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展
一九三五年，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我党因势利导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南下宣传途中进步学生酝酿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在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成立，会议的参加者有十几人。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队员“规约”，会后发表了成立宣言。会上还产生了领导机关——总队部，敖白枫（高锦明）任总队长，秘书刘文卓（刘导生），组织部长肖敏颂，宣传部长王仁忱。民先队成立之初有队员三百人左右，分为二十六个分队。黄敬任党团书记。
三月间，民先队员人数迅速增加，于是在总队部和分队之间设立了区队部，按城区分为东城区、西城区、南城区和西郊区四个区队。郭清追悼大会前后，由于当局的残酷镇压，及“三三一”游行的“左”倾举动脱离了广大群众，使民先队的组织发展工作遭受严重挫折。
一九三六年春（三月或四月）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他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对民先队的领导。特别是注意肃清党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余毒，这对学生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月前后，华北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日本政府和冀察当局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对此，五月八日北平民先发表《对时局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防共协定的签订，就是订立了彻底出卖华北的契约”。五月十七日，民先召开代表大会，开始了对“联合战线”的认识与工作方式的改变。六月七日，北平民先队部通过《为扩大救亡力量论“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救亡的唯一的正确的路线”。为了反对日寇增兵华北，我党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天津学生“五二八”和北平学生“六一三”抗日大示威，使学生运动走向了新的高潮。五月底北平民先队增加到五个区队，队员六百多人。六月，民先队员迅速发展到一千三百人。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民先队发出《关于改造组织的决议》。这时北平民先从五个区队划分为九个区队五十一个分队。到十一月，又扩展为十四个区队。
八月底，北平民先民主改选了各级干部。李昌（雷骏随）当选为总队长。总队部的负责人还有：顾德欢、李声簧、孙陶林、杨雨民、袁也烈、杨克冰等。九月二日，北平民先发出《告队员同志书》阐述了民先改组的经过和意义。
为了总结前一段的抗日救亡工作，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北平民先十月四日召开了第一次扩大干部会。到会者一百二十五人。从此，民先打破了那种秘密组织状态，确定了内部尽量公开的原则。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以最大的努力，促成联合战线的开展，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十一月间，全国援绥抗战运动轰轰烈烈。十九日，北平民先发布扩大募捐运动指示，号召广大民先队员节衣缩食支援绥远抗战。
为了援绥抗战，十二月十二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抗日游行大示威，北平民先总队长李昌等担任了这次游行的总指挥。
双十二游行的当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民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总队部印发了《西安事变之分析（大纲）》，阐明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总队部还发布《民族解放先锋队告社会人士书》，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民先成立后，积极向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发展组织。首先是利用暑假民先队员返乡的机会，扩大民先组织。例如，回湖南长沙的民先队员，在岳麓山爱晚亭成立了民先队。此外，在北平民先总队部指导下，清华民先队成立了通讯小队。它通过通讯联系发展组织，例如，法国巴黎、里昂的民先组织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这样，经过平津民先队员的多方努力，民先组织遍布全国的几十个城市。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北平召开了民先全国“一大”。会上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七人为全国总队部负责人，会上还通过了“政治及工作决议案”、“民先队组织法”、“告全体队员同志书”等。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民先工作的发展。
这时，北平民先队员达二千三百多人，有十四个区队近七十个分队。北平队部由孙传文（孙陶林）任队长，其他负责人有：邓力群、李声簧、杨雨民、杨克冰、袁也烈、李平、孙思白、朱剑民等。到“七七”事变前，北平所有大学和绝大多数中学都建立了民先分队，有分队近百个，队员约三千人左右。
宣传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民先一贯倡导的原则。为了适应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我党决定撤销共青团，以便通过民先队等组织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北平民先首先是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例如，北平民先和学联曾派高锦明、黄诚等到西安开展工作。在西安，他们谒晤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国民党上层人物，还曾派董秋耘到香港，在那里他见了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延锴、蒋光鼐等。此外，还派代表见过宋哲元、阎锡山等。在争取师生合作，争取工商业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面，民先队也做了大量工作。
学习政治理论是民先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党通过民先总队部推荐一些革命书目，供广大民先队员阅读。
民先队还曾多次进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讨论。例如曾讨论过“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胜利会师后的形势”、“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当前学生运动的任务和存在的问题”、“佐藤外交和中日关系”等问题。
为了指导和介绍各地救亡运动，宣传民先队的政治主张，民先队办有《民先队报》。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查禁，曾先后用过《民族解放》、《解放之路》、《一周间》、《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生活》等名称。
在“一二·九”运动中，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开展过广泛深入的斗争。一九三六年秋，党内的徐芸书发表《论无条件统一》一文，公然提出“无条件统一”的左倾投降主义口号。民先队员蒋弗华也发表《呼吁统一》一文，说什么“无条件统一就是使抵抗有胜利可能的唯一保证”。随后，他又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公开主张青年人走第三条道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的政策方针又由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这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芸生曾连续发表六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企图把学生运动引向歧途。
为了对广大青年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刘少奇撰写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左派》等文章。通过党的及时教育，广大民先队员认识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就是主张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认识到所谓“第三条道路”，其结果只能是断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民先队员于刚发表了《与王芸生先生谈青年政治思想》一文。与此同时民先队员还参加了北平文化教育界黄松龄、吴承仕、张友渔等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他是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民先队处在华北国防前线，切身感到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了。因而十分重视学习军事准备抗战。为了进行军事训练，北平民先队部设有武装部。他把组织民先队员开展军事训练演习，作为中心工作来进行。
最早的游击战术训练是秘密进行的。党组织找到一位有打游击经验的同志，办了一天训练班。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北平民先第一、二、三区队二百多名民先队员，在西郊联合举行了军事演习。后来，这种军事演习不仅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规模越搞越大，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活动。
此外，民先总队部还在《民族解放》上连续刊载了《抗日救国游击战争讲话》，向广大民先队员系统地介绍了游击战争的理论。
一九三六年暑假，北平民先总队部和北平学联，还成功地联合举办了两次联合野营。第一次是从七月十日开始，在西山樱桃沟一带举行，为期一周。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一百六十余人。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西山卧佛寺、周家花园和老虎洞一带举行了第二次夏令野营，参加者二百三十余人。夏令营的组织完全是军事化的，由总队部主持，党还派来老红军袁也烈和朱明担任军事教官，帮助同学们学习军事知识、掌握军事技术。
还有许多民先队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开展工作。例如，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王曲镇办军官训练团，其中有很多是民先队员。有些民先队员到了山西，为后来创建新军和发起青年抗敌决死队做出了贡献。有些民先队员参加了一九三七年六月，由二十九军主持的在西苑举行的军事训练。还有一些民先队员到了陕北苏区。
上述活动为以后大批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面向军队，转向农村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准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八日、九日，全国民先总队部和北平民先队部分别发出紧急通告，号召全体队友立即总动员起来，准备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
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大批民先队员迅速奔赴抗日前线。在太行山游击根据地活跃着以杨秀峰为领导的、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太行山师生游击队。北平师大的王文彬为湖西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杨学诚开辟了鄂中根据地，李哲人等到晋南帮助开辟根据地。杨雨民、杨克冰到了晋察冀。宋尔纯、康世恩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黄诚、谢云晖等参加了新四军，等等。同时，民先队还和平津流亡同学会一起，组织随军服务团，到国民党军队去，推动他们抗战。
七七事变后，民先总队部先后辗转太原、临汾、西安、武汉等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根据党中央关于采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团结广大青年的指示。民先队不再发展了。这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成立起，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停止发展之日止，历时两年九个月。民先队在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推动了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学生运动与工农和武装斗争相结合。
（作者任铁英、师效，原载《北京青运史资料》，1985年，原文有删减。）