辛店罢工工人。缪伯英与罗章龙、高尚德、何孟雄等一起，在景山东北的骑河楼，秘密编辑《京汉工人流血记》，并到长辛店组织救护，慰问受伤工人、援助失业工人。为合理发放募集来的救济物品，缪伯英到受难工人的家里，逐一了解，及时把东西送到他们手中。

景山东北的腊库胡同，因为明清时期内务府曾在这里设“蜡库衙门”而得名。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后，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5月21日清晨，京师警察厅侦缉队包围了腊库胡同16号玄坛公寓。住在这里的高君宇刚刚起床，他的居室靠近门房和厨房，从窗口看见军警直奔上房张国焘的房间后，他赶紧销毁文件，躲进厨房，化装成伙夫，拿起一个菜篮子，从容地走出大门。担任中华铁路总工会干事的张国焘与新婚妻子杨子烈被侦缉队抓走后，为了保命，向京师警察厅出卖了党的组织，供出李大钊等45人的名单。5月30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密咨内外部总长“请转令严拏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

得到这个消息后，中共北方区委安排李大钊离京到河北昌黎五峰山暂避，不久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缪伯英由何孟雄护送，告别了北京，南下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长沙。

“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由于缪伯英遗体无人认领，扬州会馆迁址后，下落不明。重九、小英两个孩子，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也失散在战火中，至今杳无音信。

回到长沙后，受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的邀请，缪伯英担任了女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在党内，她兼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和妇委书记，同时参与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秘密联络机关就设在女师附小。

回到家乡后，缪伯英立即投入革命工作。她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会上，她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有人向徐特立偷偷反映新来的附小主事思想很“激进”，徐特立为她打掩护说：“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青岛、五卅惨案发生后，缪伯英、徐特立领导长沙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查禁日货，她还被推选为救济遇难同胞家属的济难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26年1月，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身份，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北伐军挥师入湘后，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1926年10月，何孟雄从北京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也被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

1927年秋，受党组织派遣，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一起秘密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何孟雄化名刘元和，表面上是韩昌书店的店员，在党内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缪伯英化名廖慕群，在华夏中学当物理老师，实际担任上海沪东区妇委会主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缪伯英、何孟雄先在成都路小菜市场附近安家，但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

这天，两口子大“吵”起来。何孟雄“满脸怒气”冲出家门，就见缪伯英指着何孟雄大声喊道：“你今天离开这个家，就别回来！没良心的东西！”何孟雄头也不回地走了。“怒气未消”的缪伯英返回屋里，边哭边收拾东西，带上一双儿女——重九、小英两个孩子，也离开了。不久，他们一家在法租界汉壁礼路1225号“新家”又团聚了。除了经常搬家，缪伯英、何孟雄也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缪伯英多次叮咛担任秘密交通工作的缪位荣（缪伯英族兄，同时兼管家务、带孩子）：“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就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为了开展秘密工作，缪伯英除了教书，还要到工厂做女工的工作，时常天未亮出门，夜深才归，回到家也不能立刻就睡，还要照顾年幼的一双儿女。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缪伯英染上了伤寒，被送进黄浦区汉口路515号德国人开办的宝隆医院25号病房。

缪伯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生也回天无术。生命垂危之际，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诀别：“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兄，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

缪伯英去世后，她的灵柩暂厝上海扬州会馆。1931年2月7日，化名陈方的何孟雄，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国民党秘密枪杀。由于缪伯英遗体无人认领，扬州会馆迁址后，下落不明。重九、小英两个孩子，在龙华监狱关了一年多后，被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也失散在战火中，至今杳无音信。

缪伯英的生命只有短短的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作者刘岳，原载《北京日报》（原题《中老胡同，走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2017年7月4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